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功自傲作为诛杀****的首要功臣，王允自然少不了朝廷的嘉赏和广大人民的称赞。于是，王允态度开始发生改变，似乎有些飘飘然起来：“连董卓这样不可一世的大奸贼都死于我的手下，我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他便对任何人、任何事情都无所谓，毫不在乎，甚至居功自傲。“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每当群臣集会，王允很少像以前那样和大家推心置腹，共同商讨权宜之计，而是正襟危坐，面无和悦之色。慢慢地，群臣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推崇和拥护他了。

当朝文学家蔡邕曾是董卓的旧臣，当听到董卓被杀的消息时，蔡邕正好和王允在一起。当时，蔡邕感到很突然，不禁脸色大变，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叹息。王允勃然大怒，严厉指责蔡邕：“董卓是国家的罪人，祸国殃民的罪行不可饶恕，你身为天子臣民，应该从大局考虑，从国家出发，共同声讨****，不想你念及他对你的一点私人恩惠，竟然为他感到痛惜，这难道不是与董卓同一鼻孔出气吗？”说完，便不容分辩，立即将蔡邕押至廷尉处问罪。蔡邕有口难辩，但作为文学家和史官，他为了完成自己未完成的事业，继续写成汉史，便陈辞谢罪，自己愿意承受刺剑削足的酷刑以保全余生。士大夫们都十分同情怜悯蔡邕的遭遇，设法营救蔡邕，可毫无结果，太尉马日磾专程前往王允住处，替蔡邕说情：“伯喈（蔡邕字）是难得的旷世奇才，学问渊博，见多识广，特别是对本朝故事了解颇多，应当给他机会，让他继续写成史书；况且伯喈以忠孝闻名于士大夫之中，现在以莫须有之名给他判罪，恐怕有失众望，不服人心吧！”王允根本不听劝告，反驳马日磾说：“先前汉武帝不杀司马迁，让他写成谤书，流传后世，现在国事衰败，社会上缺乏时代精神，不能让蔡邕像司马迁那样，毁谤和诬蔑幼小的天子，因为这既对神圣的道德教化毫无益处，而且还使我们这些人遭到批评和指责！”马日磾无奈，只得退出，感慨地对别人说：“王允这种作法恐怕不行吧！善待人才，这是一个国家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命脉，而让国家经典得以流传，则是重视国家制度和创作的保障。如今，像王允这样不重视贤才，切断国家的命脉，阻碍国家经典的流传，难道能维持久远吗？”可怜蔡邕最后冤死狱中。之后，文武百官和士大夫对蔡邕的死议论纷纷，王允这才真正明白蔡邕的确罪不及死，后悔莫及。

凉州兵的处理董卓死后，王允在如何安排和处理他的旧部时，反复无常，态度极不慎重，而这正是王允最后走向灭亡的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他先是想全部赦免董卓的部下，可继而又对群臣解释说：“本来，他们是没有罪的，只是身不由己，跟随董卓，所以不得已听从董卓差遣，犯了错误。现在如果给他们突然加上恶逆的罪名，而且特定赦免他们，恐怕反而使他们猜疑恐惧，心理承受不了，所以，赦免他们无罪不是使他们安心的上上之策，还不如让他们承受惩罚。”凉州兵是董卓的嫡系部队，战斗力强，而且对董卓最忠心。董卓死后，如何处置凉州兵，是关系王允本人和东汉政权的大事。王允企图削夺凉州兵将领的兵权，取缔全部凉州兵，并且计划利用关东兵去控制他们。

可是后来有人对王允说：“凉州兵素来害怕袁绍，畏惧关东兵，而今，如果派关东兵去解散他们，凉州兵人人都会担心性命不保，这样，很容易引起兵变和混乱。还不如任命皇甫嵩（字义真）为将军，去担任凉州兵的统帅，并让他长期留在那儿，以便安抚军心。”王允坚决反对：“这样绝对不行，关东兵是反董卓的义兵，与我们是同一条路线，现在董卓已死，如果继续把他们屯驻在险恶之地，虽然安抚了凉州兵，但是关东兵将领会疑心我们不重视他们。”

身死人手凉州百姓听到王允想解散凉州兵的风声后，便到处传言，说王允要杀掉所有凉州人，一时之间，整个凉州人心惶惶，一片惊慌。凉州兵将领本来就成了惊弓之鸟，对自己的前途深感忧虑，当他们得知王允要削夺他们的军权，解散凉州兵的消息后，更是惊慌。绝望的凉州兵寻思：反正是一死，不如死个痛快。于是他们迅速召集军队，严阵以待，准备见机起事，并且互相传告：蔡邕只不过受了董卓的一点厚遇而已，王允便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他杀了。对于我们，不仅没有丝毫赦免的意思，反而想剥夺我们的兵权，置我们于死地。我们除了联合起来，别无选择。

