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的美就似青春少女，清纯天然去雕饰，粉饰过头就变味，就像好好的早餐，忽然加了一盘白切鸡，上错了时空，能吃出味？”

“过犹不及，可‘淡妆浓抹总相宜’该是已经过时了吧？”同伴似问非问地说。

“嗯，至少在张扬自我的当下是不适用了，不然校长怎么会在校园里引入土豪金呢。”

“虽说是少了点凝重，多了些浮躁，可这也该算是人家踩到了创新的起跑线上了噢。”那同伴说完还捅了一下对方，俩人就嘻哈着朝教室跑去。

再看那满墙尽带黄金甲的山墙，因全身囫囵个地都镶满了大金字，还真像长满了大金牙，还个个都明晃晃、光灿灿、硬邦邦，活脱脱就像个大街上的金字招牌；还惟恐你看不见，能做多大就做多大，能占多满就多满，真个不讲究。这要真是商业广告，应该是一流的：醒目、抢眼、拉风、气派、鹤立鸡群，可这是在校园里，似乎不需要这些口号特质的东西。首先应考虑的该是它与整体校园的和谐性、自身的艺术性、启迪性。校园不是购物广场，越招风越好，越出位越好；校园的宣传无论是墙上的还是地上的，首先要考虑的该是它的艺术性，要给学生营造一个陶冶性情的氛围，然后还要重视它的心智启迪作用，特别是要能具体地规范学生的日常行为。在墙上喊几句口号，是能高调宣传，可充其量也就是个工作性的表态，就如当年的“抓革命，促生产”几个字一样，是“最高指示”，可下面一喊就成了一个口号，那时叫得多响啊，但也无济于事。而当下是个不缺口号的年代，喊高了就成空喊，就像喝高了，该做啥都不知道了。实际，该做些啥，埋头干就是，不用张扬，更不用在墙上摆出一个大干革命的劲头。

“‘国际视野、民族情怀、特区气派、新华风格’，这几个字好像在哪儿见过啊。”董老师边走边说，他也刚从饭堂出来，一抬头就给那些个大金字撞了眼。

“你忘了去年底商报上有篇文章里出现过这几个字。”走在他旁边的张老师提醒他。

“是啊，我说怎么好眼熟呢。”董老师想起来了，当时他还评了一下那篇文章，觉得写得有点变调。

原来，那是登在商报12月的某个周三、某个版面的一段知名作家谈莫言同志获诺奖的随想采访。文章说的是，有几个作家在谈自己对诺贝尔奖的感想。他们说莫言的成功使他们找到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还说他们忽然醒悟到文学必须面对人生。但董老师觉得其实莫言也就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像有些人脑子是空的，只会人云亦云，看别人怎么写自己就怎么写，不仅没有新意，更无创意，但好处是赶时髦、摆姿态、口号响、动静大。文章最后还说：“作家们认为，应该在国际视野下开拓写作空间，作品还要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董老师更觉得这些人还是没弄懂诺奖，还是在给自己设定框框。

依董老师的观点，要用“国际视野”去写，那么，怎么写、写什么、写给谁看，都是个问题了，拿奖就更是个没边的事。也许他们是想说直奔诺奖去写吧？这感想还真敢想。这回好了，这“国际视野”都上墙了，多气派，都学得够快！

董老师当时就说，有机会得问问莫老师是否是那样写的，要是的话那可就好了，就有了框架和模式，就有捷径可走，就能多拿些个诺奖回来了。可结果是，听得张老师直笑。

再说了，董老师想，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那范围多大啊，多抽象啊，莫老师好像说他就是想到家乡就有了灵感。而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什么色、什么格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重视人格、人性、人品的培养，不然都不好意思出国旅游了。董老师确实没出国旅游过，他说自己脸皮薄，不敢出去。这话重了点，但也可能是真心话。

就说这“民族情怀”几个字吧，那也不是贴在墙上那么简单的事，这应该是记在心间、印在脑子里、烙在灵魂中的，该是细微之处见精神的事，不然一出国门，尽干些丢人现眼的事。董老师最看不起怀里揣满了钱，就还自我感觉良好，就不讲文明的人。可是，这些人不也是从我们的每个校门走出来的吗？应该都没少听民族情怀几个字吧？可一出国怎么就忘了自己是谁，来自何方了呢？咋就那么不长脸了呢？嘴上唱得再好听，能管个啥用呢！

还有那“中国气派”几个字，董老师也没想出是个啥气派，小说里还有国家气派？莫老师只是说：“能用富有特色的语言讲述妙趣横生的故事的人我认为就是一个好的小说家了。”听听吧，真诚、朴实才是正道。学校就是要培养这样的人。

