在我看来，这正是使我们脱离基本群众的作法。还有我为了我们在师院时那种高高在上被人们视如贵宾的处境十分忧虑，我们当时过分自负了。这种错误得到了恰如其分的惩罚，你记得那天下午的场面吗？那是我们活该。我记起了肖洛霍夫笔下的达维多夫，他对鞭打他的群众说；一切都为了你们，你们却这样打我”。但他也知道那是拉古尔洛夫的不好，难道我们可以设想他对群众进行报复吗？他是这样说的：“有人想要我求饶，这是不可能的，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使布尔什维克屈服。我不会报复你们的，布尔什维克不会这样对待自己人。但是要使你们觉悟”。这就是我所向往的英雄，为什么当时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痛恨”卫道者”们呢这就是原因。

我们反对的不是个别人物：而是一种习惯的机械势力。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全部困难：这也是我们的光荣。

再举一个例子吧我想引一段咱们都熟悉的一段话；每天我在墙上划一横，每五天就凑成一个‘正’字。每天我都盼望出狱，可是每天都叫我失望。秋天了，透过铁窗可以看见白云在飞，我真难说出那时候的心情，那时的滋味，我只是忧郁地望着那一小片青天和飞翔着的白云，我想起了‘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决定自杀，决定深夜撕下被单上吊。后来我想到一个姓聂的朋友，我就改变了主张，他是个老干部、**员、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了。曾在杭州西湖公安分局工作过，后来调到江南分局任南桥派出所长。我和他接触了几年，知道他是一个热情公正的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领导干部以审查他的名义，在1954年把他关在狱里，他不服气，整天吵着要自由。这批家伙就给他戴上了镣铐，他受了刺激以后，精神错乱，终于上吊自杀。

等到发觉后被送到医院里，几个局长、副局长吓得轮流到医院里去探望，还告知医院，只要救活他，花多少钱都可以。结果人还是死了，这批人就在党内下一个含糊的通报，说他畏罪自杀，草草了事。（我不知道详细情况，但我顺便为我们的朋友控诉，要求重新审查案子，追究责任）我之不再自杀就是这个原因。否则，落下一个畏罪自杀的名义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

不自杀的另一个原因是对民主、自由的坚定信念。民主、自由是真理，今天它虽被这批家伙玷污了，终有一天，会重放光芒。

我一定要活下去，要做一名民主自由的勇猛战士。这批家伙们现在这样胡作非为，但终有一天要受到正义的裁判。就是这样我耐心地等待着，忍受着那狱卒的吆喝，忍受这惨无人道的折磨。”

你能不为这样的申诉感动吗？难道无产阶级的立场排斥正义和真理吗？难道马克思主义否认真理的客观标准吗？（这是那些理穷词尽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的歪曲和污辱）这些就是我们要反对的现象。

咱们在一起谈过了多少知心话，你不会不知道我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感情，党的错误我们感到痛心：而社会主义这是我们自己的理想。完全不需要从外面输入进来。可是现在这些现象，我们反对的那些东西，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而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用哥穆尔卡的话来说，我们要反对的是那种把威信建立在血、牢狱与欺骗的基础之上的本国版的贝利亚主义。

现在我们是在困难中，受到各式各样的人的反对。但是为了摧毁那种建立在血、牢狱与欺骗之上的威信，为了那些无辜的被损害者，为了曾昭伦、钱伟长的自尊心，为了真理和正义，为了理性和人权，我们愿意殊死地搏斗。江隆基这家伙试图用什么“岗位”之类的废话来吓我们，老实告诉他，就是付出生命，我们也是愉快的，我不会忘记保尔的话，为了爱人活着这是卑鄙，为了家庭活着这是自私，而为了个人这简直是无耻，我们可不是那种人。

至于你对我的某些无理，现在我不再计较了，我对你的不满是你凌辱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理想，我们的“五·一九”运动，我们纯洁无私的心灵。这方面按照生活的意志，我不能原谅你。

(1957)6月 2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