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学术人生 ——记我的老师郭豫适先生徐景熙

2018-04-15 作者： 《郭豫适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编委会

32学术人生 ——记我的老师郭豫适先生徐景熙

上世纪50年代末，我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Www.Pinwenba.Com 吧期间，几位大师级学者由于在多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被戴上“右派”等帽子，取消了教席。即使勉强允许其开少量的课，内外仍有种种限制。至于他们的著作，图书馆多已“下架”，欲了解其学术见解，只能从有关批判文集中“正面文章反面看”，略知一二。还有一些未被划入“异类”的名师，教学中谨言慎行，报刊上难得一见他们的文字。

其实，此类沉闷局面，当时全国高等学府所在都有，时代使然。

那五年中，给我们开课而又不时在报刊上发表研究成果的，是青年教师郭豫适先生。

郭先生是幸运的，他1953年考入华师大，1957年留校，被分在古典文学教研室，其专业相对于文艺理论、现当代文学较少受干扰。郭先生很优秀，他长相老成，声音洪亮，讲授古代文学别开洞天，史论结合，并自然融入文艺学、比较文学知识，我们59级学生根本想不到他才毕业两年。又相继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学术月刊》、《光明日报》、《新华日报》上读到他的长篇论文《“民间文学主流论”及其他》、《应该把作家文学视为“庶出”吗》、《略论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关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思想估价》、《关于〈红楼梦〉思想倾向的讨论》……同学们都钦佩不已。记得当年每天上午四节课后，用餐毕，我们爱学习的同学穿过文史楼回宿舍时，必到报栏前浏览报纸上的学术文章。上述郭先生的论文，我就是第一时间在那几家大报上认真阅读，下午或晚自修去阅览室再读并做笔记的。因此郭先生精当的见解、严谨的论证、富有个性的文风，当时留下深刻印象，至今记忆犹新。可以说，也正是先生不间断发表的成果，在我心田播下了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种子。

郭先生毕生献给了教学与研究，50多年无休息日，笔耕不辍，至今已出版个人著作十多种，主编重要文献多卷。1984年由教育部评审晋升教授，198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研究生导师，1988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是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历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兼学科召集人。现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红楼梦学会顾问……可谓实至名归。

郭豫适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学术人生在海内外奠定郭先生著名红学家地位的是他的红学史研究专著《红楼研究小史稿》、《红楼研究小史续稿》，分别在1980年1月和1981年8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新时期初开始复苏的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得到很高的评价。有学者指出“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具有拓荒的意义。”黄霖等编著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评价为“《石头记》问世以来第一部研究红学发展史的专著，也是‘文革’以来第一部文学类学术史专著”，它“奠定了‘红学’发展史的撰写框架和模式，开启了红学史研究的新阶段。”其实，他撰写这两部著作时，我还在当他的学生。1960年和1961年，系里开设“中国古典文学专题研究与评论”课程，安排他讲《红楼梦》评论史。激励未届而立之年的他边教学边完成这一原创性系统工程的，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他写道：“试想，在没有前人著述可以师法的情况下，撰写出一部系统的中国小说史，除了需要非常广博的学识，又需要何等勇敢的开拓精神和坚韧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小说史这条线是由许多作家作品的点连接起来的，那么，从这条线上寻出一个点(《红楼梦》)，试着写出这一点的线，行不行呢？”当时，无论自清代乾隆至民国初年，还是五四时期以后的红学研究史料奇缺，许多红学史料都得靠自己去搜集、开掘，选择取舍，而那时又尚无复印机和电脑。为此，他天天苦读摘抄图书馆藏书，每读完一本原著，摘抄的也成了一本小册子。随后他又一次次阅读自己厚厚的摘抄本，在上面勾划、眉批，提示注意点或写下感想。经过多年的死功夫、笨功夫，“书稿完成了，不过史无前例的‘文革’也来了。书稿出版的事也就无从谈起”，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郭先生的“红学”成果远不止此，他不间断撰写产生重大反响的“红学”论文(还包括多卷研究文学遗产的著作)，如刘梦溪主编《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其《前言》规定“同一研究者的文章，一般只选一篇，最多不超过两篇。”该书收入两篇的仅有俞平伯、何其芳少数名家，而郭先生的长篇论文《论〈红楼梦〉思想倾向问题》、《西方文艺思想和〈红楼梦〉研究——评介〈红楼梦〉研究史上的‘新谈’、‘新评’、‘新叙’》，就被全文选入。发表于1981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的《拟曹雪芹“答客问”——红学研究随想录》，以新颖、幽默的笔调批评了“钩沉索隐的研究方法和悖理违情的高见”，被誉为“小说体的论文”，至今仍有不少读者在网上查阅，或向先生索要同名红学论文集。

郭先生一贯强调，“实事求是是学术研究最高要求，但同时也是最起码的要求”，“就是追求一种学术独立的科学精神”。为此，他在“文革”之前就敢于肯定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学术性，同时也指出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派在观念和方法层面的缺陷；他对于当代学界“大人物”同样不讳言，如指出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在考证问题上有不少谬误，其核心在于将《红楼梦》的“自传说”发展到极致。至于郭先生对作家刘心武的创作和“红学研究”，一贯分别持鲜明的褒贬态度并一再评说，更为学界共知，指出“刘心武的‘揭秘’和他的‘秦学’是用再创作的办法编造故事，过多地依靠主观猜测，恕我直言，这并不属于科学考证，其实是新索隐派的做法。”郭先生肩负繁重的领导职务，但他坚守校园，教书育人。他带出了一批有水准的博士研究生，不辞辛苦地为每位博士生的论著写序作评介；他又十分念旧，2004年我和老同学夏康达君合作发表《关于当前文艺思潮若干问题的探讨》，他看后亲自摘编在《文艺理论研究》上。我去函感谢，他又很快回信：“我赞同你们的文学见解而主动推荐，这是我高兴做的事！”郭先生生活简朴，长期居住在华东师大一村底层“用残砖在园内泥地上铺成小道”而命名为“半砖园”的住所，2010年还出版了一本《半砖园居笔记》。书未出先将《自序》复印寄我。不料我久盼新书未得，却从其他老师处得知从不沾烟酒的郭先生患胃癌而动了大手术。后从报上得知他病体恢复较好，《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底刊出专文《郭豫适：闯过生死关推出〈文集〉四卷》，于是，今年元旦我去电问候。郭先生拿住话筒讲了近一小时，谈学术，谈人生，谈“感悟生命、时间与自由”的“重病后感言”。当天，他即亲自将四大部《郭豫适文集》并《半砖园居笔记》寄赠我。我感奋不已，数月来重读了一遍他的学术著作，并将其置于自己的案头，不时品味郭先生的学术人生。

（原载2012年6月11日《南通大学校报》和2012年6月15日《南通广播电视报》，此处有增补，作者为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