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中国古代符瑞文化的政治功能刘 畅

2018-04-15 作者： 《郭豫适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编委会

23中国古代符瑞文化的政治功能刘 畅

符瑞文化，作为一种“神道设教”的政治文化，就政治思维方式而言，是围绕着王权天授、天命有德的天道圣统的政治目标而产生的，它被炮制出来的根本目的，即是要证明王权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德”在王权政治中的重要性；就政治行动的风格而言，符瑞文化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是以舆论工具或思想武器的形式出现的，与封建王朝的政治运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Www.Pinwenba.Com 吧

一、 自我建构功能：符瑞文化对王权政治合法性的论证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无论是儒家的德治、法家的法治，抑或是“刑德并用”的杂王霸而治，都是以统治者的权力为基础，倡导并施行王权政治。在这种政治体制中，君王对国家一切事物和全体臣民拥有全面、绝对的权力，君王的意志就是法律，君王可以“言出法随”，对臣民实施生杀予夺。然而，君王的权力虽然至高无上，但远非稳固，宗王、女后、外戚、宦官、权臣、武将，甚至太子随时都会危及王权的安全。因此，为了巩固王权政治，加强中央集权，除功臣，抑相权，反结党，用权术，辅以礼乐教化、意识形态宣扬、宗教神学粉饰，历代君臣无所不用其极。符瑞文化的创制与建构，亦不过是历代圣贤神道设教，用以巩固王权政治的一种主观努力而已。这种努力将符瑞与君王承天受命牵连，倡导王权天授，从而将君王权威建立在天神眷顾的神学基础之上，并以凸显天神的权威，树立君王的权威，为论证**王权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权威性提供强有力的证明。因此，鉴于符瑞文化对于强化**王权的巨大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统治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符瑞，竞相利用符瑞来安抚民心、应对反对势力，从而达到巩固和支持王权政治统治的目的。

以汉文帝为例。汉文帝时有黄龙之瑞，为其政治统治应合天命作意识形态宣传。《史记·封禅书》记黄龙之瑞曰：

郭豫适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中国古代符瑞文化的政治功能（文帝十三年）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后三岁，黄龙见成纪。文帝乃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①

黄龙，色黄，土德之瑞，“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②。《瑞应图》说：“黄龙者，四龙之长，四方之正色，神灵之精也。能巨细，能幽明，能短能长，乍存乍亡，王者不漉池而渔则应和气而游于池沼。”③依据邹衍五德终始之说，“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④火德之后水德续之。秦灭周而得水德，有黑龙之瑞，⑤则汉灭秦，有土德黄龙之瑞，正是五德转移、天命归汉的天意证明，从而为大汉王朝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神学意义上的论证。

又如曹魏明帝。魏明帝时期的符瑞，有“宝石负图”、甘露、玉印、青龙、黄龙等几项。而且，明帝时期，凡有符瑞，则大事渲染，力求以符瑞为手段，在三国正统之争中取得政治优势的意图也很明显。青龙四年，魏明帝颁布《宣下灵命瑞图诏》，宣示张掖郡的“宝石负图”之瑞；⑥后又建承露盘，宣称上天降甘露于芳林园仁寿殿前。⑦太和六年，长安典农中郎将张烈称雨后于地得玉印之瑞，魏明帝于是下诏，“奠玉印于文思皇后神座前”。⑧“青龙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龙见郏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魏明帝）幸摩陂观龙，于是改年”。⑨“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茌县言黄龙见。于是有司奏，以为魏得地统，宜以建丑之月为正。三月，定历改年为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马，建大赤之旂，朝会建大白之旗”。比之汉文帝，魏明帝倡导并利用符瑞文化为其政权服务的力度要大得多，这一方面固然与君王个人对符瑞的喜好与否有关；另一方面，政治情势也是决定符瑞文化凸显与否的重要因素。

由汉文帝、魏明帝的实例可以看出，倡导符瑞文化，以天降符瑞论证王权政治的合法性、合理性，为巩固其王权政治统治制造舆论，确实起到了意识形态宣传作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符瑞文化对于王权政治合法性的论证，如同一把双刃剑，符瑞之说在论证某一政权合法性的同时，也必然在论证其他政权为非法。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如眭弘对于“大石自立、枯柳复起”符瑞现象的诠释。《汉书·眭弘传》载：

