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这样下去总不是个办法，就以方怡姐怀孕为名，向领导递交了请假单。不过那时候舰队刚好搞演习，所有人员一律不准请假，因此我的请假单就被领导锁进了他的抽屉里。好不容易到了国庆节前夕，演习才陆续结束，我的请假单终于被批了下来。

一天以后，当方怡姐在我面前出现时，却把我给吓住了。方怡姐已不是半年前我所看到的那样苗条秀气，风姿绰约，原来的瓜子脸如今像一只充足了气的皮球，滚圆滚圆的，满脸尽是妊娠斑；柔顺飘逸的长发被理成了齐耳的短发，失去了往日的光泽；而宽松的长外套，却难以掩饰她那臃肿、邋遢的体态。

那天夜里，我和怀孕近五个月并同样忍受着性饥渴的方怡姐做了三次。我们的性饥渴得到了缓解，却惊动了方怡姐的胎气。第二天早上起来，方怡姐的体下见了红，等我把她送到医院时，孩子小产了，后来医生跟我们说，是个女孩。当时我们俩都很伤心，也很懊悔。秦岚阿姨和我岳母赶到医院，也很难过，不过她们一再地安慰我们，说“你们还年轻，等方怡养好了身子，再要孩子也不迟”。

我父亲和我岳父得知消息，两个人连夜从南京赶了回来，把我拉到病房外面臭骂了一顿，才解了他们心头的怨气。特别是我爸，就差拔枪毙我了，“小子，老子这次先原谅你一次，你给我听好了，下次再有这样的事发生，老子直接拿枪毙了你。”

等长辈们都离开病房以后，我才把方怡姐抱在怀里，哭着对她说：“姐，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是个混蛋，姐，你打我吧，你狠狠地打我吧。”

方怡姐伸手抹着我的眼泪，凄厉地笑着说：“安安，你别哭了，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件事儿姐也有责任，孩子没了，我这几个月的辛苦就白费了，还好我们还年轻，以后肯定还会有孩子的，等过年的时候，你再回来，到时我们再要一个。”

孩子没了，可我和方怡姐的感情却更深了。不过，方怡姐却一直没有怀孕。两年以后，“史无前例的文化DA革命”开始了，当时我已经是东海舰队的一名电讯科长，在基地拥有了自己的家属宿舍。第二年为了躲避外面的纷争和动乱，方怡姐作为随军家属，把工作调到了舰队基地的资料室，从此，我们夫妻俩才结束了三年的两地分居，真正拥有了一个属于我们俩的家。

相比民间的“文攻武卫”“造反”“批斗”，我们舰队倒成了“世外桃源”，虽然那些政治学习是免不了的，但是由于我们处于沿海前线，故舰队的备战和训练依然还能正常进行。我们电讯科是舰队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监听和甄别着海峡上空那些复杂的电波，一刻也不敢放松。

那些年，方怡姐也去部队医院看过很多专家，得到的结论是，她可能不会再有孩子了。对于这样的结果，我们只有黯然接受。记得当时方怡姐哭着对我说：“安安，我们离婚吧，你再去找一个年轻点的女孩子，让她为你生儿育女吧。”

“姐，你说什么胡话呢？我怎么会和你离婚呢？你不能生孩子，又不是你的责任，错在于我，有孩子固然好，但真的没有孩子，我们也不需强求和自责，坦然地接受这个现实。”我搂着方怡姐，深情地安慰她说：“从今往后，我们两个人就携手同行，要开心地面对生活，能陪着你慢慢变老，那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我们本来以为，两个人这样平静地过一辈子就得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然而，几年以后我们国家发生的一件大事，再一次把我们的生活，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父亲和岳父当年在四野的老首长，我们国家的副统帅竟然叛逃出国，折戟蒙古国的温都尔汗，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此后，全国掀起了一轮新的政治运动，并波及到了军队，而四野的老部队则首当其冲。

我岳父平时说话犀利，是个眼睛里揉不得半粒沙子的人，在军区政治部，岳父是个敢于向一些陋习和恶劣作风“放炮”的人，自然会得罪很多人。运动刚刚开始不久，岳父就被“隔离审查”，让他交代当年老首长的所谓“叛变”“怕死”“不服从命令”的证据材料，岳父实事求是地就当年的“四平之战”为老首长说了几句公道话，随即就被当做“叛党叛国集团”的成员，撤消了一切职务，被投入了监狱。

作为四野老首长的警卫人员和我岳父的老战友，我的父亲也不能幸免。军队的造反派对我父亲是软硬接受，威逼利诱，让他揭发我岳父的问题和老首长的证据，被我父亲严词拒绝了。不久，我父亲也被关进了禁闭室。

我岳父本来就有严重的糖尿病，那些造反派还故意在他昏迷的时候，给他注射葡萄糖，致使他很快就离开了人世。我岳母在家里听闻消息，也悬梁自尽了。我和方怡姐当时一直在舰队基地，对家里的变故一无所知。

父亲在禁闭室里听说了岳父岳母的死讯以后，在禁闭室里沉默了一天一夜，然后对监守人员说：我可以揭发方文祥的问题，也可以把老首长过去的问题交代清楚，但是，你们得让我先回一趟家，把一些资料整理好再给你们。

造反派同意了我父亲的要求，就派几个人押着我父亲回到了这里。西屋的楼上，原来是我父亲的书房，父亲上去之后，取出珍藏多年岳父送给他的一把“勃朗宁”，饮弹自尽了。他过去常说，军人就应该死在枪口下，不是敌人的枪口，就是自己的枪口，至此，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秦岚阿姨平静地收敛了我的父亲，然后穿得整整齐齐的，躺在床上，用一把手术刀，割断了她自己手腕上的动脉……

