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凉州赤壁战败后，曹*采取一些措施，稳定内部。建安十五年春，曹*下《求贤令》，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曹*提出不拘品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目的是尽量把人才收罗到自己身边。

公元211年（建安十六年），曹*开始对关中用兵。三月，曹*遣司隶校尉钟繇率大将夏侯渊以讨伐汉中（治南郑，今陕西汉中东）张鲁为名进兵关中。关中马超、韩遂、杨秋等十部心生疑惧，一时俱反。曹*立即派大将曹仁进攻关中，马超等人屯据潼关。

七月，曹*率大军亲征关中，大败关中联军，马超等因之欲割地求和，曹*不允。九月，马、韩等再次请求割地，并送任子以求和，曹*采纳贾诩的建议，伪许之，并再次大败韩、马军。韩遂、马超败走凉州，杨秋则本安定，曹*军斩成宜和李堪等叛将，关中自此平定。十月，曹*进军安定，杨秋投降。曹*率军撤回，命夏侯渊督众将继续西征，在两年内，逐马超、破韩遂、灭宋建、横扫羌、氐，虎步关右，凉州地区基本平定。

创建曹魏公元213年（建安十八年），曹*起兵号称四十万，亲自南征孙权。次年正月，曹军进至濡须口（今安徽巢县东南），攻破孙权设在江北的营寨，生擒其将公孙阳。孙权亲率军七万，前至濡须口抵御曹军。二军相持月余，各无所获。曹*见孙权军容严整，自己难以取胜，遂撤军北还。

同年五月，复《禹贡》九州。汉献帝册封曹*为魏公，加九锡、建魏国，定国都于邺城。魏国拥有冀州十郡之地，置丞相、太尉、大将军等百官。献帝还准许其“参拜不名、剑履上殿”，如汉丞相萧何故事。

公元216年（建安二十一年）夏四月，汉献帝册封曹*为魏王，邑三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旒冕、车服、旌旗、礼乐郊祀天地，出入得称警跸，宗庙、祖、腊皆如汉制，国都邺城。王子皆为列侯。他名义上还为汉臣，实际上已是皇帝。七月，南匈奴单于呼厨泉来朝贺，被扣留在邺城，曹*借机将南匈奴分为五部，选汉人为司马加以监督[27]。冬十月，汉献帝又赐予曹*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曹*以五官中郎将曹丕为魏太子[28]。

相争汉中曹*公元215年（建安二十年）三月，曹*见刘备已取得益州，而汉中是益州门户，“若无汉中，则无蜀矣”，刘备必然要攻取汉中。于是曹*抢先一步，率十万大军亲征汉中张鲁。五月，攻克河池，斩氐王窦茂[29]；七月，曹*大军进至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北）。张鲁听说阳平关失守、逃往巴中。曹*进军南郑，尽得张鲁府库珍宝。十一月，张鲁出降曹*，汉中遂为曹*所有。

公元217年（建安二十二年）春，曹*再次南征，率军猛攻濡须口，击败孙权，孙权派都尉徐详求降[30]，曹*同意，并允结为姻亲。

曹*主力退出汉中后，刘备向汉中发动进攻。

公元218年（建安二十三年），刘备亲率大军进至阳平关，夏侯渊等人与刘备夹关对峙，曹军多次击退刘备军猛烈攻势[31]。七月，曹*亲率大军赶往关中，坐镇长安，以便随时指挥汉中战局。同时，边塞硝烟再起，曹*命曹彰、田豫北征，大破乌桓鲜卑联军[32]。

公元219年（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刘备自阳平关南渡沔水（今汉水），依山而进，驻军于定军山（今陕西勉县东南），夏侯渊出兵与刘备争夺地势，被黄忠斩杀，曹军大败。之后，曹*亲率大军来夺汉中，但是刘备坚壁不出，曹军与刘备军相距数月，无利，遂放弃汉中。[33]襄樊会战公元219年（建安二十四年）七月，曹*刚刚从汉中撤出，刘备大将关羽就从荆州向他的东南防线襄、樊一带发动了进攻。曹*闻知，立刻派大将于禁率兵往救樊城。八月，关羽乘洪水泛滥之机，擒于禁，斩庞德，乘势进军，将樊城围住。时樊城曹军只有数千人，城被水淹，水面离城楼仅有数尺，曹仁率军死守。曹*又派徐晃领兵去救樊城。十月，曹*从关中赶到洛阳，亲自指挥救援樊城。

