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加号宰衡,位在诸侯王公之上。王莽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和市(市场)、常满仓(国家仓库),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网罗天下学者和有特殊本领的几千人至长安,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得到儒生的拥戴。先是四十八万余民众,以及诸侯、王公、宗室上奏请求加赏于安汉公王莽,再是公卿大臣九百人请求为王莽加九锡。于是朝廷赐予王莽象征至高无上礼遇的九命之锡。接着,王莽为了制造太平盛世的景象,先是派“风俗使者”八人到各地考察,回朝后大加赞颂天下太平,彰显王莽宣扬教化之功。其次通过重金引诱的政策,使匈奴等外族遣使来归顺朝贺,王莽遂成为人们心中治国平天下的贤良圣人。
公元6年,汉平帝病死,王莽为了避免年长的新皇帝登基,使自己不能任意*纵政局,于是拥立年仅两岁的刘婴(孺子婴)为皇太子,太后王政君命王莽暂代天子朝政,称“假皇帝”或“摄皇帝”。
王莽在朝中的势力如日中天,几乎等同于皇帝,这引起了以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派的反弹。首先是发难安众侯刘祟,居摄元年(公元6年)刘祟率领百余人进攻宛城,连城门也没有攻入就失败了。第二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起兵,拥立严乡侯刘信为皇帝,通告各地,长安以西二十三个县的“盗贼”赵明等也起来造反。王莽十分恐惧,饭也吃不下,日夜抱着孺子婴在宗庙祷告,又模仿《大浩》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自己摄位是临时的,将来一定要将皇位归还孺子婴。同时王莽不断调动大军镇压,攻灭翟义的部队。
待王莽扫清了这些障碍,各种符命祥瑞纷至沓来,不断有人借各种名目对王莽劝进。初始元年(公元8年)十二月,王莽*迫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即新始祖,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称“始建国元年”。王莽在朝野的广泛支持下,登上了最高的权位,开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作皇帝的先河。
由于汉末以来,政治**,朝廷奢华无度,地方搜刮盘剥,再加上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使得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经济凋敝,所以人心浮动,政治危机愈演愈烈。王莽执政以来,为了获取民心,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政策,但也始终未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王莽信奉儒家思想,他认为天下要恢复到孔子所宣称的“礼崩乐坏”前的礼治时代,才可能实现政通人和。因此王莽当上皇帝后,企图通过复古西周时代的周礼制度来达到他治国安天下的理念,于是仿照周朝的制度开始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宣布的政策是:将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均不得买卖。其后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把盐、铁、酒、铸钱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但由于这些政策只求名目复古,很多都是与实际情况相违背的,而且在推行时手段和方法不正确,在遭到激烈反对后,又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使诸侯、公卿直到平民因违反法令而受重罪处罚者不计其数,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人们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各项政策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因此导致天下各豪强和平民的不满。
王莽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境外政权也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他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国)、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最初的不满。他将原本臣服于汉朝的匈奴、高句丽、西域诸国和西南夷等属国统治者由原本的“王”降格为“侯”。又收回并损毁“匈奴单于玺”,改授予“新匈奴单于玺”;甚至将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高句丽改名“下句丽”;各族因此拒绝臣服新朝。王莽又主动挑起了无谓的争端,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边境战乱不绝。
