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描述了化学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和毁灭生物的恶果,揭露了美国农业、商业为追求利润而滥用农药的事实,对滥用杀虫剂而造成生物及人体受害的情况进行抨击,引起了人们对环境污染的注意。书中指出:人类一方面在创造高度文明,一方面又在毁灭自己的文明。环境问题如不解决,人类将“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之中”。《寂静的春天》一问世,就遭到了工业界尤其是化学工业界的反对,大多数化工公司企图禁止《寂静的春天》的发行,甚至美国医学协会也站在了化工公司一边。但它却唤起了很多人环境保护的觉醒。《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发行,在某些国家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科普读物。科学界认为卡逊对农药污染这个当时还不被人类重视的环境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分析,从环境污染的角度重新引起科学界对古老的生物学分支——生态学的关注,因而被誉为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生态学时代,全世界各界人士一致公认此书在唤起广大群众重视环境问题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1992年,一个杰出美国人的组织推选《寂静的春天》为近50年来最具有影响的书。还有人认为，“《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

《寂静的春天》全书目录

总序/译序/致谢/前言（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第一章明天的寓言/第二章忍耐的义务/第三章死神的特效药/第四章地表水和地下海/第五章土壤的王国/第六章地球的绿色斗篷/第七章不必要的大破坏/第八章再也没有鸟儿歌唱/第九章死亡的河流/第十章自天而降的灾难/第十一章超过了波尔基亚家族的梦想/第十二章人类的代价/第十三章通过一个狭小的窗户/第十四章每四个中有一个/第十五章大自然在反抗/第十六章崩溃声隆隆/第十七章另外的道路/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为《寂静的春天》/再度出版写的“前言”

作为一位被选出来的政府官员,给《寂静的春天》作序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因为它是一座丰碑,它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1962年,当《寂静的春天》第一次出版时,公众政策中还没有“环境”这一款项。在一些城市,尤其是洛杉矶,烟雾已经成为一些事件的起因,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还没有对公众的健康构成太大的威胁。资源保护——环境主义的前身——在1960年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辩论中就涉及到了,但只是目前才在有关国家公园和自然资源的法律条文中大量出现。过去,除了在一些很难看到的科技期刊中,事实上没有关于DDT及其他杀虫剂和化学药品的正在增长的、看不见的危险性的讨论。《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还没有开始。

本书的作者是一位研究鱼类和野生资源的海洋生物学家,所以,你也就不必为本书和它的作者受到从环境污染中获利的人的抵制而感到吃惊。大多数化工公司企图禁止《寂静的春天》的发行。当它的片段在《纽约人》中出现时,马上有一群人指责书的作者卡逊是歇斯底里的、极端的。即使现在,当向那些以环境为代价获取经济利益的人问起此类问题时,你依然能够听见这种谩骂。……当这本书开始广为传颂时,反抗的力量曾是很可怕的。

对蕾切尔·卡逊的攻击绝对比得上当年出版《物种起源》时对达尔文的攻击。……正是今日眼光所看出的这种世界观的荒谬性,表明了许多年前卡逊的观点多么地具有革命性。来自获利的企业集团的谴责是可以估计到的,但是甚至美国医学协会也站在了化工公司一边。而且,发现DDT的杀虫性的人还获得了诺贝尔奖。

但《寂静的春天》不可能被窒息,虽然它提出的问题不能马上解决,但这本书本身受到了人民大众的热烈欢迎和广泛支持。……如果《寂静的春天》早十年出版,它定会很寂静,在这十年中,美国人对环境问题有了心理准备,听说或注意到过书中提到的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妇女是与这场运动一起到来的。

尽管卡逊的论辞铿锵有力,尽管美国采取了禁止DDT的行动,环境危机却不是变好,而是越来越糟。或许灾难增长的速率减缓了,但这本身就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牵挂。自《寂静的春天》出版以来,仅农场用的农药就加倍到每年11亿吨,危险的化学药品的生产增长了400％。我们自己禁止使用了一些农药,但我们仍然生产,然后出口到其他国家。这不仅使我们陷入一种以出卖自己不愿意接受的公害并从中获利的状态,而且也反映出了在对科学无国界观念的理解上的原则性错误——毒杀任何一个地方的食物链最终会导致所有的食物链中毒。