孙权因关羽处其上游，不愿意让关羽势力发展，且他早有攻取荆州之心，于是联结曹*，准备以大将吕蒙偷袭荆州要地江陵。曹*接信后，通知曹仁，命他继续坚守，自己进至摩陂（今河南郏县东南），临近指挥，又派兵十二营增援徐晃，命他反击关羽。经过恶战，关羽大败而走。不久，吕蒙偷袭江陵得手。关羽撤往益州，路上被孙权军擒杀，孙权将关羽的首级送到许昌，曹*以诸侯之礼安葬。襄樊战役结束。[34]壮士暮年曹*在孙权擒杀关羽、取得荆州后，表孙权为骠骑将军、荆州牧。孙权遣使入贡，向曹*称臣，并劝曹*取代汉朝自称大魏皇帝。曹*将孙权来书遍示内外群臣，说：“是儿欲踞吾着炉火上耶！”曹*手下群臣乘机向曹*劝进。曹*自己还不想废献帝自立，他说：“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

安阳曹*高陵（5张）公元220年（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还军洛阳。当月，病逝在洛阳，终年六十六岁，谥曰武王。他临死前留下《遗令》。根据曹*的遗嘱，他于二月廿一丁卯日（4月11日）被安葬于邺城西郊的高陵（今河南安阳境内）。[35]这年十月，魏王曹丕取代汉朝，自立为皇帝，国号魏，追尊曹*为武皇帝，庙号太祖。

为政举措政治曹*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恢复有一定作用；曹*事件图（17张）用人唯才，打破世族门第观念，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精于兵法，着《孙子略解》、《兵书接要》《孟德新书》等书。善诗歌，《蒿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他在政治上的功绩亦是不凡的。曹*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

曹*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曹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曹所败。曹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司马光说曹“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曹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曹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总的来看，黄河流域在曹*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曹*在汉朝的名义下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具有积极作用。

在选拔人才方面：汉时期选拔官吏，被选用人既要有仁义孝悌等方面封建道德品质，也要有高贵的家世出身。曹*为维护和发展势力，让更多的人为自己的事业服务，不受上述标准限制，强调“唯才是举”。只要有才能，即使缺少封建道德品质、出身下层的人，他也注意提拔。210年到217年，他先后下了三次“求贤令”，选拔和任用一些有才能的人。

经济屯田制的实行，是以国家投资的方式保证再生产，工作效率当然高于普通的自耕农。因此这个政策收到立竿见影之效，短时间内就将地方变成“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的欣欣向荣，称其为一大创举并不过分。曹*在攻破邺城后，鉴于东汉后期沉重的人头税，改为户调制，对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农和地主）收田租每亩为四升，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他不得擅兴发。”这一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得到了一致的拥护。

曹*在世时大力兴修水利设施并卓有成效，如在周瑜的家乡舒城建立的七门三堰一直到北宋宋仁宗时还能每天浇灌两万顷良田。这些政策之厉害，可以从下面的事例中反映出来：第一，曹*在汉中打过两仗，先战胜张鲁后败于刘备，但由于北方的元气恢复他前后顺利地从汉中武都等地迁出了十三四万户人口。以一户人家四口人计算，这就是五十多万。想想蜀汉投降时不过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口，就能明白这对刘备是什么样的釜底抽薪！毕竟，兵民是抗战之本。第二，建安十九年五月，吕蒙提醒孙权，曹*在皖城（即庐江）一带屯田，如果坐等他们收获，无异于如虎添翼。因此东吴趁雨季来临水军来去自如之机，孙权大动干戈亲征皖城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吕蒙、甘宁全上阵后俘获太守朱光，迁数万百姓回吴。有统计称，孙策、孙权兄弟曾先后四次打到周瑜的故乡淮南舒城一带，但毫无例外的是劫掠而还。因此周瑜的老家出现了这样的滑稽：曹魏拼命建设大兴土木，孙吴拼命破坏杀人越货。

