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为散骑侍郎，转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卒于位。二子：纯、悌。
世说新语〈言语》：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咨嗟犹叹赏）。（《向秀别传》曰：“秀字子期，河内人。少为同郡山涛所知，又与谯国嵇康、东平吕安友善，并有拔俗之韵，其进止无不同，而造事营生，业亦不异。常与嵇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不虑家之有无，外物不足怫其心。弱冠，着《儒道论》，弃而不录。好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于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复尔耳！’后康被诛，秀遂失图，乃应岁举。到京师，诣大将军司马文王，文王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谓彼人不达尧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说。随次转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文学》：“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秀别传》曰：“秀与嵇康、吕安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羁，安放逸迈俗，而秀雅好读书，二子颇以此嗤之。后秀将注《庄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书讵复须注，徒弃人作乐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尔故复胜不？’安乃惊曰：‘庄周不死矣！’后注《周易》，大义可观，而与汉世诸儒互有彼此，未若隐《庄》之绝伦也。”《秀本传》或言：“秀游托数贤，萧屑卒岁，都无注述，唯好《庄子》，聊应崔撰所注，以备遗忘”云。《竹林七贤论》云：“秀为此义，读之者无不超然，若已出尘埃而窥绝冥，始了视听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遗天下，外万物。虽复使动竞之人顾观所徇，皆怅然自有振拔之情矣。”）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文士传》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学，托志老庄，时人咸以为王弼之亚。辟司空掾、太傅主簿。”）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文士传》曰：“象作《庄子注》，最有清辞遒旨。”）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任诞》：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晋阳秋》曰：“于时风誉扇于海内，至于今咏之。”）《简傲》：锺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锺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以言。锺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锺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文士传》曰：“康性绝巧，能锻铁。家有盛柳树，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凉，恒居其下傲戏，乃身自锻。家虽贫，有人就锻者，康不受直，唯亲旧以鸡酒往，与共饮噉清言而已。”《魏氏春秋》曰：“钟会为大将军兄弟所昵，闻康名而造焉。会，名公子，以才能贵幸。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康方箕踞而锻，会至，不为之礼，会深衔之。后因吕安事而遂谮康焉。”）5政治主张向秀早年淡于仕途，有隐居之志。嵇康被司马昭杀害后，为避祸计，不得已顺应朝廷威*拉拢而出仕，先后任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但“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这一点很像东汉末的徐庶——徐庶之母为曹*所拘，不得已进入曹营，但他不发一言，不献一策，以沉默来对抗强权，向秀也是这样。
6哲学思想1、向秀万物自生、自化的崇有论哲学观点主张本体论玄学。
向秀论证了万物“不生不化”同于“生化之本”的过程，他在“无待逍遥”和“与变升降”的立身处世方面也有初步展开玄理，涉及到了部分社会政治实际。东晋谢灵运《辨宗论》评说：“昔向子期以儒道为一”（《广弘明集》卷18），《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记载：“（秀）弱冠着《儒道论》，弃而不录，好事者或存之”。贯通儒道是向秀一直怀有的学术理想，《庄子》注阐发的“自生自化”玄理新义亦是为此目的服务。
