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后与周传瑛商量，一起开会动员。他没有反反复复念紧箍咒，而是说，中央领导和普通观众一样，也是看戏，我们也要和平时一样演戏，不要激动。为了不致因为要看首长而引起拥挤和骚动，他还做出了一个令全体剧组人员欢欣鼓舞、而在一般人看来是过于大胆的决定：演出结束后，所有的人包括拉幕布的、搬凳子的还有炊事员等等，全都上台谢幕！这样一来，人们反而安定了情绪，再也不担心因为不是主要演员而没有机会和首长见面握手了。

这天晚上，**主席观看了《十五贯》。

我们不知道这时候**在想什么，但是我们知道，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时说到历代历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时，**十分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十五贯》说的不正是“人民”监督政府的事吗？

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演职人员时说得十分透彻：“《见都》一场那面堂鼓就很好嘛。你要见他，他官僚主义，不见你；你一击鼓，他就只好出来了。我们现在有些官僚主义者甚至在‘击鼓’后还不出来，我们有的官僚主义者恐怕连这个巡抚都不如呢！这很危险。”

这不，共和国成立不久，官僚主义就抬头了，用这出戏来“监督”一下，给官员敲响警钟，可说是“及时雨”了！

“向春风解释春愁”。**显然是看到了《十五贯》巨大的现实政治意义。

带队的钱法成绝对不可能知道这样的“背景”。他的任务是保证演出成功，谢幕时不要因为激动而忙乱。

的确，4月17日的演出非常成功，没有出现任何细节上的失误。

演出结束后，全体剧组人员上台谢幕，因为幕后人员都参加了，所以除了演员外，衣着显得很不整齐，不仅长短参差、颜色不一，甚至还有穿打补丁的衣服的！

在钱法成的记忆里，“**坐在第三排（一说第四排），古铜色的脸，很健康”；“看的过程中很兴奋！谢幕时**和**、彭德怀等中央首长没有上台，站在下面热烈鼓掌，向演员挥手”。

汪世瑜刚进剧团，是跑龙套的小演员，同样很小的王世瑶则是小配角，也是站在边上，不过，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很魁梧”。那样的场面，“很神秘”！

周总理“坐谈”五十分钟

4月19日，在广和剧场演出，场内坐满了买票看戏的观众。灯光暗时，《十五贯》就要演出。谁都没有想到的是，这时周恩来总理悄然入场了。原来他就在隔壁的北京烤鸭店请客，结束后赶过来看戏。钱法成说，“这边的锣鼓声烤鸭店都可以听得见的”。

演出谢幕后，周总理在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陪同下走上舞台，撩开大幕出现在正在卸装的演员面前。陈守川和大家一起迎上前去，总理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浙江做了一件好事！”演职人员围过来，有的去搬太师椅给总理坐，总理摆摆手，在戏箱上坐了，叫大家也随便坐下，然后就拉家常似的说，我们很需要《十五贯》这样的戏。况钟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这是符合唯物主义思想的。

周总理还特别强调：“不要以为只有演现代戏才是进步的。昆曲的一些保留剧目和曲牌，不要轻易改动，不要急，凡适合于目前演的要多演，熟悉了以后再改。改，也要先在内部试改，不要乱改。”

有个叫乔裕茂的，是管服装的，总理笑着和他握手，问长问短，很随和。乔裕茂激动得一夜没睡，第二天就把他从“前清”时蓄起、留了六十多年的辫子和三十多年的山羊胡子刮了！

“坐谈”中，总理得知剧团演出运输费大，税收高，经济很困难，之后他就向中央反映，召集有关部门研究，4月30日，国家主席**就下令，减免全国文化娱乐税，同时，铁道部也宣布，降低剧团布景灯具托运费。

满城争说《十五贯》

4月17日**看戏，19日周总理接见之后，21日，文化部在吉祥戏院召开隆重的表彰奖励大会。

会上，文化部领导传达了**的三点指示——《十五贯》是个好戏；

要奖励；

要向全国推广。文化部奖励了五千元人民币，这在当时算是巨奖了！

表彰大会后，文化部向全国发出通知说，《十五贯》“是一个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有着很深的教育意义的优秀剧目，特建议全国各戏曲剧团尽可能普遍采用演出”。