当时，凉州军中最有影响和实力的将领是李傕和郭汜。他们将所有凉州兵集合起来，誓师进发都城长安。东汉官兵不堪一击，不久，李傕、郭汜的部队便攻陷长安。吕布慌忙领兵出逃，在青锁门停住，招呼王允一同逃走。王允断然拒绝，对吕布说：“如果天子祖先在天有灵，能赐福社稷，保佑我们的国家平安无事，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我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以死来报效朝廷。皇上年纪幼小，少不更事，只能靠我们来辅助他。国家遭受如此灾难，如果弃下皇上，只顾自己逃命，我实在是不忍心。况且，我身为宰相，不仅不能使国家平安无事，反而导致逆贼的反叛，我的责任重大啊！请你出城以后，多多鼓励关东豪杰，要常常念及皇上！”说完，便扶着献帝逃到宣平城楼。李傕、郭汜追到宣平门下，叩头便拜。汉献帝壮起胆子询问道：“你们目无王法，作乱京城，到底打算作什么？”李傕回答说：“董太师对陛下忠心耿耿，却无缘无故遭人杀害，我们只想替太师讨回公道，不敢造反。等到捉拿处决凶手后，我们愿意接受审判。”王允二话没说，向汉献帝行了最后的君臣大礼，便随士兵走下了城楼，李傕、郭汜命令手下当场将王允处决。

死后留名王允死后，“天子感恸，百姓丧气”。迁都许昌后，汉献帝思念王允的忠贞气节，便改用隆重的殡礼重新安葬王允，还特意派虎贲中郎将“奉策吊祭，赐东园秘器，赐以本官受绶，送还本郡”。后来，又封王允的孙子王黑为安乐亭侯，食邑三百户。

王允的坎坷一生中，另有一件事情也值得提及：即他对汉代图书、档案等文化典籍的收集和保护。董卓迁都长安时，王允特意把兰台、石室两个藏书馆所藏的图书和档案全部收集整理，用箱子运往长安。“诸藏典策文章，宽共部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惟盖，小乃制为滕囊。”后来，王允又收集了汉朝其他书籍，一律上奏珍藏，“经籍具存，允有力焉”。

东汉王朝的最终灭亡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趋势。处于这一具体历史背景下的王允，满怀挽救危难局势的才能和雄心，并不断努力奋斗。他杀贼有功：不仅稳定了政权，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东汉末年诸多危机的总爆发。然而，在继续恢复大汉雄风的努力过程中，王允失败了，除了客观上不可抗拒的原因之外，也有他本身的主观失误。虽然东汉王朝最终逃脱不了倾覆的命运，但是，王允在力图改变这一命运的过程中所起的缓冲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其实他出身于官僚家庭，自幼聪颖过人，“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被同郡人郭林宗誉之为“王佐才也”。同许多官僚子弟一样，王允很早就投身仕途，他为人秉直，有股子牛脾气，这就注定了他的仕途必然是坎坷不平。

史书上说他“年十九，为郡吏，时，小黄门晋阳赵津贪横放恣，为一县巨患，允讨捕杀之”，把当时一个叫赵津的官宦给杀了，结果闯下大祸，赵津的兄弟勾结官宦，恶人先告状，把这件事颠倒黑白，捅到皇帝那去了，结果“桓帝震怒”，王允倒是没事，却连累了他的上司——太守刘瓆，结果刘瓆被处死。王允为这位因自己而死的上司守志三年才回到家中，重返仕途。

如果是换了别人，有了这次“教训”之后，想必会变得世故一些，但王允却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处世原则。当时郡里有个差缺，于是太守王球就召了一个叫路佛的人来补上，但这个路佛的品行名声都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王允觉得太守选人不当，于是“犯颜固争”，结果激怒了这位太守，王允因为这事，被太守下令收押起来，准备把他杀掉。幸好这事被刺史邓盛知道了，于是“闻而驰传辟为别驾从事”，不但保住了性命升了官，而且“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废弃”。

王允算得上是古代标准的知识分子，读五经，习六艺，史书记载：允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可谓是文武双全了。这么优秀的青年才俊，一旦脱颖而出，自然颇受人赏识，于是“三公并辟，以司徒高第为侍御史”。黄巾起义后，王允被任命为豫州刺史，临危受命的王允大破黄巾，“与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等受降数十万”，可谓是战功卓着了。但这时偏偏又节外生枝，在缴获的黄巾军物品中，发现了官宦张让的宾客与黄巾军联系的信件，要知道张让可是十常侍之一，权倾朝野，敢得罪他的人可真是不多。碰上这种事，出头的又是这位愣头青——王允。王允的检举揭发根本奈何不了张让，却又给自己招来麻烦，怀恨在心的张让岂肯善罢甘休。

不久，王允就被罗织了一个罪名而下了狱，不过看上去他的运气还不坏，刚好碰上大赦，于是官复刺史原职。可万万没想到的是，放出来没几天，他又被抓了进去。当时所有人都为他捏了把汗，连司徒杨赐都派人对他说：发生这些事，都是因为你得罪了张让，如今生死难料，得要想个周全的办法才行。甚至还有些人认为他已经是在劫难逃，为了使他免受酷刑而死，居然还专门送了毒药给他，以供他自尽，结果王允的回答却是：吾为人臣，获罪于君，当伏大辟以谢天下，岂有毒药求死乎！