开源同时，曹*也非常注意节流，并以身作则。史书中称曹*“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简单地说，衣服没有花里胡哨，鞋子不曾雕花绣彩，帷帐屏风落满补丁，床榻被褥“败絮其中”。

曹*的影视形象（11张）在曹*的大力纠正下，东汉以来的奢华之风为之一扭，天下的人都以廉洁勤俭自律。即使是高官显贵也不敢过度铺张，甚至出现了有人故意穿破旧衣服取悦曹*的咄咄怪事。建安十四年，曹*反过来不得不下令来纠正这一奇怪的不正之风。曹*的遗嘱，也体现了自己的一贯俭朴的风格：“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相比之下，刘备、孙权的晚年则是昏聩糊涂。《三国志.先主传》注引《典略》记载：“刘备称汉中王，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后来成了陈群劝谏曹叡弃奢华罢宫室的反面教材：“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兴费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37]孙权在太子废立上的胡来更是把群臣弄得四分五裂无所适从，已经成了笑柄了。

军事汉末三国的军事家首推曹*。曹*钻研兵法，有高深的军事理论，曾熟读孙武、吴起等前代军事家的着作，在习诸家兵法的基础上，写成《兵书接要》一书，结合自己的战争经验加以论述。所撰《孙子略解》，开创整理注释《孙子》十三篇的先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主张“兵以义动”的战争观，强调师出有名，符合道义。在战略战术上灵活多变，因事设奇、任势制胜，兵不厌诈。

在带兵方面，他治军严整，法令严明，一次在行军途中，曹*传令不得使战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麦苗。可曹*的战马因受惊吓踏了麦田。他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以示处罚，足见执法认真[38]。《通典.兵典》中收录的《魏武军令》、《魏武船战令》、《魏武步战令》等，也反映了他严明的军令。

在用兵方面，史称他“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临事又手为节度，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在对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斗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战术，谲敌致胜，转弱为强。他确实是一个极为杰出的军事家。李靖的《李卫公问对》[39]、何去非的《何博士备论》等着作都赞誉曹*的行军用兵。

在御将方面，曹*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曹*能够根据将领特点，用其所长[40]。例如，许褚、典韦壮武有力，忠诚奉法，曹*就让他们战则为军锋，息则统亲兵；臧霸有恩信于东土，曹*将青、徐二州托付于霸，从而得以专心对付袁绍，不必以东方为念；降将文聘本是刘表帐下大将，在江汉一带颇有威恩，曹*任其为江夏太守，委以边事，使御孙权。[41]文化曹*喜爱坟典和六艺之学。在统一北方的混战中，就注意对图书的保护和收求。建安五年（200）他击败袁绍后，下令“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任魏武帝后，设置了掌管典籍的官吏，广收在战乱中散佚的东汉官府和民间藏书，“采辍遗亡”，藏在中外三阁和秘书省。还请蔡邕之女蔡文姬讲其藏书之事，蔡文姬“缮书送之，文无遗误”。由于他重视国家的文化建设，逐步建立了魏国的国家藏书。[42]曹*对文学、书法、音乐等都有深湛的修养。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当今诗歌上，散文也很有特点。