1992年,一个杰出美国人的组织推选《寂静的春天》为近50年来最具有影响的书。……蕾切尔·卡逊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寂静的春天》中所关心的那些事情。她将我们带回如下在现代文明中丧失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的基本观念: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融合。本书犹如一道闪电,第一次使我们时代可加辩论的最重要的事情显现出来。在《寂静的春天》的最后几页,卡逊用罗伯特·福罗斯特的著名诗句为我们描述了“很少有人走过的道路”。一些人已经上路,但很少人像卡逊那样将世界领上这条路。她的作为、她揭示的真理、她唤醒的科学和研究,不仅是对限制使用杀虫剂的有力论争,也是对个体所能做出的不凡之举的有力证明。

卡逊在论战中具有两个决定性的力量:尊重事实和非凡的个人勇气。她反复地推敲过《寂静的春天》中的每一段话。现实已经证明,她的警言是言简意赅的。她的勇气、她的远见卓识,已经远远超过了她要动摇那些牢固的,获利颇丰的产业的意愿。当写作《寂静的春天》的时候,她强忍着切除**的痛苦,同时还接受着放射治疗。书出版两年后,她逝世于乳腺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疾病与有毒化学品的暴露有着必然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卡逊确确实实是在为她的生命而写作。

《寂静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并且已经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1964年春天,蕾切尔·卡逊逝世后,一切都很清楚了,她的声音永远不会寂静。她惊醒的不但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

《增长的极限》

20世纪60年代末,美、德、日、意、瑞士等10国的30余位科学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成立了一个国际智囊组织并命名为“罗马俱乐部”,委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用系统动力方法分析世界人口、农业、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环境五大问题。1972年米多斯（Meadows）等出版了《增长的极限》（TheLimitstoGrowth）一书。书中认为,世界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这五项基本因素的运行方式呈指数增长,如果人口和资本的快速增长模式继续下去,地球的支撑力将会达到极限,经济增长将发生不可控制的衰退,世界将会面临一场“灾难性的崩溃”,最好解决方法就是限制增长,即“零增长”。《增长的极限》再次向人们敲响了警钟。

《只有一个地球》

受斯德哥尔摩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F.Strong）委托,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BarbaraWard）与生物学家勒内·杜博斯（ReneDubos）共同撰写了《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OnlyOneEarth:ThecareandMaintenanceofaSmallPlanet）。书中写道:“当前大多数的环境问题,都是来自人类对生态的错误行动。通常认为人类不是地球上的寄居者,而是地球的主人。把征服客观世界看做人类的进步,这就意味着常因我们的错误认识而破坏了自然界。尽管作为物种之一的人类,在破坏和污染了自然界之后仍能生存下来,但是在这样污秽的环境里,人类还能长期保持他的尊严吗?”“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业已失去了平衡,正处于潜在的深刻矛盾中,而人类正好生活在这种矛盾中间,这就是面临的历史转折。这未来的危机,较之人类任何时期所曾遇到的危机都更具有全球性、突然性、不可避免性和困惑不可知性,而且这种危机在孩子所生活的年代形成。”“今天,如果能够对于唯一的、美丽的、脆弱的行星——地球,培育出真挚的忠心的话,在人类社会中,是有希望长期生存于丰富多彩的生活之中的。在这个太空中,只有一个地球在独自养育着全部生命体系。地球的整个体系由一个巨大的能量来赋予活力,这种能量通过最精密的调节而供给了人类。尽管地球是不易控制的、捉摸不定的,也是难以预测的,但是它最大限度地滋养着、激发着和丰富着万物。这个地球难道不是我们人世间的宝贵家园吗?难道不值得热爱吗?难道人类的全部才智、勇气和宽容不应当都倾注给它,以使它免于退化和破坏吗?难道不明白,只有这样，人类自身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吗?”这份报告被视为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筹备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

这些著作真实、清楚、客观、深刻地记录了世界快速工业化的代价、人类对地球掠夺的反思及人们对毁灭性经济发展模式的抗争,唤起了民众的觉醒,改变了整个人类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推进了世界环境保护事业和环境科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