据《浙江日报》5月底的报道，仅在浙江省内，就有六十多个剧团移植了《十五贯》，其中杭州越剧团演出就连满了二十五场，观众五万八千人次。全国有数千个剧团移植演出，演出场次和观众人数多到无法统计。

1956年五一节，国务院和文化部给他们登**观礼台的观礼券竟然有八张之多！

王世瑶说：“这比后来‘样板戏’的待遇还要高！”那份激动是无法形容的。一个不眠之夜后，大清晨他们就从崇文门步行到**，和全国各地的劳动模范一起登上观礼台，在万众欢腾的气氛中，又一次近距离见到了**。

5月2日晚上，**、周总理和朱德总司令、董必武、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直机关又一次观看了《十五贯》。

第三次是在紫光阁小舞台，晚上十点过后才开始演出的。政治局开会，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委员都来了。这回演的是四个折子戏，昆曲《长生殿·小宴》、《渔家乐·相梁刺梁》，苏剧《疯僧扫秦》、《貂婵拜月》。

文武百官看昆曲，满城争说《十五贯》！

从中央机关到公检法，到各行各业，都争取包场看戏，中央还明确指示，要给普通老百姓看《十五贯》的机会，就是要向全社会公开售票。

在北京期间，白发苍苍的戏曲艺术大师和卓越的戏曲教育家、中国戏曲学校校长萧长华，还特地请剧组去交流，之后又派了三个学生，跟着浙江昆苏剧团学戏，跟了整整一年，后来都成了才。

剧组还去清华大学作了演出。这是1949年以后，昆曲第一次走进大学校园。

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上）

天天演出，差不多一天就要换一个剧场。后来他们移师新建的天桥剧场演出。他们住在二楼的走廊里，中间是假的门框，分成三块：男的二十多人，住一头，大通铺；中间是单身女的；再一头是七对夫妻，每对之间用蚊帐隔开。就这样，条件也比原来好多了。

5月17日，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了《十五贯》的座谈会。首都二百多位文艺界人士参加了会议。钱法成、周传瑛、王传凇等八人出席，国务院派了三辆小车来接他们。他们等了一会，车子没到，就急了，生怕迟到，决定走过去，“急行军”，谁知他们刚走，车子到了，没接到人，只好往回开，车子开过他们身边，却没有一个人发现。结果，他们还是迟到了，会议因此晚开了半小时。

这次会议由周扬、钱俊瑞、田汉、马师曾主持。从上午九点半开到下午三点半，中午吃的是锅贴，每人一个搪瓷盘，每盘里七八个锅贴。

会议气氛非常热烈，听了发言之后，周总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长篇讲话——《十五贯》有着丰富的人民性，相当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不要以为只有描写了劳动人民才有人民性……

我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犹如小孩从母体中生产出来一样。我们还或多或少地带有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官僚主义就是这种残余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有的官僚主义者比戏中的巡抚还严重，这巡抚是我们的镜子……况钟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这是符合于唯物主义思想的。

《十五贯》轰动了全国，是有她的历史原因的。昆曲受过长期的压抑，但是艺人们的努力奋斗，使得这株兰花更加芬芳……这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只要奋斗，就有出路；不奋斗，就无法生存。第二天，《人民日报》根据总理讲话的精神，用田汉的一句话做标题，由副刊部的袁鹰执笔，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

5月27日，浙江昆苏剧团结束辉煌的北京之行，离京前，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宴请了大家。

这次进京演出，赚了十二万元，回来后用二万元在杭州观巷买了一座旧院子，供全团人住下，还有一个会议室，也可以做小的排练场。多年流浪的剧团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南返时，沿途在天津、济南、南京、镇江、苏州演出，然后直达上海——这时中央要求做两件事，一是出国访问演出，再就是要拍电影《十五贯》，征求剧团方面的意见，他们考虑，有些演员年岁已经不小了，拍了电影，可以留下资料，于是就直接奔上海了。

