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异国寻找故乡”的讲演张菊如

2018-04-15 作者： 《郭豫适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编委会

3“在异国寻找故乡”的讲演张菊如

加州四月，阳光温暖而潇洒。Www.Pinwenba.Com 吧谢谢各位百忙之中来到这里，和我共度一个如此美丽的下午。

这个讲座由世界日报和海外华人女作家协会合办，每个月有一次，4月份的这次我主讲，主题是“在异国寻找故乡”。

算起来，这里的各位都是名副其实的异乡人，可能对旅行也很有兴趣。其中一定还有很多所谓的“空中飞人”，从此地到彼地，从此岸到彼岸，从故乡到异国，隔着遥远的时间，在一个错位的空间里，几乎将一生中最有价值的时间消耗在异国和故乡的连接中。那么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坐在一起，研究一下所谓的“故乡”和“异国”的问题，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今天想说的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何谓故乡？“故乡”，是一个人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印记，也是一个人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教育学上有一个大家认可的说法，就是，一个人的性格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遗传的因素，环境的影响，童年的经验，而童年的经验多多少少和故乡发生直接的联系。我们现在喜欢的东西欣赏的东西或者在美学上称之为品位的东西多少都和童年或者少年时代的经验有关。

第二，故乡是记忆中的东西，可能和现实脱节或者错位。我的中国朋友杨先生是台湾人出生在上海，他每次回去都记得看看当年自己出生地房子。不过，他提到这幢上海的老房子时掺杂着很多个人的情绪。所以，我相信他的关于故乡的记忆，也许和其他的人不同。比方说，和曾宁不同。曾宁是美华协会的秘书长，文笔非常流畅美丽的北美作家，她过去是上海电影厂的演员，她关于故乡的记忆也许和我的或者和杨先生的不一样，因为她过去的经验和经历和我们的不同。至于《世界日报》的记者Daniel，是年青的一代，对于上海更有不同的概念。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心中的“故乡”。“故乡”，就是一种非常私人非常独特的个人记忆，个人经验。

第三，因为故乡是很私人很独特很个人的经验，所以你可以在任何相似的场景中找到它，我们今天要谈的只是欧洲的一些城市。它们的氛围，风格，建筑，传统常常勾起我的乡恋，当上海在迅速西化的过程中逐渐失去它本身的特征的时候，当我在自己的故乡感觉非常失落的时候，欧洲的那些城市却给我们的记忆提供了最好的范本。我会给大家展示一些西欧和东欧城市的照片，比较两地的风格。

第四，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还要特别地将上海和东欧的城市作一些比较，聊聊文化遗产的保存和继承的问题。

首先谈谈故乡是什么？各位觉得自己的故乡到底在哪里呢？故乡，基本上来讲就是自己出生和早年生活的地方，要是寻根的话，故乡就是根，落叶归根就是这个意思。我来自上海，别人都说上海就是四个字：车水马龙，对我来说，记忆中的上海也是四个字：大饼油条。我是吃大饼油条长大的。我在“乡恋”这篇文章中写道：没有大饼油条的上海还叫上海吗。不过，事实却是，上海大饼油条的草棚到现在已经凤毛麟角，拆得差不多了。当然还有永和豆浆，还有王家沙，还有心一代，但是这些商家提供的味道还是和我记忆中的不同。记得早些年刚回去的时候，因为时差的关系，很早就起来，然后出门，找吃的。我找了十多分钟，才找到一家很小很脏的街边的大饼油条店。虽然很高兴，但是还是走进去弱弱地问了一句：“你们这里的餐具干净不干净？”里面的人听到之后，很果断地拿起一个大碗往煮面条的大锅中一扔，然后从沸水中取出那个碗来很彪悍地回了一句：“这样好了伐？”以后我每次回去，第一天的早餐就到那个小店吃他们的大饼油条。有时候夏天的早上，吃得汗流浃背的，感觉却很爽好，像回到了小时候。

除了大饼油条，上海最有特征的是弄堂和弄堂房子。上海传统的房子大概有四种：老式弄堂房子（石库门），新式弄堂房子，公寓，小洋房（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各种类型的上海弄堂房子的照片，是我去年花了好几天时间在上海取的景）。我出生的房子算是新式弄堂房子，综合了旧式石库门房子的基本结构，像客堂、厢房、亭子间等等那些传统的因素，还加上一些新的建筑元素，比如前门是黑色铁门，二楼有铁栏杆的阳台，红色的尖屋顶，抽水马桶浴缸的卫生间。我在“秋日散步”这本书中写过那栋房。我爸妈结婚的时候迁入这幢新居，一直住到后来拆迁，足足有五十多年吧。有一年回家，我特意回到那个地方，沿着小时上学的地方凭记忆走了一遍，很多房子都没有了。路也改道了，连当年我上的小学都没有了，变成一片高级的住宅区。当然，小时候一起长大的同学的家没有了，邻居没有了，菜场啊商店啊都没有了。简直是沧海桑田，感觉上云里雾里，很恍惚很失落。

关于故乡的记忆还离不开一种特定的生活，什么样的生活呢，那就是20多年前那种虽然有点贫穷但非常简单平静而勤奋工作的日子。那个时候，我硕士毕业，离开郭豫适导师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我在这里稍微谈一下我的导师吧，郭豫适导师是我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做硕士生时的指导老师，是个勤勉的学者，满腹经纶两袖清风。他现在住的房子跟我去国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满屋子几乎堆到天花板的书籍，屋外一行竹篱，半亩田园。所以他称自己的书斋为“半亩园”。在当今的社会中，还能天方地圆安安静静地坐着做学问的人真是少之又少，没有极大的定力和极大的热诚是不可能的。文革后郭豫适导师的第一届硕士生中除了我还有一位男生。后来，我们两位同学结成夫妇，所以他也算是我婚姻的红娘。

毕业之后的每月工资八十元，算是同代人中最高的。虽然没有钱，也不用什么钱，所以，对钱也没有特别的概念。我们住在华东师大一村的中楼，是个筒子楼。左右邻居都是年轻的大学教师，房租每个月一块五毛，青菜几分钱，每天坐公车到古籍出版社上班，晚上回家之后到学校荷花池附近的地方散散步吹吹风就是莫大的享受。那个时候，整个上海，最高的楼是24层国际饭店，最时髦的西餐厅大概就是红房子了。我跟老公约会的时候，就在红房子吃过一顿晚餐，其中一个菜是蒸蛤蜊一块六毛，十六个蛤蜊，我还记得很清楚。现在呢，从西到东，上海的高级饭店太多了，波特曼，威斯汀，金茂的君悦，浦东的香格里拉这些只是其中几个名字。什么意大利餐，法国餐，葡国餐，遍地都是。要瓶葡萄酒的话，一顿可以几千元。好了我就不细说了，各位口水流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