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种“平地参天”之功，绝不是自身天生具备的，而是一种外来的阳光、外来的雨露，使他们强大的潜力被充分挖掘出来了。也就是说在全国能够干省委书记的人才绝不止三十几个人，关键是有没有培养你做省委书记的机会；你个人有没有做省委书记的魄力、胆识和创造力！

我们应该承认一所好的大学在培养人才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这种“点化”之功谁也不能否认。这也许就是我国著名高校每年一个大学生“点招费”上百万元的根本原因吧！要知道每所大学在开发人的潜能方面肯定不尽相同，不管是开发的深度还是开发的广度都是有区别的。那些教育资源比较好的知名大学，由于它们教育资源的起点比较高，所开发的领域科技含量也是世界一流的，所以这些知名高校就能够以一种独特的校园文化滋润着每一个来这里求学的人。即便是一些相当“普通”的人，当他们接受这些优秀资源“熏陶”以后，便会在较大的程度上提高了自身的素质，为他们今后“事业建树”提供更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由于“箫剑现象”在万宝强出生地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带有“普遍”性质。因为这个地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支边的人比较多。这些支边的人大多数都在新疆、西藏地方扎了根。而我国的高考，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时候，全国都是同样的试卷。但是在录取大学分数线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别。特别是江苏与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在大学录取分数线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例如：有一年，江苏高考本科分数线是368分，而新疆本科录取分数线只有275分）。这就为那些善于“钻营”的人带来无限“商机”，所以在万宝强出生地走“箫剑这种捷径”而被录取为全国重点本科大学的同学，绝不在少数。

还有一个是万宝强的同学，他叫范进（化名），也是通过这种方法考取了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想当初，范进在读高三的时候，成绩也不是十分突出，充其量他的成绩只能和当时的万宝强差不多。范进的姑妈在新疆某一个自治县公安局里面工作。她知道高考这里面的“水深水浅”，所以范进的姑妈就把范进弄到新疆参加高考了。结果，范进的命运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范进已经是某一个大学里面某个院系的副院长了。而万宝强今天谋一个小学教师还是通过高三复读，全力打拼才争取得来的。万宝强每想到此事，心中就有说不完的感慨。

因此，在高考落榜者当中，有不少孩子不是没有爱因斯坦的头脑，也不是没有比尔盖茨的天资，只不过是我们中国的教育土壤暂时还缺少一点促使孩子发生“质变”的神奇因子；我国的教育机制还缺乏一种开动孩子“神奇”智慧的魔力；我国教育很多模式还过于古板、教条，缺乏足够高效的、实用的、灵活的、合作的、创新的新元素。

就拿学生的基础知识来说，我们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学生的优劣，难道基础知识就是那么重要吗？为什么现在西方国家有些知名大学到我们国家高中招生，为什么只要英语成绩得到一定的标准就OK了？而对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成绩只是作象征性的参考呢？而我们中国的高考对基础知识为什么那样的严格？我们有些本科大学，学制三年就够了，为什么还要硬撑四年呢？为什么有些普通大学，一定要学生把孔子、孟子、司马光、初唐四杰、李白、杜甫、陶渊明、竹林七贤、唐宋八大家、苏东坡、韦应物、元曲四大家、前后七子、鲁迅、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巍巍、戴望舒、公刘、赵树理、钱钟书、余秋雨、高尔基、雨果、玛格丽特·米切尔、萨克雷、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等中外名人的作品都要“仔细”研究呢？

数学在自然科学中固然重要，为什么非要“普通”大学生在积分方程、矩阵方程、微分方程、立体几何方面设立“那么多”的“人为”的障碍呢？纯粹是让我们的“普通大学生”钻迷魂阵！英语教学更是让世人大跌眼镜，考完大学六级英语的学生还是“哑巴”英语，还不能简单地跟英国人交流，这难道不应该让我们中国教育好好反思一下吗？

中国是向来喜欢论资排辈的国家，不论是做官、还是搞学术研究，他们都喜欢搞那些“作茧自缚”的做法。仿佛离开了论资排辈中国的各行各业就会立即瘫痪一样。美国贫民窟能够走出一个林肯总统，美国黑人能够做出一个奥巴马，这在中国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我们都知道不管是政界还是商界，所有的天才都是靠“人”和“环境”培养出来的，而且我们也都知道培养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如果我们不能在青春年少的时候，较早地踏入那些比较复杂的、顶端的领域，又何来有太多的锻炼机会？即使中国诞生一万个爱因斯坦式的人物，如果不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去栽培、就让他担当科研开发的“领军”人物，我想他也会随着岁月的流逝，“拼死”于马槽之间，“辱死”于奴隶人之手！

就我们国家现在的教育而言，就是有爱因斯坦式的人物参加高考，也不一定考取清华大学，甚至还能被当作普通的“平庸”之人拒绝于普通大学之门而沦落于“荒野”。我敢说这种几率绝非“星星点点”的。

据我所知，我国第一流的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在二十年前，来自于农村占到一半以上，可是到了现在已经是千里难挑一个。这难道是社会进步造成的结果吗？这难道中国农村的农民子弟就是天生的“驽钝”吗？当我们国人面对上面所说的“两种”理由，只要有一点智商、有一点良心、有一点时代责任感的中国人都不会无视中国的国情而做出“肯定”判断的。

既然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农民子弟”都不是天生的驽钝，那为什么现在国家重点大学的大门对“农家子弟”的又是那样的“苛刻”呢？如果有人说这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公造成的，那我们的国民教育又为什么不能去努力改正呢？即使“努力”改正了，又为什么举步艰难呢？

就拿我们本县的近几年高三毕业生来说，我们全县每年都有近万人（最低的也有八千三百多人）,可是每一年考入一本的考生只有一二百人（最低只有一百二十二人），二本以上的考生也只有三四百人（“非文化类”本科生除外）。你要知道我们全县有74万人口，这种高校本科入学率实在是少得可怜！让我们“全县”人感到有一种“5.12”的惨烈、有一种“滑铁卢”的可叹、有一种“慰安妇”的可怒。

我们做教育的，这种重点本科入学率怎么能够适应我们中国农村的发展？要知道我国是农业大国，想当年毛主席“打江山”，他根据这个的国情制定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正确道路，终于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解放了全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想当年邓小平改革，他也根据我们国家的基本国情，首先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成功后又在城市推行“国有化企业”改革，然后把中国真正推向世界，让中国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富有、中国的综合国力一天天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一天天提高，也就是说，改革开放设计师邓小平也是在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我们也应该清楚，我们农村的父母亲在培养孩子方面所付出的就不一定比城市的父母亲少，可是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和城市的孩子会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呢？不错我们农村的教育资源要比城市差，但是，为什么这种资源差距为什么得不到有效缩短呢？既然都知道现在“择校生”已经在全国掀起“狂潮”，那我们国家的教育主管部门又为什么不能有效制止这种肆无忌惮的“狂潮”呢？为什么不能让我们农村“平民家”孩子的教育也和全国城市“市民家”的孩子一样共享社会主义社会的繁荣成果呢？

范进同学、箫剑同学今天所取得的成绩，应该向我们中国的教育界提出大大地“问号”。中国的教育究竟失误在哪里？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又应该如何去思考这些问题？如果我国的教育老是停留在这些“蒙昧”的状态，我们的教育还要扼杀多少像“范进”、“箫剑”这样的人才？如何能够使更多的像“范进”、“箫剑”这样的同学，都能够在一个适应他们发展的大学里面得到更好的受教育机会呢？这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必须认真反思，并且必须认真落实具体行动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