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禄国东王来到中国时，明王朝正在为迁都忙得焦头烂额。鉴于漠北元蒙残余势力的侵扰，朱棣将大本营进抵长城脚下，无疑可以震慑北部边关。况且北京是他的肇迹之地，一切都是肌肤之亲的。“靖难”之役后，他又在南京杀人太多，新鬼烦冤旧鬼哭，心里总觉得不那么踏实。因此，迁都北京自有他的道理。一般的史家也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以迁都为标志的军事上的战略北移势在必行，包括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那封面上的两句广告语是：震撼的史观，不一样的史笔），也称之为是“一次进取性的措施”。加之南北大运河的疏浚贯通，自秦汉以后又一次大规模地修筑长城，组织文化精英编撰煌煌巨帙的《永乐大典》，明王朝似乎很有一点开天辟地的气象。

但如果把视野扩大到东西方世界冲突的广阔背景之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在十五世纪以后之所以逐渐落伍于世界文明的进程，中国的封建社会之所以自明代以后长期停滞不前，都或多或少地与这次迁都有关。

为什么要把都城安放到北方去呢？不错，北方那灰色的没有层次的世界更适合于大规模的战争和帝国的统一，那里刻板的精神范式与权力话语也与主流文化有一种天生的亲和。但中国的历史到了明代那个时候，已不光需要登高一呼和金戈铁马，它更需要一种高远的眼界，而封闭且贫瘠的北方却不可能具备这种眼界。迁都，不仅是把先人留下的坛坛罐罐搬到北京，而且是从根本上改变王朝的风水由脚踩长江面向大海转为背靠长城面向内陆。南京是一座多么理想的都城啊！所谓虎踞龙蟠六朝金粉且不去说它，更重要的是它那开放的处势。从南京沿长江顺流直下，不多久就是大海，你的风帆不管驶向哪里，迎接你的都是海阔天高的世界。自南宋以来，东南沿海就一直是商品经济比较活跃的地方，那里的手工作坊和从事海外贸易的商船中最有希望滋生出新的经济形态。南方有嘉木，这“嘉木”首先体现为一种精神上的特立独行甚至一意孤行，那是一个有利于人们在面对世界时产生丰富的憧憬和想象力的地方。定都于此，正可以雄视东南，呼吸海洋文明的气息。南京西北的沿江地带古称龙江，十五世纪初，这里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就是在这里建造的，那些宝船的规模即使现在看来也相当可观，旗舰和主力舰长达一百二十米，宽四十米，可载一千多人。而在那个时候，执欧洲造船业牛耳的威尼斯王国还造不出吨位很大的船，因为他们对巨舰下水前往往因不胜负荷而破裂感到束手无策。上世纪五十年代，考古学者在龙江发现了一根宝船的舵杆，经过估计，其舵叶的高度当在五米以上，可以想见当初的宝船是何等崇宏伟岸。那些艨艟巨舰本来应该航行到更远的地方，把我们这个封闭的农业社会带向一个崭新的世纪。可是没有，恰恰相反，船厂附近人们祭祀郑和的静海寺，后来却成了《中英南京条约》签字的地方，在航海英雄郑和的塑像下，清政府的代表战战兢兢地画下了近代中国屈辱史的第一笔。

永乐十九年，朱棣力排众议，把都城迁到北方去了。随着王朝的中枢北移，大运河又焕发了它的第二青春，而郑和下西洋却终止了。一个东方古国的血脉在自己的身体内开始了新的一轮循环，有如一个晚景不错的老人，它心宽体泰，血气饱满，很自足也很滋润。但它与一个更大的母体大陆或海洋另一边的世界的联系却被剪断了，长此以往，它将在漫天沙尘的北方因封闭而僵死，因僵死而成为化石。

南京成了陪都，这个“陪”是安慰的意思，也是装点门面的意思。虽然六部九卿的体制还在，但衙门上灰尘日厚，没有多少事可干。明朝人所撰的《紫桃轩杂缀》中记载了这样一则小故事，很能说明陪都的清冷。

陪都的各大衙门大多无所事事，其中尤以专司祭祀大典的太常寺最为闲寂，终日里只知醉眠坐啸，所谓太平官是也。某日，忽传门柝甚急，询之，乃是南直隶的宣州送来一道公文。究竟有什么大事呢？原来是今年春季多风，吹坏了当地梨花，地方官深恐有妨秋间太庙荐新之需，所以报请太常寺及早另觅供应之地，以免临时误事。萧闲岑寂的冷衙门，一年中难得有几件大事可办，得此点缀一番，总算也不致使人完全忘记南京城中还有这么一个衙门在。当时担任南京太常寺卿的某公看完公文，不由得拈须一笑，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便吟诗一首以纪其事，诗云：

印床高阁网尘沙，

日听喧蜂两度衙。

昨夜宣州文檄至，

又嫌多事管梨花。

南京冷落如此，除去春风吹坏了梨花，还有什么值得打扰的呢？

但朱棣冷落的不仅仅是南京，而是整个南方，他把南方的子民和土地都拴在大运河上，让它们连半点自由的呼吸也没有。从杭州到德州，大运河已经很疲惫了，再往北去，河道更加逼仄。它负载着南方的青山绿水向北方进贡，虽步履踉跄却不敢稍有懈怠。

下雪了，北方的雪有一股狂野的气势和覆盖的天赋，起初还能听到它在落叶上的飒飒声，那是两个苍老的季节之间礼节性的问候。但转眼间已是漫天皆白。四野茫茫，朔风萧萧，大运河像大地母亲身上的一道创口，只有它的颜色是清晰可辨的那是一种可以称之为“菜色”的苍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