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在长沙第三年的一个黄昏,有一只鵩鸟飞进了他的住房里。鵩鸟就是猫头鹰,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一种不吉利的鸟。贾谊谪居长沙,本来心情就忧郁,加上长沙卑隰,自以为寿命不长,如今猫头鹰进宅,更使他伤感不已。于是就写了一篇《鵩鸟赋》,对世界万物的变化和人间世事的沦桑作了一番感叹,同时也借此来宽慰自己。此时此地,贾谊思想感情是十分复杂的。
汉文帝七年(前173年),文帝想念贾谊,又把他从长沙召回长安。贾谊到长安后,文帝在未央宫祭神的宣室接见了他。当时祭祀刚完,祭神的肉还摆在供桌上。文帝对鬼神的事感到有不少疑问,就问贾谊。贾谊是怎么回答的,史书上缺乏记载。只知贾谊关于鬼神的见解,使文帝感到很新鲜,听得很入神,甚至挪动座位(当时是席地而坐),凑到贾谊跟前,一直谈到半夜方止。事后,文帝感叹不已地说:“我好久没有见到贾生了,自以为学问赶上了他,现在听了他的谈话,还是不及他啊!”对于这件事,唐朝诗人李商隐很不以为然,写了一首绝句来抨击汉文帝:“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贾谊这次回到长安,朝廷上人事已有很大变化,原来曾压制过贾谊的灌婴已死,周勃在遭冤狱被赦免后回到绛县封地,不再过问朝中政事。但是,文帝还是没有对贾谊委以重任,只是把他分派到梁怀王那里去当太傅。其原因,还是由于邓通这样小人仍在文帝身边,贾谊又多次得罪过这个文帝的宠臣,这就成了贾谊施展其政治抱负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梁怀王刘揖,又名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文帝任命贾谊为梁怀王太傅,也算是对他的一种重视,虽然这还谈不上升迁。
不过,对贾谊来说,他所关心的似乎不是自己职务上的升降,而是国家的政治形势。在当时,西汉王朝的政治局势基本是稳定的,但也面临两个矛盾,并逐渐尖锐化起来。一个是中央政权同地方诸侯王之间的矛盾,一个是汉王朝同北方匈奴奴隶主政权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的尖锐化,在当时已见端睨。如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接连叛乱,吴王刘濞企图叛乱的消息也时有所闻;而匈奴也经常侵扰西汉北部边境。贾谊透过当时政治局势的表面稳定,看到了其中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对此深为关切和忧虑。他接连多次向文帝上疏,向文帝敲警钟。其中最着名的,是在文帝前之七年(前173年)他从长沙回长安后所上的《治安策》。
《治安策》一开头,贾谊就大声疾呼:我看天下的形势,可为痛哭的有一个问题,可为流涕的有两个问题,可为长叹息的有六个问题,其他违法背理的事就更多了,难以一一列举。他斥责那些认为天下“已安且治”的人,认为这种人不是无知,就是阿谀奉承,都不是真正懂得治乱大体的人。他形象地说:把火放在柴堆之下,而自己睡在柴堆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就说平安无事。当今的形势,同这有什么两样呢?