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鸟数千下集其旁。是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

谙于阴阳灾异之学的眭弘以为，大石自立、枯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故上言曰：“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眭弘此言，直接借符瑞之说动摇了以孝昭帝为首的王权政治统治，对其政权的合法性产生了最有冲击力的质疑，这对于汉室政权来说，无疑是重棒一击，故而权臣霍光以妖言惑众的罪名将其杀害。然而，“后五年，孝宣帝兴于民间，即位”。孝宣帝刘询，本名病已，孝宣帝的即位，正好应验了匹夫当为天子的符瑞预言。对孝宣政权合法性建构而言，此大石自立、枯柳复生之瑞却为之提供了受益无穷的舆论宣传。

可见，符瑞文化对于王权政治的巩固与支持，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确立。在封建社会迷信盛行、科学落后的客观情境下，倡导天命圣统、王权天授的符瑞文化，对于封建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论证确实颇有成效。张康之说：“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但却可以演化为政治心理，因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总是运用其所掌握的政治权力，调动一切可能的手段，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宣传活动，从而迫使人们接受这种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种意识形态的欺骗性被保持在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是可以演化为政治心理的。”符瑞文化也是如此，长期以来，统治者对符瑞文化频繁的宣传、鼓吹与造作，已使符瑞学说熔铸成为一种具有广泛认同性的政治心理，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王权政治的兴衰与成败。

二、 自我评价功能：符瑞文化对王权政治的美化符瑞文化对王权政治的美化，源于符瑞文化对德行因素的肯定与彰显。董仲舒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又曰：“天瑞应诚而至，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可见，“天命有德”，“瑞应之来，必昭有德”的符瑞理念，使德政、德治、德行直接与君王关涉。符瑞文化不仅是王者承天受命的天意灵征，更是王者圣德充溢的天意嘉奖。因此，符瑞显现，一方面是王权政治合法性的证明，另一方面也是对君王施政有德的认可与赞美。这样看来，符瑞文化不仅是天命、圣德、王权的完美契合，构建了我国古代王权统治合法性的理论根据，并同时构建了统治阶级内部的自我肯定、自我宣扬、自我美化的评价机制，为统治阶级歌颂功德、粉饰太平，提供了有力的思想资源。而这种功德的宣扬、太平的粉饰又从某种层面上增强了王权政治的凝聚力、向心力，巩固了王权政治。

符瑞文化对王权政治的美化主要体现在赞美君主功绩、歌颂君主德行、粉饰天下太平等三个方面，兹分述如下：

（一） 符瑞文化对于君王功绩的赞美。以汉武帝为例，汉武帝时有天马之瑞，赞美汉武帝太初元年西伐大宛，诛大宛王，获汗血宝马的伟大功绩。《汉书·武帝纪》载：“（太初）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此歌曰：“天马来，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将天马看作是“神龙之类”，“此龙必至之效也”。颜师古注曰：“言九夷皆服，故此马远来也。”又晋武帝时期有木连理之瑞。晋武帝在位二十七年，木连理之瑞共计出现二十九次。前十六年，木连理之瑞出现了十二次；后十一年，即从太康元年正月到太熙元年二月，木连理之瑞出现了十七次。出现的次数之多、频率之高，由此可见。同时，如此之多的对木连理之瑞的称述，不能不引发怀疑。考按史籍，晋武帝于咸宁元年伐蜀，太康元年三月一举攻下石头城，吴主孙皓投降，晋武帝从而实现了全国的统一。而审视符瑞出现的次数与频率，从太康元年正月到太熙元年这十一年的时间里，“木连理”共出现了十七次，这显然极具象征意义。据《宋书·符瑞志》：“王者德泽纯洽，八方合为一，（木连理）则生。”木连理见昭示全国一统，木连理的频繁出现，是对晋武帝军事统一全国的盛情讴歌。又北魏太祖道武帝时有一角鹿之瑞。《魏书·灵征志》载：“登国六年十二月，上猎，亲获鹿一角。召问群臣，皆曰：‘鹿当二角，今一，是诸国将并之应也。’”考按史籍，从登国三年到登国十年是拓跋珪部发展的重要时期，短短数年，道武帝攻城略地，称雄北方，大有一统天下之趋势。如北魏道武帝登国三年五月癸亥，北征库莫奚；六月，大破之。四年春正月甲寅，袭高车诸部落，大破之。五年夏四月丙寅，行幸意辛山，与贺马粦讨贺兰、纥突邻、纥奚诸部落，大破之。六年三月，遣九原公元仪、陈留公元虔等西讨黜弗部，大破之。八年三月，车驾西征侯吕邻部；夏四月，至苦水，大破之。九年冬十月，蠕蠕社仑等率部落西走。十年秋七月，慕容垂部寇五原，十一月丙戌大破之。鉴于道武帝的军事实绩，群臣以为，“一角鹿”的出现是上天对道武帝雄伟功勋的肯定和颂扬，天瑞“一角鹿”见，道武帝合并诸国、统一天下指日可待。

