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款留刘邦会饮。席间,项羽的谋臣范增屡次举目示意项羽,又再三举起所佩玉块,暗示他速下决断,杀死刘邦。项羽犹豫不决,默然不应。范增只好又从帐外召来勇士项庄,授意他舞剑助兴,伺机杀掉刘邦。项伯看出破绽,拔剑对舞,时时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刘邦。张良一看情况不妙,赶快起身出帐去找樊哙,命其速去护驾。樊哙二话没说,持剑拥盾闯入军门,直奔帐下,两眼怒视项羽,头发上指,大有万夫不挡之勇。项羽不禁骇然,忙问:“这是什么人?”张良答道:“是沛公的随从卫士樊哙。”项羽说:“一条好汉,赏给他酒!”左右的侍从捧上一大杯酒,樊哙站着一饮而尽。再劝再饮,并借题发挥地数落项羽道:“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接着,便厉声陈述刘邦的劳苦功高和忠义,指斥项羽疑心太重。项羽一时竟被他慷慨激昂的言辞所震慑,无言以对,只是招呼樊哙说:“坐!”樊哙乘势坐在张良身边。过了一会儿,刘邦见情势已渐好转,便借口入厕,招呼樊哙出帐,张良随之而出。三人商量对策,决定由樊哙保护刘邦赶快脱身,张良留下来应付局面。
再说刘邦留下车骑,在樊哙等四将的护卫下,轻骑简从,经骊山、过芷阳、抄近路,不辞而别,秘密地返回霸上。而身在虎穴的张良沉着冷静地与项羽等周旋。此刻他估计刘邦已回到军中,便进帐辞谢道:“沛公不胜酒力,醉不能辞,谨使张良奉上白璧一双,敬献大王足下;另备玉斗一双,敬献范将军足下。”项羽无奈,只好收下白璧,不了了之。范增气得把玉斗摔到地上,拔剑击得粉碎,愤怒地说:“唉!竖子(对项羽等的轻蔑称谓)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的人,一定是沛公,我们这些人必将成为他的阶下囚!”
张良在这次生死攸关的斗争中,以其大智大勇,既巧妙地帮助刘邦安全脱离虎口,又使项羽内部埋下了君臣相隙的祸根。
汉元年(公元前206年)正月,项羽恃强凌弱,自立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统辖梁、楚九郡,他“计功割地”,分封了18位诸侯王。并违背楚怀王“谁先攻人关中,谁就做关中王”的约定,把刘邦分封到偏僻荒凉的巴蜀,称为汉王。而把实际的关中之地一分为三,封给了秦的三个降将,用以遏制刘邦北上。刘邦心中十分怨恨,想率兵攻击项羽,后经萧何、张良一再劝阻,这才决定暂且隐忍不发。
天下分封已定,张良打算离开刘邦回韩国再事韩王成。刘邦赐金百镒,珠二斗。而张良把金珠悉数转赠给项伯,使他再为汉王请求加封汉中地区。项伯见利忘义,立即前去说服项羽。这样,张良刘邦建都南郑(今陕西南郑县东北),占据了秦岭以南巴、蜀、汉中三郡之地。
同年七月,张良送刘邦到褒中(今陕西褒城)。此处群山环抱,沿途都是悬崖峭壁,只有栈道凌空高架,以度行人,别无他途。张良观察地势,建议刘邦待汉军过后,全部烧毁入蜀的栈道,表示无东顾之意,以消除项羽的猜忌,同时也可防备他人的袭击。这样,就可以乘机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再展宏图了。刘邦依计而行,烧掉了沿途的栈道。张良此计,可谓用心良苦,它为刘邦的巩固发展和日后东进,取得了重要的保证。刘邦入汉中后,励精图治,积极休整。同年八月,刘邦用大将韩信之谋,避开雍王章邯的正面防御,乘机从故道“暗渡陈仓”(今陕西宝鸡),从侧面出其不意地打败了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和翟王董翳,一举平定三秦,夺取了关中宝地。略定三秦,刘邦倚据富饶、形胜的关中地区,便可以与项羽逐鹿天下了。一个“明烧”,一个“暗渡”,张、韩携手,珠联璧合,成为历史上的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
