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我正在弄一本《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的论文集。……我这本书所研究的问题和现在的一些著作不完全一样，比如孔子吧，有多少部哲学史就可以说有多少位孔子，每个人都有他所理解的孔子，并且都认为这才是那个“真正的”孔子思想。我的兴趣却不在这里，而主要是想探究一下两千多年来已融化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风俗、习惯、行为中的孔子，看看他给中国人留下了什么痕迹，给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带来了什么长处和弱点。这个孔子，倒是个活生生的，就在你、我、他以及许多中国人中间。

问：看来这也是一部有现实意义的书？

答：我希望如此。我们长期闭关自守，现在正真正走向世界，和各民族大接触大交流。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反省一下自身的文化和心理，获得清醒的自我意识，减少盲目性，我觉得这正是哲学史工作者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中可以或应该做的工作。

问：从您所谈的看，您每写一部著作都有现实的追求？

答：我不想为写书而写书。我常想，图书馆有那么多书，我再加上一本，究竟有多少意义？有些同仁搞学问则是因为觉得“好玩”，是出于某种高雅趣味，但我也很少这种兴致。

问:人们在读您的著作时，往往有这样一个印象：您的观点很新鲜、论述很简洁，但引证、考据比较少，和好些学术著作的写法不大相同。在这个问题上，您有什么想法？

答：……我觉得，在某些情况下，先“见林”比先“见树”更重要。坦率地说，对于当今一些大的理论框架，我是不大满意的，很希望自己的书能在大的方面见见“林”，也许是比较模糊的“林”，但希望能对别人有所帮助。我的工作，主要是提出问题，如此而已。就思想史而言，研究至少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历史学家的方法，一种是哲学家的方法，历史学家的方法主要着眼于历史事实本身的真实、准确和清晰，对任何细节都不放过；哲学家则主要是借历史来发表个人的见解，所以往往把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

问：看来，您更愿意做一位哲学家了？

答：这并不是我想做什么，而是现实的需要。鲁迅大可去写他的文学史，但他偏偏选择了杂文。为什么呢？我们的事业不是个人的，需要大家一起干。我的书也许没有什么长久价值，但只要有一两句话能够引起当代人们的思考，对青年人有所启发，我也就感到欣慰和满足了。我不追求和空想“永恒价值”。

问：您谈到的“永恒价值”，恐怕是人们很难绕开的问题。……您对您的著作以及您生命本身的“永恒价值”，恐怕不是没有考虑吧？

答：那当然。我从来不为稿费写文章，也不为名声和“好玩”而工作。人的一生很短促，怎样使生命变得更有意义？这也许是促使我写作的真正动力。其实我完全可以干别的，或许也能干得好。为什么选择现在这项工作？这问题一两句话谈不清楚。我常劝青年人去读读歌德的《浮士德》，这是一部很有意义的著作。在浮士德的几个生命里程中，爱情也好，功名富贵也好，都没能满足他。那么最后是什么使他满足了呢？这就是一个有关人生意义的问题。海德格尔说，哲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死亡问题。如果你知道你很快会死去，你同时也就意识到你现在还活着。那么，活着又意味着什么？为了什么？如何活着？这确实是人们难以绕开的问题。

至于我的工作，我想没有人愿意自己的书很快就被人遗忘。我的书主要是为青年人服务，不过写作时我从没有想过怎样迎合青年人。我希望能找到一些时代所需要的、应该有的东西，能抓住一些客观的、有价值的东西。我相信，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不会被埋没的。

（※ 节选自《走我自己的路·答记者问》，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