贾谊指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他回顾历史,列举事实说明分封诸侯王的害处。起初,汉高祖刘邦分封异姓王,结果是“十年之间,反者九起”,一年也不得安宁。异姓王的叛乱虽然被平定了,但又不能从中吸取教训,又分封了一批同姓王。在文帝初即位时,天下还算安定,为什么呢?因为大的诸侯王年纪尚幼,而汉王朝派去的太傅、相还能掌握实权。但是,几年之后,诸侯王们大都长大,血气方刚,而汉王朝派去的傅、相年老多病,有的被罢免了,各诸侯王国的丞、尉以上的官职,都被诸侯王们安插了自己的亲信来担任。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要想使国家政治安定,恐怕连尧、舜也是办不到的。
贾谊指出,有人把异姓王叛乱归结为同汉王朝(即刘氏)关系疏远,这是不对的。他举出济北王刘兴居(文帝的侄子)、淮南王刘长(文帝的弟弟)相继叛乱的事实,说明同姓王虽“亲”,也是靠不住的。因为这些同姓王虽名为臣,其实都有布衣昆弟之心,也有称帝为皇的野心。他们在自己的国里擅自授人爵位,赦免死罪之徒,甚至使用皇帝的宫室和仪仗,使汉朝的法令在他们的独立王国里面行不通。
贾谊指出,诸侯王的叛乱,并不取决于是疏是亲,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他回顾汉初七个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事实,认为大都是强者先反。韩王信依靠匈奴,接着也反了;……燕王卢绾力量比较弱,最后才反。异姓王中也有不反的,这就是长沙王吴芮。长沙国只有二万五千户,实力最小,同皇帝的关系比较疏远,反而最忠于朝廷。这并不是因为吴芮的性情与别人不同,也是形势所造成的。这样从“形势”来解释诸侯王反叛与否,是贾谊的独到的见解。他甚至假设,如果让樊(哙)、郦(商)、绛(周勃)、灌(婴)据数十城而为王,他们也会反叛,因而被灭亡;相反,如果让韩信、彭越这些人作为列侯而居,他们也不见得会反叛,至今也还可能完好而存。正因为给予诸侯王以相当大的地盘和实力,那末,他们不管是异姓还是同姓,都有可能反叛。因此,贾谊得出的结论是:“疏者必危,亲者必乱”。
根据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教训和同姓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险,贾谊向文帝提出了自己的对策。为此,他说明了这个问题上应该有的指导思想。他说:诸侯王势力强大,好比是大骨头,汉王朝如果不用权势法制这把大斧头去砍,而想用仁义恩厚这把薄刃小刀去切割,那么,这个刀子不是被碰缺口,就是被折断,那是无济于事的。他形象地指出:形势就象害了浮肿病,一条小腿肿得几乎同腰一样大,一个指头肿得几乎和大腿一样粗,只能平放而不能伸屈,一两个指头疼起来就不得了。如果不及时治疗,一定会成为不治之症,将来虽有扁鹊那样的名医,也没有办法治了。
那么,切实可行的对策是什么呢?贾谊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也就是说,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贾谊建议:诸侯王死后,他的封地应该分割为若干块,分封给他的几个儿子。这样,可以让诸侯王的子孙们放心,他们知道会按制度受到分封,就不会反叛朝廷了。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做“割地定制”。这样做的结果,就能使国内的形势,好像是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那样顺从,诸侯就不敢有异心了,国家也就能得到治理了。
《治安策》除了论述了地方诸侯王的问题外,还对其它政治问题,以及经济、军事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商人经济力量的膨胀和北方匈奴的问题。
贾谊指出,商人卖奴隶,给奴隶穿上古时天子后妃祭祀时才穿的绣衣、丝鞋,关在木栅栏里。皇帝穿的衣服不过是普通的黑色丝织品,而富民的墙上竟挂上了文绣;皇后装饰衣领的东西,富的婢妾们却用来缝鞋边。商人富民这样穷极奢侈,后果是严重的:一百人作衣服还不够他们一人穿,想全国人不受寒挨冻,怎么可能呢?一人耕田,十人聚食,想全国人不挨饥受饿,是不可能的,饥寒迫使老百姓痛苦不堪,想使他们不造反.是办不到的。国家已无能为力,“盗贼”不过在等待时机而已,但是献计的人却说政治上以“毋动”为上策;这些富人大商习俗奢侈,太不尊重国家制度,太冒犯皇帝的尊严了,但献计的人还说“毋为”,不要改革,这真是可以长叹息的事啊!