（二） 歌颂君王德行。如汉文帝时有膏露或膏雨之瑞，《汉书·贾山传》载贾山《至言》曰：“膏雨降，五谷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孙氏《瑞应图》曰：“甘露，一名膏露。王者施德惠则甘露降草木。”《宋书·符瑞志》曰：“甘露，王者德至大，和气盛，则降。”显然，此以膏露之瑞颂美汉文帝施政有德。文帝时尚有新垣平伪造玉杯、宝鼎之瑞，其目的与之相同。汉武帝时有宝鼎、麒麟、赤雁、景星、芝草等瑞物，皆用以称述功德。如宝鼎之瑞，元鼎五年得宝鼎于汾阴，众人以为是周鼎，皆曰：“……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伏而不见。今鼎至甘泉……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指出武帝获宝鼎，乃圣德合天而致。汉宣帝时，有凤凰、甘露、嘉谷、芝九茎、黄龙等符瑞事物，尤其是凤凰，曾多次出现。如本始元年五月，凤凰集胶东；本始四年五月，凤凰集北海；地节二年四月，凤凰集鲁，群鸟从之；元康元年三月，凤凰集泰山、陈留；元康四年，南郡获威凤；神雀二年二月，凤凰集京师，群鸟从之以万数；神雀四年春，凤凰集京师；神雀四年十月，凤凰十一集杜陵；神雀四年十二月，凤凰集上林；甘露三年二月，凤凰集新蔡，群鸟四面行列，皆向凤凰立，以万数。故清人赵翼说：“两汉多凤凰，而最多者，西汉则宣帝之世。”又据《宋书·符瑞志》：“凤凰者，仁鸟也。不刳胎剖卵则至……凤凰为能究万物，通天祉，象百状，达王道，率五音，成九德，备文武，正下国。”由此可知，凤凰昭示君王仁德，凤凰的显现即是对君王施政有德、天下太平的肯定，故而宣帝之世，凤凰屡见，宣帝对此似也颇为得意，曾多次下诏书，大赦天下，宣示凤凰之瑞，展示了符瑞对于帝王德治、德政的肯定以及帝王对符瑞文化青睐有加的客观事实。汉章帝时，符瑞之多，已难以计数。《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载：“东汉章帝，在位不过十三年，而郡国所上符应合于图书者，亦数百千所。”《白虎通义·封禅篇》集中反映了章帝时期的符瑞思想，认为“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天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故王者恩泽所及，必有符瑞显现：“德至天，则斗极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则嘉禾生，蓂荚起，秬鬯出，太平感。德至文表，则景星见，五纬顺轨。德至草木，则朱草生，木连理。德至鸟兽，则凤皇翔，鸾鸟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见，白鸟下。德至山陵，则景云出，芝实茂，陵出黑丹，阜出萐莆，山出器车，泽出神鼎。德至渊泉，则黄龙见，醴泉涌，河出龙图，洛出龟书，江出大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则祥风至，佳气时喜，钟律调，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贡。”章帝时符瑞之多，并不仅仅为了歌颂章帝德行，还在于对天下承平的宣扬与粉饰。