曹*的诗歌，今存不足20篇，全部是乐府诗体。内容大体上可分三类。一类是关涉时事的，一类是以表述理想为主的，一类是游仙诗。

与时事有某种关联的作品有《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步出夏门行》等。《薤露行》、《蒿里行》二诗，作于建安初年。前一篇反映何进谋诛宦官事败，董卓入洛阳作乱；后一篇写关东各州郡兴兵讨卓，又各怀野心，互相杀伐，在内容上紧相承接。诗篇以简练的语言，高度概括地写出了这一段历史过程，因此被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古诗归》）。尤其可贵的是，在《蒿里行》诗中他以同情的笔调，写出了广大人民在战乱中所罹的深重苦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作于建安十一年，诗篇描写冬日太行山区的酷寒、荒芜、险峻，形象生动，同时也写出了诗人内心的复杂感受。《步出夏门行》作于建安十二年征三郡乌桓时。该诗包括“艳”（前奏）及四解。“艳”着重写了诗人出征时的复杂心情。一解“观沧海”，写进军途经碣石时的观感；二解“冬十月”、三解“土不同”，写归途中见闻；四解“龟虽寿”，写取得了这场重要战役胜利后的思想活动。其中“观沧海”描写大海景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气势磅礴，格调雄放，映衬出诗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阔大胸怀。“龟虽寿”以一系列生动的比喻，表达诗人对人生及事业的看法：“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是诗人贯彻终生的积极进取精神的真实表白。

以表述理想为主的诗歌有《度关山》、《对酒》、《短歌行》等。前两篇写政治理想。他设想的太平盛世是儒法兼采、恩威并用的贤君良臣政治。这在汉末社会大破坏的现实背景下，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短歌行》的主题是求贤，以“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诗句，抒发求贤若渴，广纳人才，以冀成其大业心情。

在艺术风格上，曹*诗歌朴实无华、不尚藻饰。它们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在诗歌情调上，则以慷慨悲凉为其特色。慷慨悲凉，这本来是建安文学的共同基调，不过在曹*的诗中，它表现得最为典型，最为突出。在诗歌体裁上，曹*的乐府诗并不照搬汉乐府成规，而是有所发展。如《薤露行》、《蒿里行》，在汉乐府中都是挽歌，他却运用旧题抒写了全新的内容。曹*开创了以乐府写时事的传统，影响深远。建安作家以及从南北朝直到唐代的许多诗人，他们拟作的大量乐府诗，都可以说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曹*在文学上的功绩，还表现在他对建安文学（见建安七子）所起的建设性作用上，建安文学能够在长期战乱、社会残破的背景下得以勃兴，同他的重视和推动是分不开的。刘勰在论述建安文学繁荣原因时，就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心雕龙时序》）。事实上，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无不同他有密切关系。曹丕、曹植是他的儿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托庇于他的荫护。可以说，“邺下文人集团”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形成的；而他们的创作，也是在他的倡导影响下进行的。

曹*着述，据清姚振宗《三国艺文志》考证，有《魏武帝集》30卷录1卷、《兵书》13卷等十余种，然多已亡佚，今存者唯《孙子注》。明代张溥辑散见诗、文等145篇为《魏武帝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中也有《魏武帝集》，所收作品略多于张溥辑本。1959年，中华书局据丁福保本，稍加整理补充，增入《孙子注》，又附入《魏志.武帝纪》、《曹*年表》等，重新排印为《曹*集》。

书法后人称曹*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文武双全、文艺兼亥之人。而曹*是一代书法家却鲜为人知，这主要是曹*传世的书法作品较少的缘故。历史上见过曹*书法作品的人，无不赞其书作有“金花细落，遍地玲珑；荆玉分辉，瑶若璀粲。”、“笔墨雄浑，雄逸绝论。”之大美。

西晋文学家张华在《博物志》中称：“汉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

南朝的书法评论家梁瘐肩在其《书品》中，把古代名人的书法作品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又分作上、中、下，共九品；他把曹*的书法作品列入中中之品。唐代书法家兼评论家张玉灌，按历代书法家的艺术成就，把它们划分为神、妙、能三类：杰立特出者为神，运用精美者为妙，离俗不谬者为能；他在书法评论专着《书断》中称曹*的书法作品为妙品。由此看来，曹*的书法作品虽不能列为神品、上品，但在全国名书法家中是数得着的。