纸终究还是包不住火，父辈们的噩耗还是被我们得知了，过度的惊恐和悲伤彻底击垮了方怡姐的心理——她疯了。为了保护我们，舰队首长派人把方怡姐秘密送进了基地疗养院，并把我关进了禁闭室，还通知哨兵说，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得进出禁闭室，违令者，格杀勿论。军区的那些造反派们几次想冲击基地要提审我，都被荷枪实弹的警备战士给吓了回去。而后，首长顶着巨大的压力，让人把我塞进了核潜艇远航西沙，由此躲过了一劫。

我随着核潜艇在广袤昏暗的海底游弋，悄无声息地保护着祖国的海疆。每次远航归来，首长都会亲自把我送进了禁闭室，专门派他的警卫看守，一直到我下次的出海。那几年，方怡姐一直生活在疗养院，病情时好时坏，可她整天在嘴里唯一念叨的人却是我——她的安安。

十月的春风终于吹散了笼罩在神州大地上的阴霾，我也不用再进禁闭室了。五年来我第一次见到了方怡姐，她人变胖了，满头花白的发丝，看起来却像个年近花甲的老太婆，动作变得迟缓了，目光也变得呆滞无光，但那年她才三十八岁。

“安安，你去哪里了？姐姐等了你这么久，你为什么都不过来？”方怡姐她一眼就认出了我，这些话从她的嘴里说出来，却是面带笑容目不斜视地看着我。她的话像一把刀子，戳进了我的心里，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忍不住滚落下来，可她却拭着我的眼泪安慰我说：“你哭什么呀，安安，姐姐又没有责怪你，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你应该高兴才是啊！”然后她的眼神却陷入了迷茫，环顾着四周，拉着我的手紧张地问：“安安，我们的女儿呢？她怎么也不来看我？我有些想她了。”

“姐，你难道忘了吗？我们的女儿在她的外公外婆和爷爷奶奶那里，她开心得很，你就别想她了。”我把方怡姐紧紧地搂住，勉强挤出笑容对她说：“姐，我是来接你回家的，我们回家吧！”

为了方便照顾方怡姐，我申请转业到地方电信部门工作。近十年的时间里，方怡姐的病情一直比较稳定，她深知自己的病情，平时非常注重休息和药物治疗，所以她大部分时间都很清醒，而且还陆陆续续地翻译了许多英文小说，在译文界有了一定的名气。五年前，方怡姐一位早年定居加拿大的女同学得知她的情况后，就特意飞到国内找到我们，向我提出要接方怡姐去加拿大治疗的建议，我当然是满口答应了。

我们的父母得到平反后，他们补发的工资和抚恤金，再加上方怡姐这些年的稿费和我自己的一些积蓄，在当时已经是一笔不小的金额，足够我们花大半辈子了。方怡姐去了加拿大以后，我就把那些钱都汇到了她在国外的账户，供她治疗所用。哪知她把那些钱拿去投资，不到三年时间，方怡姐不仅在温哥华拥有了她自己的住房，而且还成了一位真正的“百万富翁”。

国外优美的环境和宽松的氛围，再加上医药和心理方面的治疗，使得方怡姐的精神彻底得到了恢复。前年，我辞去了工作，去加拿大和方怡姐团聚，并和她在美国纽约华尔街租了一间写字楼，正式开始了资本投资和运作。

去年底，方怡姐把“安琪投资”交给了我，她自己回温哥华修养去了。今年上半年，我一直都在国内，寻找投资的信息，没想到那天在长途车上，竟然会意外地认识你。也许是我太兴奋了，等你下车的时候，我竟然没想起来问你在哪座学校读书。回到这里后，我真的是懊恼不已，遗憾自己这辈子再也没有缘分见到你了。

我买好了飞机票，准备明天就回去。可想不到你自己今天会找上门来，而且还提议让我陪你一起过生日，伊如，你说，是不是我们有缘，注定是要重聚的。

林伊如慢慢站起身来，感动地对夏跃进说：“夏先生，你的故事很精彩，太让我感动。”

“伊如，我……”夏跃进也站起来，真的醉了。

“夏先生，我扶你去休息吧！谢谢您的蛋糕和红酒，我也该回去了。”林伊如扶着夏跃进，真诚地说。

夏跃进脚步踉跄地挡在了她的面前，从怀里掏出一本存折递到她的面前，口齿不清地说：“伊如，这本存折里面有一万美元的存款，是我刚才以你的名字办的，密码我把它记在上面了，送给你，作为我今天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夏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我已经打搅您一天了，还让您破费为我庆生，我已经很感激了，怎么能再收您的钱呢？再说，这也没理由啊？”

“你别——误会，伊如，我没有别的意——思，缘分，我只想说——缘分让我认识你，你就收下，钱不多，但——是我的心意，伊如，你就算是先替我保存着也行，如果你需要用钱，那你就尽管把它取出来，如果你不想用这个钱，那么就等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再还给我，好吗？”

林伊如只得接过存折放进自己的挎包里，告别了怅然若失的夏跃进，离开了石库门，踏上回程。时至今日，林伊如都无法对这次可以说改变她一生命运的上海之旅最初的动机做出合理的解释，而且当林伊如坐在长途汽车上离开上海的时候，她的心里仍然还像是在做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