项羽闻知刘邦平定三秦,怒不可遏,决定率兵反击。张良早已料到这一点,于是寄书蒙蔽项羽,声称:“汉王名不符实,欲得关中;如约既止,不敢再东进。”同时,张良还把齐王田荣谋叛之事转告项羽,说是“齐国欲与赵联兵灭楚,大敌当前,灭顶之灾,不可不防啊。”意在将楚军注意力引向东部。项羽果然中计,竟然无意西顾,转而北击三齐诸地的毫无生气的腐朽力量。张良的信从侧面加强了“明烧栈道”的效果,把项羽的注意力引向东方,从而放松了对关中的防范,为刘邦赢得了宝贵的休养生息的时间。
不久,项羽于彭城杀死了韩王成,使张良相韩的幻梦彻底破灭。同年冬,张良逃出彭城,躲过楚军的追查,终于回到刘邦的身边,受封为成信侯,此后便朝夕相随汉王左右,成为画策之臣。明代李贽曾评论此事说:项羽此举,“为汉驱一好军师。”的确,项羽杀韩王成客观上帮了刘邦的大忙。
汉二年(公元前205年)春,刘邦接连收降常山王张耳、河南王申阳、韩王昌、魏王豹和殷王卬五个诸侯,得兵56万。同年四月,刘邦乘项羽集中力量攻打田荣之机,率兵伐楚。直捣楚都彭城。攻张良拜师图占彭城后,刘邦被这轻而易举得到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不但没有采取恰当的政治、经济措施,安抚此地,赢得人心,反而恶习复发,得意忘形之余大肆收集财宝、美女,整日置酒宴会,结果给项羽回军解救赢得了时机。项羽闻知彭城失陷,立即亲率。3万精兵,从小路火速赶回,急救彭城。刘邦数十万乌合之师难以协调指挥,连粮饷都筹备不齐,所以一经接战,便遭惨败,几乎全军覆没。至此,许多诸侯王又望风转舵,纷纷背汉向楚,刘邦丢下老父、妻子、儿女,只带张良筹数十骑狼狈出逃,军事上再度遭受重大挫折,大好的形势复又逆转。
刘邦狼狈逃至下邑,惊魂未定,心灰意冷,万念俱灰。他沮丧地对群臣说:“关东地区我不要了,谁能立功破楚,我就把关东平分给他。你们看谁行?”在此兵败危亡之际,又是张良匠心独运,为刘邦想出了一个利用矛盾、联兵破楚的策略。他说:“九江王英布,是楚国的猛将,与项羽有隙;彭城之战,项羽令其相助,他却按兵不动。项羽对他颇为怨恨,多次派使者责之以罪;彭越因项羽分封诸侯时,没有受封,早对项羽怀有不满,而且田荣反楚时曾联络彭越造反,为此项羽曾令肖公角攻伐他,结果未成。这二人可以利用。另外,汉王手下的将领,只有韩信可以委托大事,独当一面。大王如果能用好这三个人,那么楚可破也。”这就是着名的“下邑之谋”。
刘邦听罢,认为这确是一个以弱制强的妙计,于是派舌辩名臣隋何前往九江,策反九江王英布;接着又遣使联络彭越;同时,再委派韩信率兵北击燕、赵等地,发展壮大汉军力量,迂回包抄楚军。
“下邑之谋”虽然不是全面的战略计划,但它构成了刘邦关于楚汉战场计划的重要内容。正是在张良的谋划下,一个内外联合共击项羽的军事联盟终于形成,扭转了楚汉战争的局势,使刘邦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事实证明了张良“下邑之谋”的深谋远虑,最后兵围垓下打败项羽,主要依靠的正是这三支军事力量。
汉三年(公元前204年)冬,楚军兵围汉王于荥阳,双方久战不决。楚军竭力截断汉军的粮食补给和军援通道。汉军粮草匮乏,渐渐难撑危机。汉王刘邦大为焦急,询问群臣有何良策。谋士郦食其献计道:“昔日商汤伐夏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秦王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灭其社稷,使之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之后,六国君臣、百姓必皆感戴陛下之德,莫不向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便能南向称霸,楚人只得敛衽而朝。”这其实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夸夸其谈,当时刘邦并没有看到它的危害性,反而拍手称赞,速命人刻制印玺,使郦食其巡行各地分封。