（三） 粉饰天下太平。北魏孝文帝时，有黑狐之瑞。太和二年十一月，徐州献黑狐；太和八年六月，徐州献黑狐。宣武帝时有庆云、一角兽之瑞。景明二年六月，有云五色，见于申酉之间。世宗正始二年九月，后军将军尒朱新兴献一角兽。孝明帝时，有一角兽之瑞。熙平元年十一月，肆州献一角兽；神龟二年九月，徐州献一角兽。据《魏书·灵征志》：黑狐，治致太平而黑狐见；一角兽，天下平一则至。庆云，太平之应也。可见，上列三种瑞物均是天下太平之征象，且黑狐、一角兽之瑞前此并不常见，《宋书·符瑞志》有缺，孝文帝后期至孝明帝前期屡屡出现，当有所寓指。考按史籍，北魏统一北方后，孝文帝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如施行均田制、整顿吏治、迁都洛阳，移风易俗等。孝文帝的改革使北魏迅速强大起来，出现了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繁荣的景象。故象征天下太平的符瑞屡见只不过是对天下太平景象的美化而已。梁武帝时，又有“老人星见”之符瑞景象。笔者据《梁书·武帝纪》的记载统计，梁武帝统治时期老人星共计出现了四十次，出现次数之多，确实惊人。江晓原说：“在北半球，老人星不是一颗常年可见的恒星。”为何会出现如此高频率“老人星见”之符瑞现象呢？据《黄帝占》曰：“老人星一名寿星，色黄明大而见，则主寿昌，老者康，天下安宁。”《春秋·运斗枢》曰：“王政和平，则老人星临其国，万民寿。”原来，在古人看来，老人星的出现是天下太平、国泰民安的征兆。据《梁书》，梁武帝的统治时间长达半个世纪，是南朝诸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在他统治前期和中期社会比较安定，故《梁书·武帝纪》史臣赞曰：“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老人星的频繁出现以及记录在案，可以说是对梁武帝统治时期盛世景象的赞扬与粉饰。

上述符瑞事物大都出现于政治相对清明的历史时期。这些符瑞事物，无论是对君王功绩的赞美，还是对天下太平的粉饰，虽屡有夸大失实之处，但这种美化也从客观上增加了王权政治的吸引力、向心力，提升了士民的信心以及对政权的信赖程度，从而使王权政治得以巩固。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衰乱之世，称述符瑞以美化政治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如东汉安帝时“王道衰”，言有木连理、甘露、白鹿、麒麟、白虎、凤凰、黄龙之瑞；三国吴后主孙皓统治时期，吴国内忧外患，动荡不安，而符瑞频见，有甘露、宝鼎、凤凰、天册、天玺、山石纹理成文等符瑞事物。由此可见，衰乱之世符瑞事物的倡导、显现，以及对王权政治的美化，一方面固然是君王昏聩，痴好符瑞所致，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统治者为扭转政治颓势，稳定民心的一种努力与举措，从而进一步展现了统治者称述符瑞以巩固其王权统治的用心。

三、 自我调节功能：符瑞文化引发王权政治的局部调整符瑞显现引发统治者对于统治政策的调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者改元，二者祭祀，三者赏赐、大赦天下。这三个层面，在今天看来，似乎与统治者统治策略的调整无大关联，然而，在当时，却是统治者极为重视的、用以巩固王权政治统治的重要举措。

