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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问题与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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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

研究社会,当然和研究社会学的方法有关系。但这两种方法有不同的地方。就是社会学所研究的是社会状况,社会问题是研究个人生活状况。社会学是科学的,是普遍的;社会问题是地方的,是特别的。研究这两样的倾向既然不同,那研究的方法也该有区别。

再者,社会学的目的有两样:第一,要知道人类的共同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在社会里头,能不能把人类社会的普通道理找出来。第二,如果社会里的风俗习惯发生病的状态,应当用什么方法去补救。研究这两个问题,是社会学的目的。但我们研究社会问题,和它有一点不同。因为社会问题是特别的,是一国的,是地方的的缘故。社会问题是怎样发生的呢?我们知道要等到社会里某种制度有了毛病,问题才能发生出来。如果没有毛病,就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好像走路、呼吸、饮食等事体,平时不会发生问题,因为身体这时没有病的缘故。到了饮食不消化或呼吸不顺利的时候,那就是有病了,那就成为问题了。

中国有子孝妇顺的礼教,行了几千年,没有什么变迁。这是因为当时做儿子的和做媳妇的,对于孝顺的制度没有怀疑,所以不成问题。到现在的时候,做儿子的对于父母,做丈夫的对于妻子,做妻子的对于丈夫等的礼法,都起了疑心。这一疑就是表明那些制度有点不适用,就是承认那些制度已经有了毛病。

要我们承认某种制度有了毛病,才能成为社会问题,才有研究的必要。我说研究社会问题,应当有四个目的。现在就用治病的方法来形容:第一,要知道病在什么地方。第二,病是怎样起的,他的原因在那里。第三,已经知道病在那里,就得开方给他,还要知某种药材的性质,能治什么病。第四,怎样用药。若是那病人身体太弱,就要想个用药的方法:是打针呢?是下补药呢?若是下药,是饭前呢?是饭后呢?是每天一次是每天两次呢?医生医治病人,短不了这四步。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也是这样。现在所用的比喻是医生治病,所以说的都是医术的名词。各位可别误会,在未入本题之前,我们需要避掉两件事:

一、须避掉偏僻的成见。我们研究一种问题,最要紧的就是把成见除掉。不然,就会受它的障碍。比方一个病人跑到医生那里,对医生说:“我这病或者是昨天到火神庙里去,在那里中了邪;或是早晨吃了两个生鸡蛋,然后不舒服。”如果那个医生是精明的。他必不听这病人的话。他先要看看脉,试试温度,验大小便,分析血液,然后下个诊断。他的工夫是从事实上下手,他不管那病人所说中了什么邪,或是吃了什么东西,只是一味虚心地去检验。我们要做社会的医生也是如此。

平常人对于种种事体,往往存着一种成见。比方娼妓问题和纳妾问题,我们对于它们,都存着一种道德的或宗教的成见,所以得不着其中的真相。真相既不能得着,那解决的方法也就无从下手了。所以我们对于娼妓的生涯,是道德是不道德,先别管它;只要从事实上把它分析得明明白白,不要靠着成见。我们要研究它与社会的经济,家庭的生计,工厂的组织等现象,有什么关系。比方研究北京的娼妓问题,就得知道北京有什么工厂,工厂的组织是怎样的;南北的娼妓从哪里来,与生计问题有什么关系,与南方的工厂有什么关系;千万不要当他做道德的问题,要把这种成见除掉,再从各种组织做入手研究的工夫。

二、须除掉抽象的方法。我们研究一种问题,若是没有具体的方法,就永远没有解决的日子。在医书里头,有一部叫做《汤头歌诀》,乡下人把它背熟了,就可以挂起牌来做医生;他只知道某汤头是去暑的,其汤头是补益的,某汤头是温,某汤头是寒;病人的病理,他是一概不知道的。这种背熟几支歌诀来行医的医生,自然比那看脉、检温、验便、查血的医生忽略得多;要盼望他能够得着同样的效验,是不可能的。

研究社会问题的人,有时也犯了背歌诀的毛病。我们再拿娼妓问题来说,有些人不去研究以上所说种种的关系,专去说什么道德啦,妇女解放啦,社交公开啦,经济独立啦;要知道这些都和《汤头歌》歌诀一样,虽然天天把它们挂在嘴里,于事实上是毫无补益的;不但毫无补益,且能教我们把所有的事实忽略过去。所以我说,第二样要把抽象的方法除掉。

