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领域极广大，因此即使确定在这里活动，仍然有许多选择问题。搞什么？如何搞？是对审美心理或艺术现象作实证研究呢？还是研究美的本质？等等。这里有方向的选择问题，也有方法、课题的选择问题。
我对微观研究是有兴趣的。历来便喜欢看那些材料翔实、考证精当、题目不大而论证充分的文章，对某些巧妙的考据也常拍案叫绝，惊喜不已。我曾戏称之曰发现了“绝对真理”。对自己的学生、研究生，我也一贯提倡微观研究。我想中国人那么多，搞学问的人也多，如果你攻一点，我钻一点，把每一点的微观世界都搞得繁针密线、清楚翔实。那么合起来便大可观。这比大家挤着去做些空洞而巨大的题目，有意思得多，我当年搞谭嗣同的哲学思想，研究康有为的《大同书》思想，也是从这种比较细小的专题着手的。
但由于自己主要兴趣仍在哲学，当年考北大，哲学系是第一志愿。同班及高班好友如赵宋光、王承祒等纷纷在第二年转系时，我仍巍然未动。从而尽管对近代思想史、中国思想史、美学、艺术史、心理学以及中国古代史中的好些具体问题都极有兴趣，但我总不能忘情哲学。而且以自己一生精力去钻这些领域内的一两个专题，即使成了专家、权威，似乎也难以满足自己原有学哲学的愿望。而哲学却总是要求更空灵更综合更超越一些。至于自己为什么会对哲学有这么大的兴趣，则大概与自己的个性、气质、经历……有关吧。我还记得十二岁上初中一年级时的“精神危机”：想到人终有一死而曾废书旷课数日，徘徊在学校附近的山丘上，看着明亮的自然风景，惶惑不已……。
我羡慕人们当专门家，但命运似乎注定我当不了；而且也并不太想当。这观念经过“文化大革命”便变得更为明确。从而我的近代思想史、古代思想史、美学、康德……，便都采取宏观的方向和方法。我不求我的著作成为“绝对真理”，不朽永垂。在微观研究尚不甚发达的情况下，去追求准确的宏观勾画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而稍一偏离，便可以相去甚远。但这种宏观勾画在突破和推翻旧有框架，启发人们去进行新的探索，给予人们以新的勇气和力量去构建新东西，甚至影响到世界观人生观，只要做得好，却又仍然是很有意义的。而这，不也就正是具体的哲学兴趣么？
我自知做得很不好，只能表达一点意向，但我想努力去做。我的好些著作粗疏笼统，很可能不久就被各种微观或宏观论著所否定、推翻、替代。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在目前这种著作似乎还没有出现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可以承乏一时呢？等将来日月出了，爝火也可以心安理得地自然消失而毫无遗憾。鲁迅早说过这样的话，他自己便是一个光辉的榜样。晚年他宁肯放弃写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计划，而撰写一些为当时教授、专家极其看不起的“报屁股文章”——杂文。鲁迅也没再创作，而宁肯去搞那吃力不讨好的《死魂灵》翻译。他为了什么？他选择了什么？这深深地感动着我和教育着我。鲁迅不愧是伟大的爱国者和思想家，而决不只是专门家。
在小时候，母亲就教导我要“取法乎上”。但我做得很差。大量的时间无可奈何地被浪费掉了。我虽尽可能避免转入任何无聊的人事纠纷，但各种纠纷却总要找上门来。也没有办法。这使得我的写作也变得扭曲模糊。有如我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修订本后记中所说“这些在这本书里都不可能充分展开，只是稍稍提及或一带而过，但即使是一两句话，如能引起注意，在当时我以为便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当然有的也并不只是一两句话，不过总的说来还是相当简略粗疏，“因陋就简”。但有趣的是，拿我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文章说，五十年代写的那些是比较细致的，例如对谭嗣同“以太”与“仁”的分析、《大同书》年代的辩论等等，1958年曾将几篇论文合成《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一书在上海出版。前两年在海外，才知道香港有此书的翻印本，好些海外学人也对我提及此书。但这本书和这些论文在国内却似乎没引起什么注意或反响。相反的是，近几年我那些粗枝大叶讲章太炎、太平天国、革命派、鲁迅的文章却出我意料地被好些同志特别是青年同志们所关注和欢迎。讲康德的书、讲孔子的文章、《美的历程》也如此。这倒成了自己的上述选择的某种鼓励：看来，这方面的工作还是值得和需要去做的。
与这种宏观微观相关，在材料上也有方法选择的问题。例如，是孤本秘籍法还是点石成金法？前者当然很有价值，发现、搜寻前人所未知未见的新材料以作出论证，当然很重要。我自己便非常关心新材料的发现，例如最近王庆成同志从伦敦带回来的关于太平天国的材料便是从来未为人所知而极有价值的，这使我非常兴奋。但是我没有也不可能采取这种方法，我不可能去大量阅读，沙里淘金。我所引用的大都是习见熟知的东西，只是力图作出新的解释而已。又例如，在研究和表述过程中，既可以采取异常清晰的归纳、演绎，条理井然的论议叙述，像冯友兰教授那样；也可以注意或采取非归纳非演绎的直观领悟的描述方式；这两种方法也同样有价值，并无高下之分。我以为，学术作为整体，需要多层次、多角度、多途径、多方法去接近它、处理它、研究它。或宏观或微观、或逻辑或直观、或新材料或新解释……，它们并不相互排斥，而毋宁是相互补充相互协同相互渗透的。真理是在整体，而不只在某一层面、某一种方法、途径或角度上。中国古人早就强调“和而不同”，“声一无听，物一无文”，不要把学术领域搞得单一化、干巴巴，而应该构成一个多层面多途径多角度多方法的丰富充实的整体。这才接近客观真理。
爱因斯坦的《自述》是很值得读的好文章。其中实际也谈了选择。例如他谈到“……物理学也分成各个领域，其中每一个领域都能吞噬短暂的一生，而且还没能满足对更深邃的知识的渴望”，从而他“学会了识别出那种能导致深邃知识的东西，而把其他许多东西撇开不管，把许多充塞脑袋、并使它偏离主要目标的东西撇开不管”。这不正是选择吗？又如“当我还是一个相当早熟的少年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切地意识到，大多数人终生无休止地追逐的那些希望和努力是毫无价值的。而且，我不久就发现了这种追逐的残酷，……精心地用伪善和漂亮的字句掩饰着”（均见《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这不也是选择吗？于是，一切的选择归根到底是人生的选择，是对生活价值和人生意义的选择。“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楚辞·卜居》）从屈原到爱因斯坦，古今中外这么多人，每个都只生活一次，而且都是不可重复和不可逆转的，那么作什么选择呢？人生道路、学术道路将如何走和走向哪里呢？这是要由自己担负责任的啊。
（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