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成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相当于今天的考勤。

张居正在当首辅大力推行改革，搞出了一整套的制度，但是张居正很清楚，制度是次要的，执行是主要的。万历时期，大明朝经过将近二百年的发展，封疆大吏除了想法设法的捞银子，享清福，没几个愿意干实事。指望着这群懒汉突然良心发现，辛勤工作，那就是天方夜谭了。

于是，张居正想出了一个办法，具体来说，就是记账。比如是一个知府，在年前的时候就要把今年想要完成的工作一一列明，抄录成册，自己留一份，然后往朝廷，甚至说是往张居正那送一份，到了年底，就是秋后算账的时候了。

其实我怀疑秋后算账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到了年底，知府和张居正留的那份册子一对，要是都做完了，当然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但是没过完，那么就恭喜你了，现在是知府，明年就是县令了。

如果你到了县城还是如此吊儿郎当的样子，对你的处分依然如此，直到你卷着铺盖滚蛋。

该法令的适用范围无穷大，从中央六部到边远山区，如不照办，一切都是要按照规矩处理的。

按照以往约定俗成的惯例，新官上任三把火，雄心勃勃一回，烧完之后也就完了，有些官吏也就不在意，以为咬咬牙就挺过去了。可是这次，他们把牙都咬碎了，也没有等到完成的那一天。

看似这个条例是非常的完美，但是，铁一样的事实告诉我们，只要是人想出来的制度，肯定就会有缺陷。而这个缺陷不是出在下，而是出在了上。

张居正作为当朝第一宰辅和实际的皇帝，这次可是动了真格的，真格到了令人恶心的程度。比如万历三年，有地方府县官吏反应，赋税实在是太难收了，你说十万就十万，要是遇到了天灾**，农作物歉收什么的，你让我上哪给你弄银子去。

张居正接到了奏折之后回家想了想，觉着下面人反应上来的问题也确实是有道理。于是在很民主的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又颁布了一条规定，从万历三年开始，各个地方的赋税，只要是收到了一定的数量，就算是没有收全，也不问罪。

但是这个一定的数量，张居正给的十分明确，就是九成，哪怕是少一分都不行。

这不明摆着把大家当白痴涮着玩吗？要是能收到九成，那还能叫苦吗？可是张居正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收不收得到，那是你的事，处不处分你，那是我的事。

第一次被当火锅底料的，是山东的几个难兄难弟，运气实在是不太好，死收活收就是没有收全，最为搞笑的就是，其中的某一位仁兄，收到了八成八了，可是剩下的就是收不上来了，还是被张居正咔擦一刀，降职处分了。

考成法，算是张居正的得意之作，改革的主要内容，即工作指标层层落实，完不成轻则罢官，重则问罪，坐牢杀头，令各级官员闻风丧胆。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有效的提升了明代各级官员的工作效率。

然而，考成法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陷。

比如，朝廷今年要收一百万两的税银，分配到了浙江，就是三十万两，这事就是户部浙江司郎中来管，由他监督执行。

郎中接到命令，就会传给巡抚。巡抚就要去找浙江布政使司大人，要求其限期之内收齐。

浙江布政使自然不会闲着，把任务分配给各个知府，限期收齐。知府又传达给知县，限期收齐。知县回去再召集衙役，命令其限期收齐。最后衙役就是干活的人，挨家挨户的上门收税银。

自明朝开国以来，一直就是这么个收法，看上去成效还不错，两百多年间，还没出过什么问题。

可是考成法一出，事情就出麻烦了。

原先是帝国中央下达命令，地方执行，遇上个天灾**，就执行不了，这也好商量，反正是三年一次的考核，政策灵活掌握，今年完不成，明年努力干。

但是考成法一出来，就不行了，给多少的任务，必须要在今年就完成了，缺斤少两你就要自己补上，补不上就要下课遭罪受罚。

这下就要了老命了，衙役收不齐，连累知县，知县在连累知府，知府连累布政使，要一层一层的追究责任，大家都是穿在一个绳上的蚂蚱，出了事，谁都跑不了。

与其自上而下垮台，不如自上而下的压台。一声令下，各地官吏纷纷行动起来，不问事由，没有借口，单位时间之内必须要完成任务。

于是顺序又反了过来，布政使压知府，知府压知县，知县压衙役，衙役最后就只能压榨百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