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大工”是指用于建造皇宫的，区别于建造皇陵的“寿工”。所谓“为登州府造”是指朝廷摊派给登州府的指标，由登州府出钱，请临清的窑户负责烧制后再运送京师。

还有：

丙申年窑户赵贤作头赵才造。

康熙十五年窑户畅道作头郭守贵造。

几乎都是一般格局，那上面只有窑户和作头的名字，而亲手制作青砖的工匠是没有资格把名字署上去的。中国历来的政治学说到底就是名字学，谁的名字取代了谁的名字，这一般叫做改朝换代或权力更替；谁的名字排在谁的前面，这是强势群体内部的利益分配；而什么人的名字该出现在什么地方，则体现了一种社会秩序。这些都是很有讲究的。出力流汗的窑工们自然不配有千古留名的资格，就像现在写论文的人，名字反倒排在最后，而写报告的人绝对不会享有署名权一样。

只有这一块是个例外：

嘉靖十五年窑户罗风匠人郑存仁。

这个叫郑存仁的工匠好生放肆，他竟敢僭越规格，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名字署在青砖上。该人是何出身?有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一贯表现怎样?社会关系都有哪些?所有这些可惜现在都无从追查了。其实也大可不必追查。他或许只是出于一个劳动者自尊意识的觉醒，因为他觉得那青砖中有自己的汗水和指纹，理应署上自己名字的。为什么窑户和作头可以署名，自己就不可以署呢?因为他们的财产、地位、名望吗?可那和署名有什么关系?署名只是体现了一种堂堂正正的负责精神，作为一个劳动者，他理应为自己的产品负责。但他恰恰忘记了，所谓负责也是要有资格的(不然为什么称官员叫“负责人”呢?)，而他根本不具备这种资格。因此，我怀疑那批署有郑某人名字的青砖后来根本没有运往京师，其原因就在于他所犯的“自由化”错误。据博物馆的同志讲，这块砖是从乡民的墙基下发现的，这就对了，因为那里才是他可以负责，也大致可以容许他署名的地方。

其实，即使是窑户和作头，他们的名字也不可能进入京师的大殿或地宫，因为在施工前的磨制过程中，他们的名字都要被磨得了无痕迹的。本来嘛，帝王的大院里要那些名字干什么?是树碑立传还是邀功请赏?反正都不合适。那里只容许一个人有名字，而且还只能用代号——“朕”或者“皇上”，其他人都只能合用一个名字——奴才。那么就统统磨去吧，包括那些州府名称和年号。但临清土那固执的坚韧，还有临清工匠那带着咸味和男性气息的汗渍是永远磨不去的。当然，磨不去的还有史书上这样的记载：

烧造之事在外，临清砖厂以供营缮。

(《明史·食货志》)

这里说的，就是临清的砖，也是临清几个世纪的疼痛和荣耀。

大运河过了临清的头闸口，就进入了卫河。卫河在古时候又叫清河，“临清”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我们还记得《水浒传》中有个清河县，就是武大郎卖炊饼的那个地方，也是潘金莲和西门庆发生奸情以及后来武松斗杀西门庆的地方。从这里到天津，习惯上也被称做南运河。北上的漕船扬帆启航了，它们因捎带了临清砖而加深了吃水，这不仅由于青砖的重量，还由于青砖所负载的情感和思想。临清往北的一段河道极其弯曲，这是人工作用形成的。由于受到黄河多次泛滥的影响，泥沙淤积，地势南高北低。开挖运河时，为了滞缓水流，便采取了延长河道以降低坡度的方法，也就是古谚所说的“三湾抵一闸”的道理。航船行进其间，便多了许多辗转艰难。但与会通河上过闸时的繁琐程序相比，这辗转还是值得的。有时候，他们会把一座高大的建筑物反复作为航标，你刚刚离它而去，不一会它又出现在前头，老朋友似的召唤着你。“河流曲曲转，十里还相唤。”走惯了这段水路，船夫们也不急不躁，反倒觉得不那么单调，有一种峰回路转的新鲜刺激。两岸是风吹雨蚀的河滩，牲口的蹄印有如刀耕火种部落的男人在土地上播种留下的。村庄悠悠地驶近，又悄悄地离去。青石碾子上残留着新鲜棒子或高粱的香气。老人站在村头的路口眺望什么，身边是忠实的黄狗。一排排的白杨树把旷野分割得很齐整，远方飘来忧伤的《小白菜》，那是北方大平原上最流行的民歌……

南运河的“南”，是以华北平原为坐标的。现在，大运河正沿着华北平原的南部边缘迤逦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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