已经知道避掉这两件事情,我就要说到问题的身上,我已经把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分做四步,现在就照着次序讲下去。一、病在什么地方

社会的组织非常复杂,必定要找一个下手研究的地方;不然,所研究的就没有头绪;也得不着什么效果。所以我们在调查以前,应当做四步工夫,才能够得着病的所在。

第一步分析问题。我们得着一个问题,就要把它分析清楚,然后检查它的毛病。比方纳妾问题,分析出来,至少也有两种:一种是兽欲的,基于这种动机而纳妾的人,社会上稍有道德观念的,都不承认他是对的。一种是承嗣的,这是因为要有后嗣才去纳妾,自然和那兽欲的有分别。再从细里分析,兽欲的纳妾的原因,大概是在那里,他与财产制度、奢侈习惯、娼妓制度等有什么关系。研究第一种的纳妾,在这些问题上,都要下工夫去研究,才能够明白。说到第二种的纳妾呢,我们就不能和以前一例地看。有许多道学先生,到了四十多岁还没有儿子,那时候朋友劝他纳妾,兄弟也劝他,甚至自己的妻子也劝他,若是妻子因为丈夫要纳妾承嗣的话,就起来反对,人家必要说这做妻子的不贤慧。这样看来,第二种的纳妾是很堂皇的。人为什么一定要有后,为什么要男子才算是后,女子就不算数,要有男子才算有后;在道德上和宗教上有什么根据,它的结果怎样呢,它有什么效果,是不是有存在的理由;这些问题,都和兽欲纳妾问题不同,是研究的人所当注意的。

再举一个例,娼妓制度,决不是用四个字就可以把它概括起来的。我们亦把它的种类分析起来,就知有公娼私娼的分别。公娼是纳税公开的,他们在警察厅权限底下,可以自由营业;私娼是不受警察厅保护的,他们要秘密地营业。从娼妓的内容说,还有高等和下等的分别;从最高等到最下等的娼妓,研究起来,还可以分析,这种分析非常有用,切不可忽略过去。从卖淫的心理考察,也可以分出好几种,有一种是全由于兽欲的,她受了身体上或精神上的影响,所以去做卖淫的生活。但是从日本的娼妓研究下去,就知其中不全是如此。日本的娼妓,在他们的社会里头,早就成为一种特别的阶级。她们的卖淫,并不根据于兽欲,是以这事为一种娱乐;兽欲与娱乐是两样事体,所以研究的方法也不能一样。

第二步观察和调查。分析的工夫若是做完,我们就可以从事于问题的观察和调查。观察和调查的方法很多,我可以举出几条来给各位参考。

我们知道社会问题不是独立的。他有两种性质:一种是社会的,是成法的,非个人的。比方纳妾问题,决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做成,乃是根于社会制度或祖宗成法而来。一种是个人的,社会问题的发生,虽不在乎个人,然而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他与个人自然有关系。因着这两种性质,我就说研究社会问题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内包,一方面是外延;我们要从这两方面研究。所以调查的工夫,越精密越好。我们拿北京的车夫来说,他会发生问题,也许与上海、广东有关系,也许与几千年前圣贤的话有关系;你去问他们的境况,虽然是十分紧要,若是能够更进一步,就得向各方面去调查。

西洋现行的观察和调查的方法,总起来可以分做三样:

一、统计。统计的工夫,是国家的。他的方法,是派人分头向各区去调查,凡出入款、生死率、教育状况等的事体,都要仔细地调查清楚,为的是可以比较。

二、社会测量(Social Survey)。研究社会问题的人测量社会,要像工程师测量土地一样。我们要选定一个区域,其中各方面的事体,像人口、宗教、生计、道德、家庭、卫生、生死等,都要测量过,然后将所得的结果,来做一个详细的报告。

