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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恩塔下的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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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恩寺虽然历经风雨,有兴有废,直到解放前仍然保存唐至清五朝的古迹文物。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国恩寺的佛像、法器等文物古迹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僧众都被遣散了,只有鼎光、自觉等几位法师坚持住在寺庙里。二十世纪八十年初以后,国恩寺看到了曙光。一九八二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修复开放国恩寺。方丈鼎光法师的带领下,当地主管部门、港澳同胞积极支持,经过十多年的修葺,国恩寺变得更加庄严肃穆,丰富多彩:寺前山门大牌坊、天王殿、大雄宝殿、六祖殿及配殿、方丈室、报恩塔、六祖纪念堂、圆通宝殿等主体建筑已修复和重建。

同时,还重修了六祖父母亲的坟。六祖亲自种的荔枝树,也得到了很好的维护。

这里,让我们看看报恩塔吧,这是六祖报恩意识的又一见证。

报恩塔是在报恩国建起后的又一大工程。

1300年以来,期间维修情况,缺乏完整的史料记载。1989年重建报恩塔,在塔基挖出一块石块,面上刻着“大中祥符二年岁次己酉三月十四日……六祖大师宝塔……监修区贤逊石匠许应林”字样。这块石头,现在立于塔后侧墙上。据此可知,在离六祖建塔约三百年的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报恩塔进行了修建。此次修建是重建,还是仅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整修,已无法考证。

后来,又发现一块刻有“元至正十七年”字样的塔砖,此砖现存于新兴县档案馆。

由此,可以证实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塔壁进行过维修。清初潘毓珩所撰《卢溪通志》记载,塔中石柱上有石刻,刻着建塔时石柱施者的姓名和施舍年月,有南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和开禧三年以及理宗淳钓三年(1243年)等时间。

这些石柱,1989年时还存有残块,字虽剥蚀,但依稀可辨。根据这些考古实物分析,南宋这次重修应是重建,北宋大中祥符二年的石块埋入地下作塔基就是最好的说明。

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又一次修葺。明清两代,报恩塔一直屹立在龙山上。

明朝著名理学家陈献章在正统年间(1436~1449年)来游国恩寺,曾写下《龙山吟》六首,其中有“寺旁老塔依然在,却到乾坤种种无”之句;弘治七年(1494年)新兴县知县蒙惠《游龙山》诗也提到“到门看塔闻僧话,对景忘机尽日游”;

清初潘毓珩《卢溪通志》编列卢溪十景,其中就有“古塔藤阴”一景。

至于明代以来,报恩塔有否修建,未见记载。但明清两代国恩寺有过几次大的维修,报恩塔也应在修葺之列。据《龙山国恩寺志》记载:1925年,(报恩塔)还存有首层,基底直径宽10米,墙壁砌砖12隅宽的塔身,八角形每角在墙内竖一根石柱,塔外还倒在地下有数根,每根长约3米、宽直径60厘米的大圆石柱。根据石刻记录,地石伏石、布纹塔砖和石柱是宋代遗物。

据此,塔当为宋开禧所建之塔,为基底直径10米的八角形砖塔。至开禧以前塔的结构形状,就不得而知了。民国以来,寺宇乏人保护,塔砖逐渐散失,连残存的首层塔身也已不存。

1981年国恩寺恢复开放后,信众纷纷要求修复报恩塔。1987年9月,“筹建新兴国恩寺报恩塔委员会”成立,发动捐资。1989年4月在原址动土兴工,历时一年五个月,至1990年9月竣工。新建的报恩塔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八角七层,高28.88米,塔下基础深为2.7米,首层直径8米。塔内各层分别供奉禅宗初祖迦叶至二十八祖达摩的28幅石刻像,每层还供有手印各异的地藏白玉佛一尊。每层均有走廊通向外面。塔门匾额“报恩塔”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所题。

走进国恩寺,但觉惠风畅爽,心旷神怡。

菩提无树,东土有缘传善种

明镜非台,南天留偈证前因

读着这对联,让人想到六祖当年在黄梅向五祖学佛作偈的情景,真如在目前。

进步方知山第一

入门始觉地无双

国恩寺和报恩塔的气势和灵气,让我的心灵为之一震:佛门圣洁如许,心入此景,顿觉地远天高。

国恩寺和报恩塔共有的“恩”字是不朽的,它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灵魂。

我细读着“百城烟水无双地,六代风幡自一天”以及“花飞净界香成雨,月照禅心色是空”的古联,深感六祖智慧如此博大精深,他的包括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在内的思想理念是何等的精妙深邃!

《六祖坛经》写“孝养父母”

《六组坛经》写道:“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六祖提倡性善论,崇尚德性,主张施行孝道,把佛学与玄学、儒学结合起来。由此,六祖让佛学走进了平凡百姓家,走进人们的寻常生活中。

这些佛理的形成、确立和创新,与惠能一家的遭遇背景是分不开的。

六祖惠能的父亲卢行瑫,原为唐朝官吏,因为主持正义,秉公执法,为民解忧,于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被贬谪流放至新洲夏卢村为民。这里偏僻荒凉,山多林密。唐朝初年,和康州、钦州、琼州等地被朝廷看作是岭南流放地。卢行瑫是唐朝第一个被流放到夏卢村的人。

父亲逝世在唐贞观十四年,惠能这时才三岁。寡妇带幼儿,口吃尽苦头。小小惠能就以卖柴供养母。他每天挑柴,身负重担,步行24里地才到达县城。母亲,在他的眼里是神圣的。父亲虽然过世早,但养育之恩早已铭刻在惠能幼小的心灵里。因此,在惠能继承五祖的衣钵,创立顿悟法之后,总是念念不忘父母之恩。康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六祖在家乡龙山建了“报恩寺”,神龙三年,唐中宗李显敇赐报恩寺为“国恩寺”。在六祖圆寂前一年,即唐太极元年(公元712年),他命门人在国恩寺侧另建一座报恩塔,表达“浮屠七叠报椿萱”,报亲恩建浮屠落,叶归根还故里的动人情怀。

唐先天二年(公元713年),惠能从弘法地曲江宝林寺回到生他养他让他感悟佛道的故土“新州”(现新兴县),并在国恩寺旁边亲手栽下一棵荔枝树。公元713年八月初三,六祖大师就在国恩寺圆寂。

六祖叶落归根,所做的一切,全是为了报四重恩(父母恩、师长恩、国家恩、众生恩)。

然而,六祖之前,佛教是受到悟会的。

世界有时处于一片混沌。

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传入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佛教一直受到来自各方所谓“不孝”的非难。有不少人在议论说:佛家是不讲君臣父子的,背离了孝道。还有人认为,信佛去做和尚的人,违背了父母的意愿,好像是离家出走一样,无情无义,目无父母;从此不娶不嫁,绝嗣无后,是最大的不孝。正如同儒家所讲的“不孝有三,无后大”。

中国孔孟的儒教文化有着无以伦比的深厚底蕴,特别是三纲、五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等,已被确立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和行为的人伦道德标准。

于是,儒家对佛教产生了误解,多是“不孝”的指责。渐渐地他们认为佛教“无父无君”,有违从愿,必然会遭到儒家排斥的。事实上儒家早就以此作为反对佛教的最大理由了。

先前,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受到欢迎和尊重,曾经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

到了北朝与晚唐,种种误会出现了。佛教曾几度遭受危难,面临着灭顶之灾。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帝以及后周世宗先后掀起大规模禁佛、灭佛运动,佛教称之为“三武一宗之厄”或“三武一宗法难”。这是佛教界血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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