在这关键时候,张良外出归来,拜见刘邦。刘邦一边吃饭,一边把实行分封的主张说与张良,并问此计得失如何。张良听罢,大吃一惊,忙问:“这是谁给陛下出的计策?”他沉痛地摇摇头接着说:“照此做法,陛下的大事就要坏了。”
刘邦顿时惊慌失色道:“为什么?”张良伸手拿起酒桌上的一双筷子,连比带划地讲了起来。他说:“第一,往昔商汤、周武王伐夏桀殷纣后封其后代,是基于完全可以控制、必要时还可以致其于死地的考虑,然而如今陛下能控制项羽并于必要时致其死地吗?第二,昔日周武王克殷后,表商容之闾(巷门),封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是意在奖掖鞭策本朝臣民。现今汉王所需的是旌忠尊贤的时候吗?第三,武王散钱发粟是用敌国之积蓄,现汉王军需无着,哪里还有能力救济饥贫呢?第四,武王翦灭殷商之后,把兵车改为乘车,倒置兵器以示不用,今陛下鏖战正急,怎能效法呢?第五,过去,马放南山阳坡,牛息桃林荫下,是因为天下已转入升平年代。现今激战不休,怎能偃武修文呢?第六,如果把土地都分封给六国后人,则将士谋臣各归其主,无人随刘邦争夺天下。第七,楚军强大,六国软弱必然屈服,怎么能向陛下称臣呢?”
张良的分析,真是字字珠玑,精妙至极,且切中要害。他看到古今时移势异,因而得出绝不能照抄照搬“古圣先贤”之法的结论。尤其重要的是,张良认为封土赐爵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奖掖手段,赏赐给战争中的有功之臣,用以鼓励天下将士追随汉王,使分封成为一种维系将士之心的重要措施。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还靠什么激励将士从而取得胜利呢?张良鞭辟入里的分析,较之昔日请立韩王,处心积虑地“复韩”的思想认识,显然是一个飞跃,而且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页。难怪1700年之后,还被明人李贽情不自禁地赞叹为“快论。”
张良借箸谏阻分封,使刘邦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以致辍食吐哺,大骂郦食其:“臭儒生,差一点坏了老子的大事!”然后,下令立即销毁已经刻制完成的六国印玺,从而避免了一次重大战略错误。为尔后汉王朝的统一减少了不少麻烦和阻力。不能不承认,张良是一位洞察秋毫的谋略家和富有远见的政治家。
虚抚韩彭兵围垓下当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的时候,韩信却在北路战线上顺利进军,势如破竹。他先是平定了魏、代、赵、燕等地,接着又占据了齐国的故地,欲自立为齐王,使人禀告刘邦求封说:“齐人狡诈多变,反复无常,南边又与楚相邻,如果不设王,就难以镇抚齐地。望能允许我为假(代理)齐王。”
刘邦一听,不由得怒气上冲,当着使者的面,破口大骂道:“我久困于此,朝夕望他前来助我,想不到他竟要自立为王!”当时,陈平正坐在刘邦的旁边,陈平与张良清醒地认识到,韩信的向背对楚汉战争的胜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况且,韩信远在齐地自立为王,刘邦鞭长莫及,根本无力阻止。于是,陈平连忙在案下轻轻踩了他一脚,刘邦亦精明,反应亦快,立即感悟先前失言,于是改口骂道:“大丈夫既定诸侯,就要做个真王,何必要做假王!”刘邦本来就爱骂人,有此一骂本不足为奇,况且先后衔接自然,天衣无缝,竟然没露出什么破绽。