三十年前,英国有一位蒲斯(Booth)专做这种社会测量的工夫。他花了好些金钱,才把伦敦的社会状况调查清楚。但三十年前的调查方法,不完全的地方很多,不必说的。此后有人把他工作继续下去,很觉得有点进步;近来美国也仿行起来了。社会测量的方法,在中国也可以仿行。好像天津,好像唐山,都可以指定他们来做一个测量的区域。我们要明白在一区里头种种事体,才可以想法子去补救它。因为社会问题过于要紧,过于复杂,决不能因着一家人的情形,就可以知道全体的。现在研究社会问题的人,大毛病就是把调查的工夫忽略了。要是忽略调查的工夫,整天空说“妇女解放”、“财产废除”、“教育平等”,到底有什么用处,有什么效果。

三、综合。用统计学的方法。把所得的材料,综合起来做统计书,或把它们画在图表上头。统计的好处,是在指明地方和时间,教我们能够下比较的工夫。他不但将所有的事实画在格里,还在底下解释它们的关系和结果。我们打开图表一看,就知道某两线是常在一处的,某线常比其他的线高,某线常比其他的线低,我们将没有关系的线,先搁在一边,专研究那有关系的,常在一处的。到我们得着解释的时候,那病的地方就不难知道啦。

我前次到山西去,看见学校行一种“自省”的制度。督军每日里派人到各学校去,监察学生自省和诵读圣书。我觉得奇怪,就向人打听一下,原来这制度是从前在军营里行的。军营里因为有了这自省的方法,就把花柳病减少到百分之六十。督军看见这个结果好,就把他用到学校去。我说这事有点错误,因为只靠花柳病减少的事实,就归功在自省上头,这样的判断是不准的。我们要看一看山西的教育在这几年的进步如何,太原的生活程度是不是高了,医术是不是进步了。这几方面,都应当用工夫去研究一下,看他们和军人的行为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影响。要是不明白种种的关系,只说是自省的功夫,恐怕这种判断有些不对。而且宜于军人的,未必宜于学生,若冒昧了,一定很危险。遗传说食指动就有东西吃,食指动和有东西吃,本来没有关系,因为食指动是没有意识的。若在食指动以后,果然有东西吃,就把这两件事联起来做一个因果,那是不对的。我们对于原因结果的判断,一定要用逻辑的方法,要合乎逻辑的判断。那事实的真原因,才能够得着。所以我们研究社会问题,要用逻辑的方法,才能够知道病的确在什么地方,和生病的原因在那里。不然,所做的工夫,不但无功,而且很危险,这是应当注意的。二、病怎样起

我们把病的地方查出来以后:就要做第二步的工夫,就是要考察那病的来源。社会的病的来源,可以分做两面看:一方面是纵的,一方面是横的;可以说一方面是历史的,一方面是地理的;一方面是时间的,一方面是空间的。社会上各种制度,不是和时间有关系,就是和空间有关系,或是对于两方面都有关系。所以研究社会问题,最要紧的是不要把这两面忽略过去。

先从空间的关系说罢,我们拿北京的娼妓来研究,就知道它和中国各处都有关系。我们要用第一步的方法,研究那些娼妓的来路,和那地方所以供给娼妓的缘故。还有本地的娼妓,多半是旗人当的。我们对于这事,就要研究北京的旗人,她们受了什么影响,致使一部分的人堕落。又要研究她们多半当私娼的,由男子方面说,他们为什么专下南方去贩女人上来,为什么不上别处去,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开娼寮?这些问题是空时的关系,我们都应当研究的。我再具体举一个例来说,南妓从前多半由苏州来,现在就从上海来,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们应当考究上海和苏州的光景怎样变迁,上海女工的境遇如何,她们在纱厂里做工,一天赚几十个铜元,若是女孩子,还赚不上十个。因为这个缘故,就有些人宁愿把女儿卖给人或是典给人,也不教她们到工厂里去做工。从北京这方面说,在旗人的社会里,一部的人会堕落到一个卖淫的地步,也许是她们的生活状况变迁,也许北京现有的职业不合她们做,这两个例就是横的、地理的、空间的关系,要把他们看清楚才好。