史书记载，曹*青少年时“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博览群书，特好兵法”，除读书习武外，特喜“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大有游侠气质、风范；而从未提及他是如何关在房中习练书法的。曹*何时练的书法呢？曹*二十岁被举为孝廉，入朝为郎；后来当洛阳北部尉，迁顿丘县令一年，既因从妹夫宋奇事，被“从坐免官”解职回家。虽说回亳后“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但不久，朝庭又以其“能明古学”，复征拜他为议郎，当骑都尉、济南国相……三十五岁开始“兴义兵，诛暴乱”，直到六十六岁去世的三十一年间，他为使中国实现统一，结束全国混战、动荡的局面，安定秩序、恢复生产，不是南征北战，就是为稳定复杂动乱的政局，把大量精力用在治理国家和应付险恶的明争暗斗上。作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他，倍感时间的宝贵，经常发出：“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的感叹。曹*习练书法的机会是极少的。有书说，曹*喜读贴、擅观摩。有一定道理。有史料记载，他除常与当时出名的书法家：钟繇、梁鹄、邯郸淳、韦诞、孙子荆等人切磋书艺外，还特把喜爱的秘书令梁鹄的字挂在帐中，细细揣摩、欣赏；有时夜间睡不着，便起来慢慢品位、琢磨钉满墙的梁鹄的字。不仅如此，魏宫的牌匾他都让梁鹄写，可以说仰俯皆是。他与梁鹄之间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梁鹄倾其一生至力于书法事业，当曹*得知梁为借读大书法家蔡邕留给韦诞的一部论笔法的专着遭拒后，便又气又恨，呕血不止时，他遂将自己专用的五灵丹拿给梁鹄服用。

曹*虽善书，大概因忙于战事、政事，没有机会写吧，所以他流传于世的墨迹很少。

宋郑樵在所着《通志.金石略》中，仅收录曹*书写的一篇《大飨碑》；明杨慎在《丹铅总录》中，也只是说到元朝时还有曹*书写的《贺捷表》；清叶奕苞在《金石录》中说，曹*在武昌“黄鹤楼”侧曾写有特大、凛凛有生气、正书的“涌月台”三字。现留存于世的只有两个字了，即曹*在征汉中时，写在石门南褒河一块大石上的“衮雪”二字，现已迁入汉中博物馆内[43]。亳州《曹*地下运兵道》处所见到的“衮雪”二字，系依拓本刻写；上边两个隶书小字落款“魏王”，因系直题，又模糊不清，乃后人仿题的。

成事条件曹*从陈留起兵到兴平二年将吕布、张邈赶出兖州，经过六年的经营，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块根据地。曹*起兵之初，仅有数千人，出任东郡太守前后，他陆续延揽一些拥有宗族、部曲等家兵的豪强地主归附自己，后击溃青州黄巾军，又收其精锐组成“青州兵”。这样，曹*又有了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根据地和军队，是曹*得以成事的基本条件。

献帝刘协自被董卓劫至长安后，一直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建安元年七月，献帝终于回到洛阳，洛阳经董卓之乱，已是一片废墟。百官没有地方居住，“披荆棘，依丘墙间”，洛阳也没有粮食，“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

早在初平三年，曹*的谋士毛玠就向曹*提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的战略性建议，曹*深以为是。建安元年八月，曹*亲至洛阳朝见献帝。随即挟持汉帝迁都许县（今河南许昌）。从此，曹*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这是曹*政治上的一大成功。曹*被封为大将军、武平侯。汉魏之间，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出现大饥荒。这一时期，粮食供应成为各军事集团最大的问题，因军粮不足而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建安元年，曹*采纳部下枣只等人的建议，利用攻破黄巾所缴获的物资，在许下募民屯田，当年即大见成效，得谷百万斛。于是曹*命令在各州郡设置田官，兴办屯田。屯田有效地解决了曹*集团的粮食问题，所以曹*说：“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国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在兴置屯田的同时，曹*采取各种措施，扶植自耕农经济。针对当时人口流失，田地荒芜的情况，曹*先后采取招怀流民、迁徙人口、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检括户籍等办法，充实编户，恢复农业生产。此外，曹*还陆续颁布法令，恢复正常租调制度，防止豪强兼并小农。建安五年，曹*颁布新的征收制度，到建安九年，又明确：“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曹*前后实行的这一系列措施，使濒于崩溃的自耕农经济不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成为曹*集团的雄厚经济基础。通过以上二项措施，曹*统治区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这是曹*在经济上的一大成功。

迎献帝、迁都于许和恢复农业生产是曹*得以成功的两个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