笔者从《洛地文集》中看到了关于这件事的另外一个版本——周传瑛曾经接到中央文化部的通知，叫他准备出国演出《十五贯》。但是，后来没得出国了。为什么？倒不是“反右派”，而是因为鼎鼎大名的麒麟童周信芳要出国，没有戏，把《十五贯》搬去了。为了保证周信芳出国的成功，不那么大名鼎鼎的周传瑛就没得出国了。作为佐证，作者记录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细节——这时，《十五贯》也被麒麟童搬去了，出国事也“泡汤”了。周传瑛又悄悄地把压在箱底、谁都不知道的、一次也没穿过的那套西装拿出去，悄悄地请人改成中山装。后来，过了二十多年以后，周传瑛说起这件事，就禁不住自嘲自笑。无论如何，他们拍电影没有错，因为在1949年以前，这些演员长期颠沛折腾，生活非常窘迫，这次去北京，等于一下就从地下到了天上，连轴演出尤其是过度的兴奋，造成身体和精神上的过多消耗，回浙江后不久，“走”了好几个，演过于执的朱国梁早逝，敲大锣的张四海五十多岁就去世了！黄源和郑伯永、陈静在第二年都被打成右派，郑伯永戴帽下放农村，四十多岁就病逝了。陈静活到“文革”以后，还创作导演了几台好戏，现已过世十多年。黄源享年九十七岁，是那一拨坎坷人物中最长寿的。

《十五贯》不仅国内反响巨大，在苏联和西方世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西德作家龚特尔·魏森堡将《十五贯》翻译成德语，在汉堡演出，受到欢迎，还推广到其他德语国家。《汉诺威新闻报》评论说，“《十五贯》巧妙地告诉我们，做一件正义的事，也需要智慧和毅力。”

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下）

《十五贯》进京之前，全国只有浙江昆苏剧团，全团四五十号人，此外，浙江省内还有两个昆曲戏班——宣平昆剧团和永嘉昆剧团，都是小得可怜，生存艰辛，难以为继。北京、上海、江苏和湖南，都没有昆剧团。

1949年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很难有很多人很多精力去关注戏曲，尤其是昆曲。

昆曲被认为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是封建腐朽的东西，被视若敝屣。

昆曲过于高雅，阳春白雪，少有人欣赏，更少人问津，只能任其自生自灭。

然而，昆曲命不该绝！尽管时代更迭，世事兴替，昆曲人却筚路蓝缕，薪火相传，自强不息，为雅为文为艺术，苦苦坚守！

昆曲命不该绝！昆曲等到了1949年的新政权，昆曲人自己艰辛努力，昆曲遇到了机遇，昆曲从乡镇到城市，从省市到首都，昆曲生存和发展的机遇到来了！

1956年10月，江苏省文化局发现中央如此重视的昆曲，在江苏居然没有一个剧团，就赶紧做工作，先指导再指令，当月23日，“将苏州民间职业剧团改建为江苏省苏昆剧团”。

1960年4月，江苏省苏昆剧团一分为二，一部分留下，还叫苏州昆剧团，另一部分去了南京，以省团名，一直延续至今。

1957年6月，北京成立了北方昆曲剧院，韩世昌任院长，白云生等任副院长。建院大会在文化部大厅举行，陈毅出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同与会者合影留念。

1957年冬，湖南嘉禾县举办了湘昆学员训练班。以此为基础，于1960年成立了郴州专区湘昆剧团，现在是湖南昆剧团，地址依然在郴州。

1961年，上海成立了以上海戏曲学校昆曲班学员为主体的上海青年京昆剧团。后来京、昆分家，成立了上海昆剧团。

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昆曲从业人员，就如拆散的零件被聚合到了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机器，可以运转，可以生产了！

昆曲复活了，昆曲有救了！

《十五贯》进京演出，功莫大焉！

《十五贯》进京，演员的高超艺术，昆曲的高雅魅力，加上政治的契合，高层欢迎，艺术需要，百姓领情，这就使《十五贯》在1949年以后的华夏大地产生了轰动和流行的效应。一时间，为文的捧，为武的赞，为官的说，为民的传，《十五贯》几乎渗透到了祖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在传媒非常简单的1950年代，主要靠了政治权力的作用，昆曲的地位和影响迅速形成了1949年后的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