对于名教与自然的看法，向秀既肯定“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是“自然之理”、“天地之情”，主张“开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认为必须“节之以礼”，“求之以事，向秀非义”，由此推及人的社会心理和欲求，如名利富贵等，从而强调合“自然”与“名教”为一。通过向秀注解所体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经典的互解，“使儒道两家的分歧，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为经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础”不苟。2、向秀对《庄子.逍遥游》的注解庄子逝世后，他的学说沉寂了数百年，终于在魏晋之际，在竹林七贤的心中复活。嵇康、阮籍沿着《庄子》的游心之路，激烈反对社会体制，打出了“越名教任自然”的旗帜：嵇康奋起反抗，白白送掉了性命；阮籍借助虚幻的神仙境界，却抑郁而终。面对现实，向秀“觉悟”了。他清醒地看到，在社会体制的铜墙铁壁面前，个人的反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脱离社会的自由逍遥只是幻想，沿着“游世”方向前行，恐怕是惟一的出路。他不愿步嵇康后尘，在朝廷与山林之间，他无奈地选择了前者。作为最后一个出山的竹林名士，向秀准备与早已入仕的山涛、王戎一起，在高官厚禄中“逍遥”。
在混迹于西晋宫廷的日子里，向秀对《庄子.逍遥游》中关于大鹏与小鸟的描述，有了超越前人的感悟。在这两个反差巨大的意象中，他竟然发现了本质的平等：逍遥是生命存在的最佳境界，而逍遥又是本性的满足，如果满足了自己的本性，那么逍遥本身是没有任何差异的，犹如在金床上或木床上，睡着后的感觉都一样。从这个角度看，只要适合自己的本性而自我满足，那么不仅小人物与大人物，即使圣人与凡人，其逍遥也是没有差别的。向秀运用这一发现刷新了思想界对“逍遥”的理解，融铸在其《庄子注》中。根据《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所称“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向秀认为理想的“逍遥”境界存在于现实世俗社会之中，不是由外在主宰“本体”施予获得，关键在于各任其性，各当其份。“性”、“分”是属于人们内在的“自然之理”，按照其《难养生论》主张的“****自然”观念，只要满足人的自然本性要求，上九万里高空的大鹏与抱榆枋即止的尺鷃都可以达到逍遥至境。凡人资于“有待”而逍遥，圣人“无待”不是绝对遁世，只是能够顺有待“与物冥”适应任何物质环境，实际还是通物情而有所待。
如此，自由逍遥只需性分自足、得其所待，凡人与“至人”可以“同于大通”。这种逍遥义的哲学基础仍是万物“自生自化”的本体思想，其对世俗名教的认同经过郭象发展便成为“身在庙堂心在山林”的士大夫处世人格理想。
7个人成就向秀虽然没有完整的文集传世，但他却是少有的大哲人大文豪。据记载，向秀主要着作有《庄子注》，时人称此注“妙析奇致，大畅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其好友吕安见此注后叹为“庄周不死矣”。向秀还着有《周易注》，今佚。又有《难养生论》一篇，存《嵇康集》中；《思旧赋》一篇存《文选》和《晋书》本传中。
《难养生论》关于向秀注《庄子》，还有个有趣的插曲。开始向秀注释的时候，嵇康说，《庄子》中的玄言妙旨会被注释弄得僵滞，以前也没有一个较好的注，向秀不如不注。后来向秀注基本写就，拿出来给嵇康看，嵇康才知道向注使《庄子》的玄理更加美妙，因此对向秀的才识大为叹服。向秀在经历了嵇、吕事件的大悲大痛，向秀在惆怅和迷茫中大彻大悟，在苦闷和徘徊中大彻大悟，心境更加趋于淡泊宁静。他到洛阳以后，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庄子思想的研究之中。于是闭门谢客，潜心作注，用心阐发庄子思想的精神。但遗憾的是其中《秋水》、《至乐》两篇还未注解完，向秀就去世了。
向秀所着一书、一论、一赋三种作品，均为问鼎之作：其《庄子注》开创玄学注《庄》新思路，后人难望其项背；《难养生论》匠心独运，与嵇康难分高下；所作《思旧赋》更是堪称绝唱，魏晋时期无赋可与之比肩。
8代表作品1、向秀《思旧赋并序》，全文如下：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悯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蹰。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馀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
2、《思旧赋》写作背景“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和向秀二人，交谊很厚.后来，嵇康因不服晋王司马昭独揽朝政，被诬陷杀害。向秀在嵇康被惨杀后，在统治者的高压下勉强出任官职。一次，他经过好友嵇康的旧居，听到邻人凄恻的笛声，不禁悲从中来，深深悼念嵇康，写下了这篇情恳意恻的《思旧赋》。这赋虽然很短，却成了悼念亡友的代表作。