社会问题,在时间上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时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比方承嗣的纳妾问题,就是一种纵的、历史的、时间的关系。古代的贵族很重嫡子,因为基业相传的关系,无论如何,嫡子一派是不能断的,大宗是不能断的。但事实上不能个个嫡子都有后,所以要想法子把他接续下去。有人想,若是没有宗子的时候,有了庶子,也比无后强得多,这就是纳妾制度的起因。到后来贵族的阶级消灭,一般人对于后嗣的观念仍然存在。如果没有儿子,就得纳妾,为的是不让支脉断绝了。所以我说为有后而纳妾,是历史的关系。知道这个,才可以研究。孔子说得好:“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这几句话,就是指明凡事都有一种历史的原因。所以对于问题,不要把他的历史的、纵的、时间的关系,忽略过去。

我再举一个例,办丧事的糜费,大概各位都承认是不对的。从前我住在竹竿巷的时候,在我们邻近有一所洗衣服的人家,也曾给我们洗衣服,所赚的钱是很少很少的;但是到他办丧事的时候,也免不了糜费。中国人办丧事要糜费,因为那是一种大礼。所以要从丧礼的历史去研究,才能得着其中的真相。

原来古代的丧服制度,有好几等。有行礼的,有不行礼的。第一等的人,可以哭好几天,不必做什么事;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有人替他办理,所以他整天躺着,哀至就哭,哭到要用人扶才站起来。所谓“百官备,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就是说这一等的丧礼,要行这样礼,不是皇帝诸侯就不能办得到。次一等的呢?有好些事体都要差人去办,所以自己要出主意,哭的时间也就少了。起来的时候,只用杖就可以,再不必用人去扶。所谓“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就是指着这一类说的。古代的大夫、士,都是行这样的礼。下等的人,所有的事都要自己去做,可以不必行礼,只要不洗脸就够了。所以说“身自执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这几等的制度,都是为古代的人而设的,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是表明古礼尽为“士”以上的人而作,小百姓不必讲究。后来贵族阶级打破了,这种守礼的观念还留住,并且行到小百姓身上去。

现在中国一般人所行的丧礼,都是随着“四民之首”的“士”。他们守礼,本来没有“杖而后能起,扶而后能行”的光景,为行礼就存着一个形式,走路走得很稳,还要用杖。古时的丧服,本来不缝,现在的人,只在底下衩开一点,这都是表明从前的帝王、诸侯、大夫、士所行的真礼,一到小百姓用的时候,就变成假的。所以我们从历史方面去研究丧礼,就知道某礼节从前可以行,现在可以不必行,从前行了有意思,现在就没有意思。我们从这方面研究,将来要改良它,就可以减少许多阻力。

以上说的是第二步工夫。我们要知道病的起源,一部分是空间的关系,一部分是时间的关系,因为明白这两种的关系,才能够诊断那病是怎样发生的。以下我就要说开方和用药的方法。三、怎样用药

要是我们不知道病在什么地方,不知道病从何而来,纵使用了好些药,也是没有功效的。已经知道病在哪里,已经知道病的起因,还要明白药性和用药的方法。我在这里可以举出两个法子来:第一是调查。我们把问题各种特别的情形调查清楚,然后想法子去补救,这是我已经说过的。现在可以不必讲。第二是参考。我曾说用汤头来治病是不对的,因为有些地方要得着参考材料,才可以规定用药的方法。检查温度,试验大小便,分析血液,这些事体要医生才知道。若是给我做也做不来。这是什么缘故?因为我不是医生。没有拿什么大小便血液来比较或参考过的缘故。若是我们对于一个问题,不能多得参考的材料,虽然调查得很清楚,也是无用。

我们所用参考的材料,除用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和其他的参考书以外,还要参考人家研究的结果。比方对于娼妓制度,要看人家怎样对付,结果又是怎样。禁酒问题,人家怎样立法,怎样教育,怎样鼓吹,结果都是什么。我不是说要用人所得的结果来做模范,因为那很容易陷到盲从的地步。我们只要知道在同一的问题里头,哪一部分和人相同,哪一部分和人不同。将各部分详细地比较,详细地参考,然后定补救的方法。

有人从美国回来,看见人家禁酒有了成效,就想摹仿人家。孰不知美国的酒害与中国的酒害很不相同,哪里能够把他们的法子全然应用呢!美国的酒鬼,常常在街上打人,或是在家里打老婆;中国的醉翁,和他们是很不相同的。情形既然不同,就不能像人家用讲演或登报的方法来鼓吹。譬如要去北京的酒害,就得调查饮酒的人,看他们的酒癖和精神生计等有什么关系。何以酒害对于上等人不发生关系,专在下等人中间显露出来。我们拿这些事实来比较,又将别人所得的结果来参考,然后断定那用药的方法。我们能够聚集许多参考材料,把它们画成一张图表,为的是容易比较,所以参考材料不怕多,越多越好比较。四、用药的功效

