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花部”并没有因为皇帝的不喜欢就自生自灭，它们和“雅部”的昆曲展开了拉锯战：你进我退，你走我来，禁而不止，封而不死，“夹缝中求生存”，一有机会，就长驱直入——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皇帝八旬“万寿”，宫中派人选调各地戏班进京献演，为皇帝祝寿，不知是忘记了清廷的“谕旨”，还是忽略了曾经的好恶，或者干脆就是普天同庆的恩德，扬州的三庆徽班浩荡进京演出了！
不说一炮而红，但是的确，“三庆”演出非常受欢迎。于是四喜、春台、和春等徽班陆续进京。
“四大徽班”进京，引起了“崇雅禁花”者的强烈不满，他们上奏皇上，于是再一次掀起了对“花部”的声讨和镇压：嘉庆三年（1798年）颁布上谕：“乱弹、梆子、弦索、秦腔,声音既属淫靡，其所扮演者非狭邪媟亵，即怪诞悖乱之事，于风俗人情殊有关系。此等腔调虽起自秦皖，而各处辗转流传，即苏州、扬州向习昆腔，近有厌故喜新，皆以乱弹等腔为新奇可喜，专将素习昆腔抛弃，流风日下，不可不严行禁止。嗣后除昆弋两腔仍照旧准其演唱外，其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概不准再行演唱。所有京城地方，严行饬禁；并传谕江苏、安徽巡抚，苏州织造，两淮盐政，一本严行查禁。”
如此上谕，有点“格杀勿论”的味道，然而，善于应变的徽班韬光养晦，收拾起徽调而改唱昆曲，所以照样生存活跃于京都街坊市民之中。
朱家溍（1914—2003）先生通过对故宫档案资料的研究，做过如下描述：“同治二年至五年，由升平署批准成立，在北京演唱的戏班共有十七个，其中有八个纯昆腔班、两个昆弋班、两个秦腔班、两个秦腔班（其中包括四喜班）、三个未注明某种腔的班（其中包括三庆班）。各领班人所具甘结都完整存在。说明到同治年间，昆腔班仍占多数。光绪三年，各班领班人所具甘结也都存在。当时北京共有十三个戏班，其中有五个纯昆腔班，比同治年减少一些，但占总数三分之一强。”据此可见，昆腔让位给乱弹的时间，不是乾隆嘉庆年间，也不是道光同治时期，而是很晚的光绪末年。
最终，随着封建皇权的衰落，“上谕”失去原先的作用之后，徽班便重整旗鼓，恢复并发展了自己的优势，直至逐渐取代昆弋腔而成为京城的主流。
在衰落过程中，昆剧的丰富营养却滋养了南北各个剧种，尤其是引发了京剧的形成，使其得到迅速发展。官方欣赏旨趣随之转移，慈禧太后也赶上了京剧这个“时髦”，王公贵族察言观色，一概拥戴京戏。随着岁月的流逝，昆剧由“祖师爷”变成了“小媳妇”，恢弘的皇城几乎没有了昆剧的容身之地。在南方，正宗的南曲仅存苏州一个全福班，这个三十余人的“江湖”班甚至也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昆曲辉煌成“梦忆”
国家风雨飘摇，民族存亡未卜，全福班“福”不全，祸难却接二连三。根据桑毓喜先生的记述，民国九年（1920年）初，全福班应邀赴上海新舞台演出，全班上下全力以赴，希冀在大上海能够起死回生，谁知结果却令人心寒，观众寥寥，演了十余场后就草草收场。
之后，全福班为了重整旗鼓，又煞费苦心，召集部分已经离开的名角返回充实阵容，还假借与已经报散十六年、原在上海声望很大的苏州著名昆班大章、大雅“三班联合演出”的名义，于上海天蟾舞台日夜公演，历时五十八天，连演九十场，确也轰动一时。只是很快遭到熟知内情观众的揭底，《申报》刊文说：“所谓三班合演者……欺人语耳……冀可以号召座客而已！”
事实上，这种借尸还魂、虚张声势之举，根本无法挽救气若游丝的昆曲的运数。
翌年6月，在上海业余昆曲家包月秋、杨定甫等参股的鸣盛公司的支持下，全福班与上海“小世界”游乐场签约一年，经济盈亏均由鸣盛公司承担。两个月后，苏州创建了昆剧传习所，全福班的台柱沈月泉等人离班前往执教，骨干力量一走，“小世界”的演出再无精彩可言，加上大多演员年龄偏高，有人又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虽能上场，却往往力不从心，“闭目静听，尚可迁就，若凝神细辨，尊范实不堪承教。生涯之不振，或即因是”。
其间，上海最大的游乐场“大世界”扩建竣工，自民国十一年（1922年）起，邀请全福班献艺。当时，在“大世界”的广告栏目中，以头条醒目位置介绍“文全福文班昆戏”，但仅仅在八天以后，广告栏目就被“群芳台”取而代之……
民国十一年（1922年）旧历岁尾，与“小世界”合约期满，全福班悻悻回苏，适逢吴中曲友在长春巷“全浙会馆”会串三天，被邀约充任班底，此后即停止活动，名存实亡。
民国十二年（1923年）秋，全福班的演艺人员又重新聚拢，在“全浙会馆”演出，也许人们已经预感到这样的演出即将谢幕，一个辉煌的昆曲盛世已经日薄西山，甚至行将就木，所以，已入昆剧传习所的沈月泉、沈斌泉等名角也凛然参加。
尽管条件寒酸，凋敝凄惶，但也正因为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场凄然的“绝唱”，所以演出特别认真，全身心投入。倪传钺回忆说：“大面尤顺卿穿双破鞋子，连里面穿的破袜子也露出来了。”