最后那伙作家们还说：“要把诺贝尔文学奖作为文学竞争激励机制的一种，还要像农夫一样耕耘劳作。”诺奖是激励一下就能得到的吗？董老师不信，那不是很多人都可以拿了！人家老外评委是说过咱们还有一些作家也能得诺奖，但这奖只有一个，就给莫言了。可别听风就下雨，人家那是跟你客气一下，还真当真了啊！

为了拿奖，这一下子又回到老套路上了，又是口号、又是激励制度、又是搞框架那一套，还都跃跃欲试要来真格的了。这人，咋就不能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干事，咋就总像火烧屁股似地躁动？没有那段心力路程，口号喊得再响，也不过是摆摆架子罢了，还真就拿不到诺奖。别说“国际视野”帮不上忙，就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谁又能定出调调呢？董老师觉得，这拿奖的事不是下个大决心，喊个大口号就能成的事。首先，人家莫言同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的社会批评家之一（恩格道尔）。”人家写东西时，肯定没喊过什么气势磅礴的大口号。

“什么国际、什么特色、什么风格、什么气派，都是眼下最最高调的言词了。”张老师扬着头、歪着脖子说：“不讲国际，那是胸无大志，懂吗？”他一挖苦人时就这副模样。

“这老头就爱唱高调，还很会紧跟‘革命形势’。”董老师是老教师，他的思维方式就是今昔对比，他也常会想起“文革”的事。那时别人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别人喊什么你就得喊什么，而且喊得越响就越保险、越革命、越出众、越鲜红。这老头校长和他是同龄人，他的言行总让董老师想起那个年代，他就像那个时代的影子在校园里晃动。现在看看墙上的那些大金字，就明白那是他紧跟眼前形势发展的杰作，60后的人不会如此气吞山河地喊口号和“干革命”，董老师坚信。年龄能改，可思维模式难改，它已烙印般深深地烙在脑子里了，除非他时时提醒自己，不然就常常露馅，要有拍敌特电影的周密才行，可那多累啊！

“国际视野、民族情怀、特区气派、新华风格”，张老师大声读起来，又扭过头，斜眼看着董老师：“你说，要是全国的校长大人都这样搞会怎样？”

“怎样搞？”董老师假装没听明白，其实他当然知道张老师指的是啥。

“喊的太高就空洞，就像喝高了一样，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了。”张老师没正面回答。

“重要的是实干，没必要在墙上喊。”董老师表态了。

“要是全国的校长都这么能喊，是不是就和当年的大跃进差不多了？”不知张老师是否是当真在发问。

“差不多吧，那年代就是看谁能高喊。”董老师觉得张老师的联想也对路。

“若是照这样此起彼伏地喊下去，没准还真就跃进了哦。”张老师明摆是在臆想。他当然知道，当下除了这老人家校长，没人会如此高调激昂。

“都喊了就好了，全国就一样了，就又一片红了。”董老师又想起了“文革”。那时就讲“全国一片红”，凡是能大喊口号、认清形势、并紧跟上去的人，都有好果子吃。

“你说国际视野是个什么样的视野，能看多远？”张老师忽然问道。

“用‘文革’的话讲就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董老师不用想就说出来了，当年大家都这么说，那可比“国际视野”好理解。

“特区气派又是啥气派？”张老师好似故意又发问。

“不知道。”董老师一下子给难住了，“我在特区呆了二十几年了，竟说不出，惭愧啊。”

“他刚来这几天就知道了，真不简单哈。”张老师假惺惺地笑：“新华风格你知道吗？”

“不知道，说不清。”董老师有点不好意思了，“啥风格不风格的，还不都是瞎吹。”董老师觉得不是自己不关心学校，而是现在能蒙人的事太多了，要的还不就是个口号效果吗，不就是要把动静搞大吗。

“我也说不清楚咱新华职校的风格啊。”跟在后面的林思忽然插话。她走到操场上时本想超过他们，可听到他俩在议论墙上那新“风景”，就放慢脚步跟在后面听起来。

“呦，那糟了，不知道学校的风格还能意气风发地干革命吗？”董老师故意又提出个“革命性”的问题。

“有一次升旗后这新校长上台讲话，提到了新华风格，我竖着耳朵也没听出是什么，就只好在上课时请问学生什么是新华风格，你们猜学生是怎么回答的？”林思忽然想起了一件她至今还没弄清楚的事。

“怎么说的？”张老师知道自己猜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