（一） 符瑞引发帝王改元。改元多是指更改帝王年号。年号是封建帝王为记录其在位之年而设立的名号，是封建帝王当政的时代标志。帝王登极后的第一次改元，即初始建元，以惯例而行事，表明天下归其所有，自然不需什么特别的原因和理由。同一帝王中途多次改元，情况就比较复杂，此类改元，大部分是有其原因及具体目的的。或因符瑞见，改元以顺应之；或因灾异生，改元以禳除之；或因叛乱止息，改元以庆贺之；或因大事完结，改元以纪念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中因符瑞见而改元，是帝王改元的一个重要诱发因素。汉武帝时，有司言曰：“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此类思想，正是封建帝王应瑞改元的思想基础。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汉武帝因获白麟、得宝鼎，改元元狩、宝鼎。汉宣帝因神爵（神雀）集长乐宫，凤凰五至，甘露降集，黄龙见广汉郡而分别改元神爵、五凤、甘露与黄龙。曹魏明帝以青龙见郏之摩陂井中改元青龙。北魏明元帝以“祯瑞频集”改元神瑞。北齐武成帝又以河、济清改元河清。更有甚者，吴主孙皓，除初始年号外，其他六个年号，如甘露、宝鼎、凤凰、天册、天玺、天纪皆由符瑞引发而改。据金霞统计，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因祥瑞而改元共计有三十六次。由此可见，符瑞与帝王改元确有密切的关联，符瑞见是帝王改元的一个重要诱发因素。同时，封建帝王应瑞改元，并非仅仅为了对符瑞的记录与彰显，还有更为重要的目的。在封建社会中，有年号“以明历数之归己，以示天下之从违”，年号其实是“惟我独尊”、不容“僭窃”的皇权体现和“嫡传正宗”、“皇统延续”的炫耀和标志。总之，年号是封建权力的象征。为此，历代统治者对于年号一事都非常重视，他们认为年号对于国运的兴衰和他们个人的凶吉都有紧密的联系，所以十分重视年号的选择，更常用改元换年号的方式来予以调整。改元换年号，主观上也是他们为维护其王朝统治而作出的一种努力。历代封建帝王不思明主忧勤、宵衣旰食，不求励精图治、革新朝政，体恤民间疾苦，只知挖空心思，屡改年号，粉饰太平，企求上苍保佑，虽属自欺欺人、徒劳荒唐之举，但确乎又是古人的一种统治策略，自不必苛求古人。因此，封建帝王的应瑞改元不仅是他们宣扬承天受命、寄托吉祥、祈佑福禄的一种手段，更是他们调整统治策略，巩固王权统治的一种方法。

（二） 符瑞引发帝王祭祀礼仪的举行。符瑞是王者承天受命的天意证明，又是王者施政有德的天意嘉奖。因此，天降符瑞，无疑是天意显现，作为君王，见天降佳兆，自然会应承天意，祭祀以答谢之。所以因符瑞见而立祠设祭，几乎成了历代君王必须践行的重要事宜。然而由于历史情境有异，不同的君王对于符瑞文化的态度有别，他们对于符瑞出现的祭祀，其隆重程度也有区别。轻者“立祠祭天，以合符应”。如秦献公时，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又如汉文帝时，赵人新垣平言“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于是作渭阳五帝庙，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门，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仪亦如雍五畤。又如汉宣帝时，凤凰、甘露降集京师，嘉瑞并见，修兴泰一、五帝、后土之祠，祈为百姓蒙祉福。又如北魏太武帝时，天降嘉贶，诏令“天下大酺五日，礼报百神，守宰祭界内名山大川，上答天意，以求福禄”。重者，报告成功，封禅以答之，如汉武帝时，于元封元年封禅泰山。又如光武帝时，受谶书《会昌符》启发，封禅泰山，以承灵瑞。又吴主孙皓时，因灵石表瑞，而封禅国山。总之，无论是简单的立祠祭天，还是隆重的祭祀天地——封禅，符瑞确实引发君王不同规模的祭祀礼仪的举行。《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符瑞引发的祭祀礼仪不仅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更是封建政治中礼乐治世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从某种层面上讲，符瑞引发的祭祀礼仪对王权政治的合法性的宣扬与确证，也是封建统治者借符瑞而调整统治策略，进而对意识形态加强控制的一项重要措施。