当年二月,刘邦派张良拿着印绶去齐地封韩信为王,并征调韩信的军队击楚。授印齐王,虽然是刘邦对韩信的暂时妥协,但这个顺水人情和权宜之计,居然笼住了韩信,成功地解决了汉内部的权位矛盾,赢得了楚汉天平上关键的一个筹码。对此,东汉苟悦曾有一句极为中肯的评价,他说:“取非其有(指齐地本非刘邦所有)以予于人,行虚惠、而获实福。”稳住韩信以后,楚汉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汉高祖四年(前203年),汉对楚已逐渐形成合围之势:韩信据齐地不断袭击楚军,彭越又屡次从梁地出兵,断绝楚军的粮道。楚军兵疲粮竭,项羽无奈,终于送回了被扣押的刘邦的父亲与妻子儿女,与刘邦讲和。双方商定,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东归楚,西归汉,立约解甲归国,各不相犯。项羽如约拔营东归,向彭城而去。刘邦也欲引兵西归汉中。在这重大的转折之际,张良以一个政治谋略家的深邃眼光,看出了项羽腹背受敌、捉襟见肘的处境,便与陈平同谏汉王道:“如今汉据天下三分有二,此时正是灭楚的有利时机,宜猛追穷寇,毕其功于此举。否则放楚东归,如放虎归山,必将遗患无穷。”刘邦张良半身像[6]采纳的张良的意见,亲率大军追击项羽,并令韩信、彭越合围项羽。刘邦率大军追击楚军至固陵(今河南太康),却迟迟没有等来韩信、彭越所率的援兵,结果惨遭失败。刘邦躲在固陵的壁垒中,不胜焦躁,便问身边的张良:“他们为什么没有如期前来?”此时,张良对韩、彭的心思早已了然于心,对应之策已思谋成熟,见刘邦询问,忙答道:“楚兵既将灭亡,韩信、彭越虽已受封为王,却没有确定的疆界。二人此次不来赴约,原因正在于此。陛下若能与之共分天下,当可立招二将。否则最终成败,尚不可知。”刘邦一心要解燃眉之急,便依张良计,把陈地以东至沿海的地盘划封齐王韩信;把睢阳以北至谷城的地盘划封给梁王彭越。两个月后,韩、彭果然派兵来援。
汉军各路兵马陆续会集垓下(今安徽灵壁县沱河北岸)。韩信先用“十面埋伏”之计兵围项羽于垓下,继而又用“四面楚歌”之计瓦解了敌兵士气,终于打败项羽,迫其别姬、自刎。至此,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以刘邦的彻底胜利而告终结。
汉五年二月,刘邦正式即帝位,史称汉高祖。同年五月,汉高祖在洛阳南宫举行庆功大典,大宴群臣。席间,觥筹交错,君臣共饮。刘邦显得特别高兴,当论及楚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时,刘邦道出其中的关键在于并用三杰(即萧何、张良、韩信)。他语中盛赞张良道:“夫运筹策于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的字)。”
国基初奠,天下始定,定都何处,这无疑对新兴的西汉王朝的巩固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起初,汉高祖刘邦本想长期定都洛阳,群臣也多持此见。一天,齐人娄敬求见刘邦,陈说关中的地势险要,劝刘邦定都关中。刘邦一时拿不定主意,而这时那些主张建都洛阳的大臣们却纷纷陈说建都洛阳的好处。这些人多是六国旧人,眷恋故旧,乐土重迁,劝道:“东都洛阳,绵延几百年。东有成皋,西有肴函渑池,背靠黄河,前临伊、雒二水,地理形势坚固易守。”
独有张良支持娄敬的主张。他说:“洛阳虽有这些天然的险要,但它的腹地太小,方圆不过数百里;田地贫瘠,而且容易四面受敌,非用武治国之都;关中则左有肴函之险(即肴山与函谷关的合称,相当于今陕西潼关以东至河南新安县地),右有陇蜀丛山之溢,土地肥美,沃野千里;加上南面有巴蜀的富饶农产,北有可牧放牛马的大草原。既有北、西、南三面的险要可以固守,又可向东方控制诸侯。
