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学、孔子）是以“教育”——“学”为人生要义和人性根本。那么什么是“学”？我在《论语今读》“学而”第一章曾做过这样的解释：“本章开宗明义，概而言之：‘学’者，学为人也。学为人而悦者，因人类即本体所在，认同本体，悦也。友朋来而乐，可见此本体乃群居而非个体独存也。”在《论语》以及儒学中，“学”有广狭两义。狭义是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学”，即指学习文献知识，相当于今天所说的读书研究，但就整个来说，孔门更强调的是广义的“学”，即德行优于知识，行为先于语言。我所说的“教育学的世纪”，就是教育应当返回到“学为人”、“德行优于知识”以塑造人性为根本之古典的道。

近年来我的思考重心虽然是情感本体，但是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初，我就预感到这一点。我在一九八一年发表的《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中就说：“这可能是唯物史观的未来发展方向之一：不仅是外部的生产结构，而且是人类内在的心理结构问题，可能日渐成为未来时代的焦点。语言学是二十世纪哲学的中心，教育学——研究人的全面生长和发展、形成和塑造的科学，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最主要的中心科学……这也许恰好是马克思当年期望的自然主义＝人本主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成为同一科学的伟大理想。”这篇文章写于二十年前，那时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因此，我的思考重心不能不放在“工具本体”作为“基础”的问题，但是我也预感到未来时代的焦点并非工具本体问题。二十年来世界科技的迅猛发展，使我感到这个焦点已无可回避。教育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乃是能否把人培育成为一种超机器、超生物、超工具的社会存在物，而不是机器的奴隶和仅能使用工具的存在物。

你刚才说不能以“生存技能”为教育的目的，这是对的。如果以此为目的，就失去人文前提。前两年我和詹姆逊（FTameson）对话时就说到这一点，教育不能狭义地理解为职业或技能方面的训练和获得。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人如何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相互对待和社会交往活动中发展一种积极健康之心理。现在我们还有五个工作日，身处农业和不发达地区的人们更承受着过量的工作。如果有一天全球都实施了三天工作制，情况就会大不一样。到那个时候，人类会做什么呢？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未来的严肃问题，教育课题会极为突出。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格心”的问题、“第三进向”的问题、“人的自然化”问题就显得格外突出。

美国中学的这种趋向可能还会反映到大学中。以功利主义为主要基础的现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对人文教育的冲击是负面大于正面。我对未来相当悲观。人文教育、人文学科无论在基本观念、“指导思想”、格局安排、教材采用、教学各方面都日渐沦为科技的殖民地。人也越来越严重地成为一半机器一半动物式的存在。怎么办？不知道。作为人文工作者大概也只能发些空喊。

这种效应肯定有，而且会影响社会的各个层面。经济这一社会存在的力量的确太强大。但是我们又不能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个绝对真理，而应当承认社会心理、社会意识有其独立的性质，而且随着自由时间的增大，物质生产受制约于精神生产这一面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也愈趋明确，因此，高科技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科学至上、技术至上观念等等，也可以通过人文的力量给予制约，将它规范在一定的限度内而不再任其无限膨胀。

面对高科技的发展，提出“科教兴国”的口号是好的。但是，不能把这一口号当作斗争策略，只着眼于“国”，不着眼于人。只着眼国力的强盛，就会只顾技术，不顾教育，其实，真的要兴国，首先得兴人，用鲁迅的话说，便是先立人而后立国。而立人的关键是人文教育。以往的人文教育的确受到意识形态的冲击，人文教育的内容主要是政治意识形态内容。在高科技时代的影子下，人文教育可能更无栖身之所。这样看来，还真的会变成双重殖民地。

只有体育、智育的教育，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意识形态的教育，也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而人文教育恰恰不能是功利主义的。它要着眼于民族与人类的长远前途。如果谈功利，那么文学艺术是最没有用的。但这种“无用之用”，恰恰是百年大计。

（2004年）

（※选自李泽厚、刘再复《关于教育的两次对话》，《东吴学术》2010年第3期，限于篇幅，收入本书时仅保留李泽厚的谈话内容。）

注：

关于“格心”、“第三进向”，刘再复在谈话中说：钱穆先生用中国古代的哲学语言，认为应培育学生有格天、格物、格心的能力，格天、格物都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格心则是人本身的心性。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应回到以“格心”为前提、为目的的中国古典传统。这一意思如果用斯宾格勒的语言来表达，那就是对人的第三进向即第三维度的培育应成为教育的主要目标。他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说，人除了宽度及长度（世俗平面维度）之外，还需要有深度，所谓深度，就是第三维度，就是人文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