就是在这样落拓凄惶的情景中，一个延续百年之久的著名昆曲老班“全福班”宣告解体，寿终正寝了！
想想张岱的文章，那是“梦忆”，那是怀旧，那是作者人生里程中血与泪的凝结，是人生的梦忆，是心灵的梦忆，是悲哀的挽歌啊！
命不该绝如有神助
1911年，辛亥革命，皇帝制度寿终正寝。
十年以后，1921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
在上海，中国共产党成立。
在苏州，昆剧传习所成立。
一个是政治，一个是文化。
政治的梦和文化的梦，在同一年出现，是巧合，还是天意？
不能将两者相提并论，但是，至少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前者，中国的今天不会是这个样子，而如果没有后者，那么，中国文化的一个经典符号，很可能就灭绝了，也许连进博物馆的资格都没有了！
昆曲的衰微，除了政治、经济和社会诸方面原因外，其本身的曲高和寡也是一个不可不说的因素。曲学大师吴梅说：“今之能歌昆曲者，百人中殆不满二三。即此二三人中，真能歌者，且鲜一见也。”（《吴梅戏曲论文集》67页）每况愈下，昆曲的式微仿佛已经是“在劫难逃”。
然而，昆曲命不该绝，昆曲如有神助！
就在昆曲苟延残喘、行将就木的时候，1921年初，“棉花大王”穆藕初等人发起建立了“昆剧保存社”。名曰“保存”，可见其初衷也是出于无奈，至于能否保存以及究竟能保存到什么地步，恐怕发起者也是心里没底的，只是竭尽所能，为昆曲的保存做点实际的事情，比如，他们资助并推荐由百代公司灌制了多张唱片，其中有俞粟庐先生手书其唱片曲词、工尺谱，并由穆藕初题字而印成的《度曲一隅》，使得俞粟庐的唱曲声音保存至今。
嗣后，苏州的“补园”主人张紫东也坐不住了。
00苏州园林，乃中国私家园林的典范。每一座园林都有个文化意味十足的名字，如拙政园、沧浪亭等，都是可以品咂玩味的，那么，这个“补园”，又“补”从何来，或者，蕴涵了什么玄机，以至于后来竟然“补”上了昆曲这大美一“景”！？
补园“补”了昆曲
补园乃张履谦先生请吴门书画名家参与修建。文人造园，自是文园结合，园中有文，文在园中，处处都见出曲径通幽、一唱三叹的书卷气。这恰好与昆曲的韵味吻合。在补园，没有文化是感觉不了她的雅致的；没有文化，也就糟蹋了补园。所以主人请了家教，为他的子女“补”上国学课，琴棋书画，唐诗宋词，还有昆曲，专门延请了定居在苏州范庄前义巷的曲家俞粟庐为昆曲老师。于是苏州文人名士，多随之来到补园学曲，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曲学大师的吴梅和昆曲大师俞振飞！
正是在补园的艺术熏陶下，张紫东对昆曲产生了敬畏之心。
作为学养丰富的知识分子，张紫东不仅传统学识渊博，而且对于新文化也很热衷，他的书房里除了《资治通鉴》等古籍外，还有梁启超和鲁迅的书，甚至还订了邹韬奋编的《生活周刊》。张紫东是个戏曲迷，年轻时随父进京，晚上常光顾戏院、堂会，看遍了京剧名角的表演，他后来投身昆曲艺术，并非一时心血来潮。
辛亥革命后，张紫东回到苏州，成为士绅，同时，也成了著名的曲家。他先后习老生、老外。他后来向全福班艺人沈锡卿、沈月泉、吴义生学身段、台步，悉心钻研，终成气候，被曲友称为“吴中老生第一人”。
迷恋昆曲，却又见昆曲日渐式微，张紫东心里非常焦虑，常和曲友说起，其中就有毕业于北京高等工业学校的贝晋眉，东吴大学的肄业生徐镜清，他们对昆曲有着同样的爱好和忧虑，于是共同发起，在“禊集”、“道和”曲社的基础上，齐集民间资力，创办一个以培养昆剧演员为宗旨的学堂式科班，定名为“昆剧传习所”。
为了创办传习所，张紫东、贝晋眉、徐镜清三人邀约了地方上有名望和热爱昆曲的汪鼎丞、孙咏雩、吴梅、李式安、潘振霄、吴粹伦、徐印若、叶柳村、陈冠三等人，组成十二人的董事会，其中十人各赞助一百元，合资共千元，作为开班的启动资金。
选址在苏州城北的桃花坞西大营门五亩园，这里原来是私家花园，历经变更，久已荒芜，时为轮香局善堂，做寄放灵柩之用，所以花费比较小。经过协商，从殡舍中腾出十多间，租赁给传习所作为教室、宿舍和食堂。董事会成员、道和曲社社长汪鼎丞题写了传习所匾额。
穆藕初出资支持
1921年8月，昆剧传习所正式挂牌开班。招收学员的告示贴出后，由于艺人地位不高，报名的很少，所以由熟悉的曲友介绍的居多。规定学员年龄在九至十四岁之间，全福班著名艺人“大先生”沈月泉是主考。
期间，和张紫东等曲家过从甚密的穆藕初，对昆曲的衰颓表现了同样的关注。昆剧传习所成立不久，因为资金拮据等原因面临困境，穆藕初得知，为了昆曲的传承与香火的延续，他毫不犹豫慷慨解囊出资支持。
1922年，传习所原计划招收学员三十名，穆藕初接办后，扩招为五十名。规定试学半年，确认有培养前途的，才写“关书”（契约）正式学戏。学三年，演两年，五年满师。
正是这五十名“传”字辈艺人，学会了昆曲四百个折子戏，将大美昆曲的血脉传到了19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