（三） 符瑞引发帝王赏赐官民、大赦天下。在符瑞文化引发统治者政策调整方面，最具有实际意义的无疑是此项举措。符瑞显现不仅会引发帝王改元、祭祀，而且在改元、祭祀等政治活动践行的同时，往往伴有赏赐与大赦天下的政治行为。尤其是改元，历朝诸帝每于改元，必有“大赦天下”一类的诏告，用以收揽民心，缓和阶级矛盾。当然，因符瑞见而直接引发帝王赏赐与大赦天下诏令下达的情况也屡屡可见。此于汉宣帝执政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宣帝起于民间，所以对昭示天命、圣德的符瑞倍加青睐。宣帝时，每有符瑞见，辄行赏赐，大赦天下。如本始元年五月：“凤皇集胶东、千乘。赦天下。赐吏二千石、诸侯相、下至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各有差，自左更至五大夫。赐天下人爵各一级，孝者二级，女子百户牛酒。租税勿收。”又元康元年三月，诏曰：“乃者凤皇集泰山、陈留，甘露降未央宫。朕未能章先帝休烈，协宁百姓，承天顺地，调序四时，获蒙嘉瑞，赐兹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骄色，内省匪解，永惟罔极……其赦天下徒，赐勤事吏中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自中郎吏至五大夫，佐史以上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加赐鳏寡孤独、三老、孝弟力田帛。所振贷勿收。”又神爵元年春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诏曰：“朕承宗庙，战战栗栗，惟万事统，未烛厥理。乃元康四年嘉谷、玄稷降于郡国，神爵仍集，金芝九茎产于函德殿铜池中，九真献奇兽，南郡获白虎、威凤为宝。朕之不明，震于珍物，饬躬斋精，祈为百姓。东济大河，天气清静，神鱼舞河。幸万岁宫，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惧不能任……赐天下勤事吏爵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所振贷物勿收。行所过，毋出田租。”宣帝的上述诏令，其赦天下，奖励勤事官吏、振恤鳏寡，减免租税，其实是借符瑞而调整统治策略、缓和阶级矛盾的一种重要举措。事实证明，上述举措对于巩固王权政治效果显著，故宣帝之统治，史臣赞曰：“功光祖宗，叶垂后嗣，可谓中兴。”另有一种情形，亦必须言明，即统治者对“符瑞见”的赏赐集中于某个地区或发现符瑞物象的某个人，此类奖励，对于巩固王权政治，意义不大，反而助长符瑞造伪之风气。

由上述可见，符瑞显见，必然引发封建统治者对其统治方略进行一系列的调整，或改元以应天瑞，或祭祀以求福佑，或赏赐、大赦天下以收揽人心，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提升了封建政权的凝聚力，形成了封建统治内部别具特色的自我调节与自我修复、自我完善机制，达到了巩固王权统治的政治目的。

综述之，符瑞文化对王权政治的巩固与支持，其作用之大，上述已可见一斑。所以虽有少数明哲帝王对之“谦谨有度”，然大多数帝王都抱以欢迎接纳之态度，并同时对反符瑞思想予以打击。有鉴于此，上有所好，下必甚之。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庶民百姓，纷纷上符瑞以媚主邀宠。《汉书·扬雄传》曰：“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东汉大臣杨终因罪坐徙北地：“帝东巡狩，凤皇黄龙并集，终赞颂嘉瑞，上述祖宗鸿业，凡十五章，奏上，诏贳还故郡。”又如孝安帝时：“济南上言，凤皇集台县丞霍收舍树上。赐台长帛五十匹，丞二十匹，尉半之，吏卒人三匹。凤皇所过亭部，无出今年田租。”由此可见，献符瑞不仅可以获授官爵，还可以消灾免罪，并得赏赐、免租税等实质性的奖励。何乐而不为？正是在这种全面倡导之下，符瑞文化才逐渐升温，逐渐成为影响封建社会各个层面的一种重要文化形态。

孔颖达云：“日月之会，自有常数。每于一百七十三日有余，则日月之道一交，交则日月必食。虽千岁之日食，豫算而尽知，宁复由教不修而政不善也？……天道深远，有时而验，或亦人之祸衅，偶与相逢，故圣人得因其变常，假为劝戒。知达之士，识先圣之幽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惧。但神道可以助教，不可专以为教。神之则惑众，去之则害宜。”孔颖达所论可谓是一针见血，政教之修善与否自然与符瑞灾异无关。符瑞文化无非古之圣人神道设教，用以巩固其王权政治的一种手段而已。符瑞文化一方面构建了王权政治合法性、权威性的论证机制；另一方面，又为之提供了自我美化的评价机制以及自我巩固的调节机制。所以历代君王对符瑞文化的倡导，并非真正信仰符瑞文化能够昭示天命、嘉奖圣德，而是看重了符瑞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构建对王权政治的重大作用。胡学常说：“意识形态的重要的社会功能，即是为某一统治提供合法性证明，它不惜歪曲和掩饰现实，精心编制一套系统性而又程度不同地具有封闭性的思想观念体系，目的就在于为正在行使的统治辩护，向世人宣扬这种统治是合法的。”符瑞文化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精心结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符瑞文化就是统治集团自我创设、世代沿习而具有潜在原型意义的自我论证、自我评价和自我调节的机制。

参考文献

①②⑤ 《史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381页，第1366页，第1366页，第1382—1383页，第460页，第465页，第1365页，第13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