这里所谓功效,和社会学家的说法不同。社会学家不过把用药以后的社会现象记出来,此外可以不计较。社会改良家,一说就要自己动手去做,他所说的方法,一定要合乎实用才成。天下有许多好事,给好人弄坏了,这缘故是因为他有好良心,却没有好方法,所以常常偾事。社会改良家的失败,也是由于不去研究补救的方法而来。现在西洋所用的方法很多,我就将几样可以供我们参考的举出来:

一、公开事业。有许多问题,一到公开的时候,那问题已是解决一大半了。公开的意思,就是把那问题的真相公布出来,教大家都能了解。社会改良家的职分,就是要把社会的秘密,社会的黑幕揭开。中国现在有许多黑幕书籍,他说是黑幕,其实里头一点真事也没有。不过是一班坏人,用些枝枝节节的方法,鼓吹人去做坏事罢了。这里所说的公开,自然不是和那黑幕书一样。比方北京娼妓的情形,这里的人到南方去买女子,或是用几十块钱去典回来;到北京以后,所有的杂费、器具、房屋都不能自己预备。做妓女的到这时候就要借钱,但一借就是四分利息,纵使个个月都赚钱,也不够还利息的。娼妓因为经济给这班人拿住,就不能挣脱。只有俯首下心去干那丑生活。久而久之,也就不觉得痛苦了。遇着这种情形,若是调查社会的人把它发表出来,教人人明白黑幕里的勾当。以后有机会,再加上政治的权力把那黑幕除掉,那问题就完全解决了。

二、模范生活。现在有许多人主张大学移殖事业。这种事业,英文叫做Social settlement。翻出来就是“社会的殖民地”。但我以为翻做“贫民区域居留地”更好。移殖事业是怎样的呢?比方这里有许多大学的学生,暑假的时候,不上西山去,不到北戴河去,结几个同志到城市中极贫穷的区域去住,在那里教一般的贫民念书、游戏和作工等日用的常识。贫民得着大学生和他们住在一块,就渐渐地受感化,因此可以减掉许多困难的问题。我们做学生的一定要牺牲一点工夫,去做这模范生活。因为我们对于这事,不但要宣传,而且要尽力去实行。

三、社会的立法(Social legislation)。社会的立法,就是用社会的权力,教政府立一种好的法度。这事我们还不配讲,因为有些地方,不能由下面做上来,还要由上面做下去。我们在唐山看见一种包工制度,一个工人的工钱,本来是一元,但是工头都包去招些七毛的,得七毛的也不做工,包给六毛的,得六毛的就去招一班人来。住在一个“乌窑”里头。他们的工钱,都给那得六毛的、得七毛的、得一元的工头分散了。他们一天的生活,只靠着五个铜子,要教他们出来组织工党,是不成功的。欧美各国的工人,都能要求政府立法,因为好些事是他们自己的能力所办不到的,好像身体损伤保险,生命保险,子女的保护和工作时间的规定,都是要靠社会的立法才能办得到的。上海的女子在工厂里做工,只能赚九个铜子,教他们自己去要求以上那些事,自然办不到,所以要靠着社会替他们设法。我们由历史方面看,国家是一种最有用的工具。用得好就可以替社会造福,社会改良家一定要利用它,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做好些事。

以上三种方法,不过是略略地举一些例。此外还有许多方法,因为不大合我们的采用,所以我不讲。结论

我已经把研究社会问题四层的工夫讲完了。总结起来,可以分做两面:一面是研究的人,自己应当动手去做,不要整天住在家里,只会空口说白话。第二面是要多得参考的材料。从前就是因为没有参考材料,所以不发生问题。现在可就不然,所以我很盼望各位一面要做研究的学者,一面要做改良社会的实行家。

本文为1920年5月15日胡适在北平社会实进会的演讲,

许地山记录,原载1920年5月26日至29日《晨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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