王莽掌权之初,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拥戴,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对。王莽进京时曾召请新都相孔休,想任命他为国师,被孔休杜门谢绝。大司空彭宣、王崇,光禄大夫龚胜,太中大夫邴汉等也请求乞骸骨,谢官归里。以后,在他专权期间,一面大封其亲信,多达395人,一面将刘氏宗族诸侯王32人,王子侯181人废黜,其代汉野心逐渐暴露。因此,刘氏宗族及贵族官僚相继起兵反抗是必然的。居摄元年(公元6年),安众侯刘崇率百余人攻宛,因人少失败。居摄二年(公元7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打出为国讨贼,以安社稷的旗号,起兵十余万,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三辅二十三县十余万人起而响应。王莽闻讯后,连忙派关东甲卒前往镇压,闹得首都周围十分紧张,直到第二年二月,才将翟义等人的反抗镇压下去。居摄三年(公元8年)九月,期门郎张充等六人密谋劫杀王莽,拥立楚王,事发后被诛杀。新朝建立后,反莽活动仍没有停止。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四月,徐乡侯刘快率数千人起兵。真定人刘都等密谋举兵造反,事泄被诛。这些反莽活动,开始十分微弱,且被相继镇压下去,但却表明,刘氏宗族及一部分地主官僚与王莽的矛盾已经开始激化。与此同时,下层普通百姓的反抗活动也此伏彼起,层出不穷。
王莽改制没有解决西汉末年以来的土地兼并以及流民问题。相反,由于他兴师动众讨伐匈奴和周边少数民族,大兴土木,还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甚至造成成千上万的百姓死于非命。例如征句町时,王莽发吏民二十万,因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人。**加上天灾,使土地荒芜,物价腾贵,米价由汉文帝时的每石数十钱涨至二千钱。
到王莽末年,更达到了每斛价值黄金一斤。天灾**迫使百姓流落他乡,人相食的惨状史不绝书。面对这种现象,王莽无技可施,竟然异想天开,派人教流落关中的饥民“煮木为酪”。这种悲惨的生活,怎么能使百姓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呢!
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各地百姓苦于新莽政权频繁的征发,相继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其部及河北、内蒙一部)等边境地区尤甚。天凤二年(公元15年),五原(今包头市西北)、代郡(今河北蔚县西南)一带百姓不堪北征匈奴士卒的骚扰,数千人起而造反,捕盗将军孔仁经过一年多的围剿,才将盗贼平定下去。天凤四年(公元17年)以后,天下愈愁,盗贼起,各地人民纷纷起而反抗。在这一年,瓜田仪在会稽长洲(江苏苏州)率众起义,坚持长达数年之久。同年,琅琊海曲(今山东日照)妇女吕母为被县宰冤杀的儿子报仇,率众攻破县城,处死县宰,自称将军,出没于海上,其势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吕母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农民起义的第一个女领袖。天凤五年(公元18年),东海(今山东郯城北)人力子都率众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数万人,活跃于徐州等地,王莽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不能克。在北方,也出现数十支起义军,其中较为着名的有铜马部、青犊部、上江部、城头子路部等。在南方,有张霸在南郡(今湖北江陵东北)的起义、羊牧在江夏(今湖北云梦)的起义、秦丰在南郡的起义、王州公在庐江(今安徽庐江西南)的起义。这些义军人数不等,少则数千,多则数万、数十万,其活动范围往往跨州连郡,活跃于广大地区。
在国都附近的“三辅”地区,小股起义也多得不可胜数。地皇二年(公元21年),三辅盗贼麻起,甚至在长安城中也有盗贼出没,王莽不得不置捕盗都尉官,令执法谒者追击长安中,建鸣鼓攻贼幡,而使者随其后。
在当时遍布全国的起义军中,有两支最大的队伍,成为农民起义的主流,这就是南方的绿林军和北方的赤眉军。
在王莽推行新政时,屡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害出现,由于王莽改制不仅没能缓和社会矛盾,反而造成了天下剧烈动荡,国库也耗费殆尽无法拨款赈灾,造成了民众生存难以为继。因此于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四起,各地农民纷起,形成赤眉及绿林大规模的反抗。地皇四年(公元23年)王莽在南郊举行哭天大典。同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王揖等护卫下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也退至渐台。这时他的儿子、侍中王睦正想脱掉官服逃命。王邑将他喝住,父子俩一起守着王莽。最后随从王莽的千余人全部战死或者被杀。王莽在混乱中为商人杜吴所杀,校尉公宾问杜吴王莽的尸身在哪,杜吴告诉他在“室中西北陬间。”公宾就斩了王莽的首级,悬于宛市之中,数十个军士争相杀王莽,分裂了王莽的尸体。[6]百姓们听说王莽的首级在宛市,‘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新朝灭亡,王莽的头颅,被后来历代皇室所收藏,直到公元295年晋惠帝时,洛阳武库遭大火,遂被焚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