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中国也有例子。章学诚的名著《文史通义》、《校雠通义》，检查起来，便“征文考献，辄多谬误”，“其读书亦大卤莽灭裂矣”（《余嘉锡论学杂著》卷下）。大家如苏东坡，当年也经常被人（是刘贡父？记不清了）嘲笑有各种学问的错漏，但笑者不知何处去，今人仍爱苏东坡。游谈无根，不扎实，再抄引另一个故事如下：

“东坡《刑赏忠厚之至论》用‘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公曰：‘此郎必有所据。’及谒谢，首问之，东坡对曰：‘何须出处！’……公赏其豪迈。”一作“坡曰……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见《宋人佚事汇编》中册）

当然，我并不是提倡“何须出处”、“意其如此”、“读书亦大卤莽灭裂”以造成各种基本知识的错漏欠缺；我自己便强调过：“现在有许多爱好美学的青年人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苦思冥想，创造宏大的体系，可是连基本的美学知识也没有。因此他们的体系或文章经常是空中楼阁，缺乏学术价值。……科学的发展必须吸收前人和当代的研究成果，不能闭门造车。”（《美学译文丛书序》）因此这里我想说的不过是：不要迷信，不要困惑压抑在“不扎实”、“没学问”的重力下而失去如欧阳修称赞苏轼的那种年轻人所具有的“善读书善用书”的“豪迈”锐气。因此我倒非常欣赏车尔尼雪夫斯基二十七岁写的博士学位论文（即中译本《生活与美学》）也是以“卤莽灭裂”地贬低艺术，使得学问甚大的老一代名作家屠格涅夫气得发抖的故事；我也仍然相信**讲的年轻人不要怕教授是至理名言（我如今也是教授，大概不致有某种嫌疑）。

我并不想把“新知”与“多识”、“创造”与“学问”、年轻人与老教授对立起来，恰恰相反，如在《美学译文丛书序》中所认为的，创新必须有学问。在一定意义上，新知是建筑在旧识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我想说的又不过是：创造需要知识，但知识却并不等于创造。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我觉得从知识到力量，其中还需要某种转换。即是说，要使知识（对象）变成力量（主体），还得要有某种科学的选择、组织、建构、融化的工夫，这样才使知识纳入你的智力结构，成为你的能力，符合你的需要而为你所自由驾驭，而不只是像机器那样被动地贮存，凭外在指令来输入输出而已。也就是说，要善于读书，善于吸收融化知识，善于主动地选择、建构、运用和支配知识，使合规律性的知识趋向于、接近于、符合于你的合目的性的意愿和创造。

这里面，问题就很多，就很值得了解探究。青年们在贪婪地热情地吸取知识时，最好有意识地注意到这些问题，以采取最适合自己的具体方法、途径、方式，根据自己的主客观条件和特征去做出可能人各不同的选择和考虑。例如，包括做学问，当学者，便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和类别。海耶克（F.A.Hayek）曾把学者分为头脑清晰型和头脑困惑型两种，也有人分为狐狸型和刺猬型。大体说来，前一类型善于分析和讲授，知识丰富，论证清楚，博闻强记，条理灿然。后一类型则相反，他不见得能记得很多知识，他的论证、讲授也可能很不充分或很不明晰，甚至含混晦涩。他经常忽视或撇开各种细节，却善于抓住或提出一些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观念或关键，其中蕴含着或具有极大的创造性、新颖性、原动性。前一类型更善于复述、整理、发展前人的思想、学说和材料；后者却更多沉溺于执着于自己所关注的新事物、新问题，而不知其他。如果借库恩（Thomas Kuhn）的话，前者大抵是常规科学，后者则属创造范式（paradigm）。前者无论在课堂上、舆论界、同行中一般容易被欢迎，后者却常常不为人所注意或接受。当然，这种二分法只是某种抽象化了的分类，在现实中，这两种类型、这两种因素经常是交织、混合在一起，只有程度和比例不同的差异而已。本文之所以讲这些，也只是说明学问并无一定之规，知识也非僵死之物，我一直认为，“治学之法有多途……不妨各就性之所近，发挥所长”（《走我自己的路》），“研究题目、途径、方法可以百花齐放、不拘一格。既不能认为只有考据才算学问，其他都是狗屁、空谈……；也不能认为考据毫无用处”（《读书与写文章》）。对知识，恐怕也是如此。

总之，我们不是玩赏知识，也不是为知识而知识，而是为创新而学知识。青年恰恰是创新**和能力最旺盛的时期，不要错过啊。

《文史知识》以知识为刊名，我却讲了这些即使不算反知识，大概也属非知识的闲话。不识时务，必将挨骂。但既然编辑同志如此热诚，那我又岂敢退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可能有点阿Q精神，也罢，只好如此了。

(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