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由于军事上失利,对北方的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将公主(实际上多由宗室女顶替)嫁给匈奴单于为妻,每年还要交送大量的金银和丝织品。文帝时也曾派军抗击匈奴的侵扰,因诸侯王叛乱而撤军,又恢复和亲政策。贾谊认为,和亲并不能制止匈奴统治者经常侵扰的祸患,他表示愿意出征北伐,“亲俘匈奴单于而制其命,抓住中行说(投降匈奴的汉奸)而笞其背”。贾谊认为,应该扩大汉朝的政治影响,以争取匈奴的人民大众;并且用声色口腹的物质享受为手段,来分化匈奴贵族。这些论述虽是豪言壮语,但毕竟不那么切合事实,因此鲁迅认为贾谊论匈奴“乃颇疏阔”。
贾谊《治安策》的可贵之处,在于居安思危。如所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着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书信选集》第539页)这个评价,是非常确切的。
就在贾谊上《治安策》的这年,淮南王刘长阴谋叛乱,文帝把他流放到蜀郡(今四川中部),刘长在途中畏罪自杀。第二年(前172年),文帝又把刘长的四个儿子封为列侯。贾谊担心文帝接着还要把刘长的几个儿子由列侯进封为王,就从梁国都城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上疏文帝,进行劝告:“淮南王反叛朝廷,全国谁不知道他的罪恶?现在尊奉罪人的儿子,只能招致全国人的非议。淮南王的儿子成人之后,哪能忘记他们父亲的事?淮南地方虽小,英布曾凭借这块地方造反。虽然把淮南王的封地分割为四块,但四子一心,让他们占有土地和人口,积蓄资财,这真可以说是把武器交给敌人,为虎添翼呀!希望陛下考虑。”但是文帝并没有采纳贾谊的意见。
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梁怀王刘揖入朝,骑马摔死了:贾谊感到自己身为太傅,没有尽到责任,深深自责,经常哭泣,心情十分忧郁。尽管如此,他还是贾谊故居以国事为重,为文帝出谋献计。因为梁怀王刘揖没有儿子,按例他的封国就要撤销。贾谊感到,如果这样做,将对整个局势不利;不如加强文帝的两个亲子淮阳王刘武和代王刘参的地位。为此,贾谊建议,为梁王刘揖立继承人,或者让代王刘参迁到梁国来;扩大梁国和淮阳国的封地,使前者的封地北到黄河,后者南到长江,从而连成一片。这样一来,如果一旦国家有事,梁王国足以抵御齐赵,淮阳王国足以控制吴楚,陛下就可以安然消除山(指华山)东地区的忧患了。文帝听了贾谊的建议,因代王封地北接匈奴,地位重要,没有加以变动,就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另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从后来吴楚七国之乱中梁王刘武坚决抵御的作用来看,根据贾谊的这个建议所作的部署,确实是深谋远虑的。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贾谊在忧郁中死了,当年他才三十三岁。纵观贾谊一生,虽受谗遭贬,未登公卿之位,但他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政论和建议,文帝还是比较重视,大略是实行了的;这是那些身居高位而庸庸碌的公卿们所不能比拟的。正如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所说的:“一时谋议略实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贾谊的进步主张,不仅在文帝一朝起了作用,更重要的是对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起了重要作用。如景帝刘启时,晁错提出“削藩”政策,是贾谊主张的继续;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证明了贾谊对诸侯王的分析的正确性;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之后,汉王朝就乘机削弱地方诸侯王的力量,使他们仅得租税,而失去了直接治理王国的权力。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时候,颁行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允许诸侯王将其封地分为若干块,分给自己的子弟,从而实际上分散和削弱了诸侯王的力量,这更是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方针的全面实行了。贾谊关于禁止私人铸钱、由中央统一铸钱的主张,汉武帝时也实行了。汉武帝还胜利地进行了对匈奴的战争,抛弃了贾谊引为耻辱的和亲政策。贾谊对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作出了如此杰出的贡献,使汉武帝十分感念,为了纪念他,就提拔了他的两个孙子为郡守。
贾谊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而载入史册,他的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