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二）

2018-04-15 作者： 夏坚勇

盛世（二）

是的，我们该说什么才好呢?无论是那得意的朗笑还是飘零的青衫，那远年的浪漫都源自一个只有三十多年的短命王朝。Www.Pinwenba.Com 吧那个昙花一现的隋代，给历史留下的遗产太多了。杨广真是一位辛勤的农夫，虽然他的播种和收获不成比例，但种子一旦播下，日后总要生根发芽的。

这中间潜藏着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隋朝的鼎盛得益于经济上的放开搞活，而这些恰恰又是与强权政治以及对心灵的封闭并行不悖的。人们常常把繁荣昌盛连在一起说，时间长了，也觉得挺顺溜。其实“繁荣”与“昌盛”是两个概念，前者是对精神文化而言，后者则直接指向粮囤和钱袋之类。“昌盛”者未必“繁荣”，隋朝大致就是这种情况。精神文化说到底是一个心灵的自由度问题。我们都知道隋代没有文学，这固然与它立国时间太短有关，但最重要的还在于统治者对心灵的扼杀。由于严刑峻法(据说偷盗一文钱也要杀头)，搞得小民百姓们人人自危且不去说它，知识界也弥漫着一股玩知丧志的实用主义风气，文化人纷纷挥刀自宫，把心灵变成敲开利禄之门的石头。他们写诗作文是为了拍皇上的马屁。歌功颂德，献媚讨好，成为当时文学艺术的主旋律。这种主旋律实际上是一种大棒加胡萝卜的文化**，作为政治**的派生物，它当然也不会比政治**宽厚和温柔。它使一切有尊严的人贱卖自己去摧眉折腰，沦落为招招实惠的文坛阿混；它给所有的作品都强行抹上“盛世”的油彩，在一片“吾皇圣明”的颂歌中搔首弄姿发羊痫疯。可以想见，这样的作品怎么能散发出激情的血温，怎么能燃烧起生命的光彩，又怎么能用来讨论深刻和崇高?在这种风气下，当然也说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学术，像宇文恺那样的建筑奇才，也只能把自己的智慧用于投杨广所好，建筑歌舞升平的楼台(哦，那是些多么壮丽堂皇，堪称独步一时的纯粹中国流的楼台!)。他是作而不述的，所以没有留下什么著作。观其一生，他始终与大师无缘，只能说是一个高明的工匠而已。没有诗歌，没有音乐(民间音乐当时是被禁止的)，没有学术，没有言论，也没有夜生活——人们都早睡晚起，生怕招致什么飞来横祸。朝野噤声，万马齐喑，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但与此同时，由于经济上的放开搞活，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各级府库中的粮食和布帛都堆不下了，所谓天下丰足也并非过甚其辞。事实证明，在一个封建的国度里，经济上的放开搞活和思想上的封闭钳制双管齐下，在短时间内确实可以见到成效的，例如温饱小康之类，也确实可以一窝蜂地办成几桩大事。

但是，能保证这种局面的“可持续发展”吗?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到了大业六年这个时候，隋代的历史基本上还是一幕正剧，威武雄壮，堂堂正正，没有多少插科打浑的噱头。但任何正剧一旦进入盛大之极，**之巅，鲜花着锦之至，就不大好把握了，因为这时候演员们大抵已进入了忘我之境，他们有太多的即兴发挥和自我卖弄，而这种发挥和卖弄稍一过头，便容易偏离理性的河床，掺杂进闹剧的成分。毕竟在那种场面下，谁不想出彩呢？我们看看大业六年元宵节发生在东都洛阳的那场闹剧。

且说杨广打通西域之后，作为“通”的表现，前来朝贺的各国酋长和使节络绎不绝，再加上带着“方物”，为了赚钱而来的商人，一时洛阳道上摩肩接踵，东西两京冠盖如云。在这种情况下，又是那个鬼精灵的裴矩向杨广建议，他说现在到两京朝贡的“蛮夷”已是盛况空前，我们何不再来个空前盛况，在正月十五元宵节期间，大设戏台，大演百戏，以显我华夏繁荣昌盛，吾皇英明伟大呢?

裴矩的这一建议自然又正中“上”怀，一场堪称旷古盛极的闹剧就此拉开了帷幕。

不是说隋代没有文学艺术，没有夜生活吗?你看现在京师的舞台是多么红火!从全国各地晋京汇演的戏班子，带着他们最拿手的绝活儿，花技招展地来了。十里长街之上，通宵达旦，歌吹入云，真是个人如海，歌如潮，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这次艺术节整整热闹了一个月，把那些各国的首领和使节看得一愣一愣的：毕竟天朝大国，气象到底不同!是啊，谁曾见过这么阔大的舞台，谁曾见过如此阵容的文艺队伍?谁又曾见过这么百花齐放的“繁荣”?皇帝老子一诏令下，全国各地，四面八方，“凡有奇伎，无不总萃”，据说晋京的艺人总计达三万之众。可怜这些平时从不被人放在眼里的戏子，耗尽了全部家当，风尘仆仆、舟车辗转，就是为了到京师的舞台上露一下脸，演完了，恐怕连回家的盘缠也很成问题。当然，对于他们来说，在自己的艺术生涯中有了这么一次也就够了，毕竟这是京师的舞台，说不定连皇上都曾看过他们的演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