史书记载王允是“投杯而起，出就槛车。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叹息。”，不论你说他不通世故也好，迂腐也罢，但你不能不承认，王允确实是条汉子。也许正是因为王允的血性，使得大将军何进、太尉袁隗、司徒杨赐联名上疏，为他求情，结果也还是死罪得免，活罪难逃，之后又经过多方营救，才在第二年获释。经过这一番折腾，王允也知道宦官的势力之大了，于是“变易名姓，转侧河内、陈留间”，直到灵帝驾崩，才回到京师奔丧。这时大将军何进正密谋扫除官宦集团的势力，于是让王允参与策划，王允的仕途这才又重见曙光，于是“请为从事中郎，转河南尹。献帝即位后，拜太仆，再迁守尚书令”，到了初平元年（189年），王允“代杨彪为司徒，守尚书令如故”，终于位至三公，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他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

即使是在董卓专权时期，王允仍然是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董卓对王允还是很不错的——“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凭借自己的地位，王允保存了大量的宫廷的书籍资料和其他的用具，面对董卓，王允也是“矫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于危乱之中，臣主内外，莫不倚恃焉”，在汉室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曾经的那个愣头青终于开了窍，没再鸡蛋碰石头地蛮干。

董卓把王允当成了自己的心腹，却不料王允心里其实一直在想方设法除掉董卓。还在董卓迁都长安之后不久，王允就提出让“护羌校尉杨瓒行左将军事，执金吾士孙瑞为南阳太守，并将兵出武关道”的建议，名义上是征讨袁术，而事实上却是准备反戈一击，发兵勤王，只是这个计划因为董卓的疑惑而没能实施。

到了初平三年（192年），王允的机会终于到了，他利用董卓和其手下吕布的矛盾，成功离间二人，分化了董卓集团，并把董卓推上了断头台。董卓被杀后，人心大快，士兵齐呼万岁，百姓载歌载舞，一时间，王允的威望达到顶峰。

可惜的是，经过这场胜利以后，王允或许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但未能正确地判断当时的局势，反而又恢复了他不谙世故的愣头青作风，结果犯下一系列的错误，导致功败垂成。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得意忘形，乐极生悲吧。

具体说到王允的错误，其一是没有很好地处理内部关系。王允掌权以后，捕杀了很多曾经依附董卓的朝中大臣，全然忘记了自己当年也是在董卓的关照下才得以生存。着名学者蔡邕因为听到董卓被杀而叹息了几句，也被王允下狱身死，加上自恃功高，“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造成清流人士及士大夫集团强烈不满，“群下不甚附之”。对待在刺董期间立有大功而且握有兵权的吕布，王允也是非常轻视，“以剑客遇之”，也就是说根本不把吕布当一回事，气得吕布“既失意望，渐不相平”。如此一来，文臣武将都是离心离德，何以服众？

他犯下的第二个错误是不懂得笼络人心。面对董卓死后留下的大量财富，吕布就提出“以卓财物班赐公卿、将校”，按说这是个正确的建议，对于稳定长安的局势有积极作用，但王允却不予采纳。

在对待西凉残余势力上，毫无战略眼光、书生气十足的王允犯下了第三个错误。原本铲除了董卓以后，其手下李傕、郭汜、樊稠、李蒙上表求赦，如果王允能正确地判断形势，赦免其四人的话，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或许能得到宝贵的喘息机会。而王允的回答是：“卓之跋扈，皆此四人助之；今虽大赦天下，独不赦此四人。”心里只想着除恶务尽，*得这四人起兵造反。在这个问题上，王允显得还不如他一向看不起的吕布。

王允刚愎自用，又不讲策略，而关东势力对于长安政权的态度也是各不一样，诸侯中许多势力都心怀鬼胎，王允对内对外都得不到强有力的支持，长安原本趋于安定的局势又变得复杂起来。终于，初平三年（192年）九月，李傕、郭汜、樊稠、李蒙率兵围攻长安，动荡再次来临。

性格决定命运，王允的性格决定了他最后的不幸结局，他拒绝了吕布提出的撤出长安的建议，决心以死报国，结果被杀入长安的李、郭等人所害，时年五十六岁，王允的宗族老幼，尽被杀害，只有两个侄儿逃出生天。在王允家族蒙受几乎灭族之灾的同时，长安，甚至整个华夏大地，也陷入到更大的社会动荡和政局混乱之中，军阀混乱的局面愈发不可收拾。“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不能不说王允也是负有一定的责任的。

王允虽有除乱臣于朝堂，缓危局于一时之壮举，却无挽狂澜于倾倒，救百姓于水火之伟略，他刚烈的个性曾经让人无比感慨，又令人无比叹息，读圣贤书的他，似乎忘记了《礼记》中的那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至理名言。当硝烟散尽，尘埃落定之后，王允的一生，留给后人的只有无限的感慨和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