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中的许多道德是与当时的政治法律体制和生产、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它产生在已有严格等级的氏族社会中，发展在**政治体制的传统社会里。所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等等便是这种道德的核心内容。“经”也有一大堆，“四书”、《诗经》以及《周易》、《礼记》可以选读一些，但尚书、春秋（这是蒋先生视为至宝的）也要人去读去背吗？《仪礼》、《周官》、《尔雅》呢？需要人人必读吗？我以为不需要。

问：蒋庆先生认为，五四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地戴上西方文化的有色眼镜，认为儒家文化压抑人的独立，其实并非如此。比如孟子讲的“浩然之气”等。蒋先生有一句反问：“难道两千年来西方的知识分子是走过来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则是爬过来的？”

您怎么看他的这些评论？

答：关于“儒家人格”，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写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似乎并不比上述评价低。

至于那句“反问”，我以为那只是缺乏论证并无学术意义的煽情语言。现在问题之一还是一些知识分子喜欢耸人听闻，以煽情的激烈话语来鼓吹“民族精神”或“道德义愤”，我以为这是危险的。

余英时说，当年五四反传统的人物，都是饱读旧笈、深知传统的人，今天反传统的人物其实并不知道传统为何物。我觉得今天某些提倡传统或传统道德的人也大体如此。从他们的言谈论著行为活动中看不出一点传统的影子，看不出一点孔老夫子那种“温良恭俭让”、“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道德、精神或风貌。

所以，剩下的便只是激情口号、妙论奇谈。

问：一些学者在此次论战中对少儿“读经”表示了同情。如秋风先生，他说：“从二十世纪初一直延续至今，全盘反传统已经成为现代中国人本能的意识形态。当年有人呐喊不读中国书，因为中国书所教导的都是愚昧无知。过了近百年后，这个声音依然清晰地回响在我们耳旁。”

您怎么看他的这个判断？

答：我不大相信全盘反传统已成了现代中国人的本能意识。

其实从五四时代起，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扔掉中国古书”（“文革”是例外），只是少读了许多罢了。今天从小学到研究生，读的大半是数理化、电脑、科技，所以我是主张读点中国古书的。特别是《诗经》、《论语》等等，不然，我费时费劲去写一大本《论语今读》干什么？

但是，我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提倡“读经”，那样可能会从小就培育原来传统政治体系所需要的奴性道德。

（节选自《李泽厚近年答问录》，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