诸侯安定,则黄河、渭水可以开通漕运,运输天下的粮食,供给京师所需。如果诸侯有变,就可顺流东下以运送粮草,足以维持出征队伍的补给。这正是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啊!还是娄敬的主张正确。”张良的分析全面而深刻,加之素负重望,又深得刘邦信赖,因而汉高祖当即决定定都关中。汉五年八月,刘邦正式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汉六年正月,刘邦大封包括张良在内的20多位功臣,其余未被受封的人则议论纷纷,争功不休。
一天,刘邦在洛阳南宫,从阁道上看见诸将三三五五地坐在沙土上窃窃私语,就询问张良他们在谈论什么事。张良故意危言耸听地说:“他们在商议谋反!”刘邦大吃一惊,忙问:“天下初定,他们何故又要谋反?”张良答道:“您起自布衣百姓,是利用这些人才争得了天下。现在您做了天子,可是受封的都是您平时喜爱的人,而诛杀的都是平时您所仇怨的人。现在朝中正在统计战功。如果所有的人都分封,天下的土地毕竟有限。这些人怕您不能封赏他们,又怕您追究他们平常的过失,最后会被杀,因此聚在一起商量造反!”刘邦忙问:“那该怎么办?”张良问道;“您平时最恨的,且为群臣共知的人是谁?”刘邦答道:“那就是雍齿了。”
张良说:“那您赶紧先封赏雍齿。群臣见雍齿都被封赏了,自然就会安心了。”于是,刘邦摆设酒席,欢宴群臣,并当场封雍齿为什方侯,还催促丞相、御史们赶快定功行封。群臣见状,皆大欢喜,纷纷议论道:“像雍齿那样的人都能封侯,我们就更不用忧虑了。”张良此举,不仅纠正了刘邦任人唯亲,循私行赏的弊端,而且轻而易举地缓和了矛盾,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他这种安一仇而坚众心的权术,也常常为后世政客们如法炮制。
张良素来体弱多病,自从汉高祖入都关中,天下初定,他便托辞多病,闭门不出。随着刘邦皇位的渐次稳固,张良逐步从“帝者师”退居“帝者宾”的地位,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事原博浪雄风则。在汉初刘邦翦灭异姓王的残酷斗争中,张良极少参与谋划。在西汉皇室的明争暗斗中,张良也恪守“疏不间亲”的遗训。
汉十年(公元前197年),汉王朝上层出现了一场新的危机。刘邦有改易太子之意。当时刘邦宠爱戚夫人,并察知吕后有异心,有代刘而王的迹象,故欲废太子孝惠(吕后子),改立赵王如意(戚夫人子)为国储。朝野大臣,群起谏争,但丝毫不能更改刘邦初意。眼看太子位行将被剥夺,吕后遂求救于“智囊”张良。张良考虑到太子一位,事关重要,不可轻易更立,大儒叔孙通说得好:“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
再加上当时天下方定,汉朝统治根基还未稳固,各项制度还正在健全,只有顺其现状,无为而治,才能安定天下,稳保江山。基于这个大局,张良遂对吕后说道:口舌难保太子,“商山四皓”(皓:白,即四个白头发的老人,分别是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皆八十余,节义清高,不就汉朝爵位,匿亡山林,皇上敦聘不至,但仍然高义“四皓”。太子若卑辞固请“四皓”出山,出入宫廷以“四皓”相随,皇上必问而知之,知之则太子位可固。事果如张良言,刘邦问知伴随太子的“四皓”就是自己数请不来的隐士,今为太子左右,可见太子羽翼已丰,翅膀亦硬,奈何不得,从此再也不提易立太子一事。太子终得嗣位,吕后为此对张良也勋口敬重。
“张良最后被天爵界所杀害,但是他的心里还是有着华夏名族,所以他留下所有宝贵的东西!”荆轲说道。【品文吧 - 为您精选好看的小说 www.pinwenb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