向秀的作品3、《思旧赋》的文学地位向秀《思旧赋》的艺术独创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思旧赋》是魏晋之际极重要的文学作品，对后世文学亦有深远的影响。
《思旧赋》“昔李斯”四句，用李斯蒙冤而死的古典，喻说嵇康蒙冤而死的今典。李斯是暴秦的功臣，嵇康是高洁的隐士，两人的价值观、性格和行为根本不同，但是蒙冤而死这一点则相同。此是两人之间唯一的，也是至关重要的相同点。以李斯比嵇康，看似不伦不类，实际确切地揭示出嵇康是被诬谋反蒙冤而死这一历史真相。揭示嵇康含冤而死，是全文必不可少的前提，通过用典，确立了前提。不仅如此，以李斯比嵇康，既是比喻，同时亦是对比（反比），对比出嵇康视死如归的品格，高洁的志趣。要之，这是用典的险笔，但是非常成功。
在阮籍《咏怀诗》组诗中，古典字面、今典实指的用典艺术，始成为重要手法。如第三十一首“驾言发魏都”，用战国魏亡国的古典，喻说曹魏亡国的今典。古典与今典之间的相似性，是古今两个亡国的国名相同，用典可谓精切。其中“身竟为土灰”之句，是用曹*《夏门行》“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和阮籍父亲阮瑀《七哀诗》“良时忽一过，身体化土灰”的今典（语典），潜在而确切地给出了本诗指向曹魏今典（时事）的路标，用典可谓精深。这标志微言政治抒情诗的主要艺术手法，已经从曹植的诘问、反语等手法，转变到了用典。向秀与阮籍同时，向秀《思旧赋》古典字面、今典实指的手法，是否来自《咏怀诗》，姑可不论；但是可以肯定，《思旧赋》在赋体文学中采用古典字面、今典实指手法，以表达政治微言，乃是一项创新。
此后微言政治抒情诗文，如陶渊明《述酒》、左思《咏史诗》、庾信《拟咏怀》，直至唐代李白《远别离》、杜甫《杜鹃》、南宋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弟》、宋元之际谢翱《登西台恸哭记》、明末清初钱谦益《有学集》、《投笔集》、近代陈三立《散原精舍诗》等，皆以古典字面、今典实指作为主要艺术手法。可以说，中国政治微言抒情诗以古典字面、今典实指的用典艺术作为主要艺术手段的传统，是由阮籍和向秀共同确立的。
中国文学史上的微言政治抒情诗，往往出现在政治幽暗时期。微言抒情诗之微言，是诗人在政治压力和恐怖统治下，要揭露被政治谎言所掩盖的现实真相，表达真实思想感情，而又不能明言，以避免********，所采用的特殊艺术手法。优秀的微言抒情诗，其寓意往往可以通过体会和实证，而获得确认。微言抒情诗的艺术效果，则是言外有无穷之意，有一种特殊的韵味（韵味或来自意象，或来自微言，有所不同；皆为言外之意，则相同）。
在中国微言政治抒情诗的艺术手法中，诘问、反语等手法，或难以指事（如诘问），表现力有所不足；或近于直言（如反语），容易为统治者察觉，给作者带来危险，尚非理想的微言艺术。而用典，则古典字面，较为安全（用典越深，危险越少）；今典实指，尤能指事（用典越精，指事越确）。用典注定要发展成为中国微言政治抒情诗的主要艺术手段，原因即在于此。
古典字面、今典实指之所以可能，原因亦在于历史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此意义上，亦可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思旧赋》的比兴在文学史上的独创性《思旧赋》序云：“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赋云：“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命于领会兮，寄馀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
这两节文字所描写情景是相同的：从嵇康临终前所奏琴声的绝响，到现在山阳嵇康旧居邻家笛声的复起。在一篇篇幅不大、惜墨如金的作品中，反复描写同一情景，而不惜笔墨，这显然是作品重心所在，寄托有深意。
在这两节文字的意象中，最突出的意象是音乐意象，包括当时嵇康所奏响的琴声，和现在山阳邻家所吹响的笛声。琴声、笛声两种意象之间，有一种连续性，此连续性，就在于同为优美的音乐之声，在于似断实连，彼伏此起，“妙声绝而复寻”。绝，灭也。寻也者，继续、连续也。
琴声、笛声“妙声绝而复寻”，象征了嵇康虽死犹生，象征了嵇康精神不死，永远活在人们心里。
覆按此节文字之上文云：“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蹰。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追问嵇康形神逝其焉如，实是希冀嵇康精神不死。此节文字象征嵇康虽死犹生，活在人们心里，正是回答了上文的追问。其下文云：“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上下文两言自己之心，实表示嵇康亦活在自己心里。
琴声、笛声“妙声绝而复寻”，这是兴，是触景生情、借眼前景道心上事、言外有无穷之意的兴。（如《文心雕龙.比兴》篇所说：“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也”。）这是极为优美的兴象。因为它是听觉意象、音乐意象，所以至为空灵、优美。（兴象是由兴而来的意象。兴象通常是视觉意象，“妙声绝而复寻”则是听觉意象、音乐意象。视觉意象较实在，听觉意象则空灵，作为音乐意象尤为优美。）这是极为优美的兴象，因为它言有尽而意无穷、韵味无尽。
用音乐意象“妙声绝而复寻”，象征死者虽死犹生，这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项艺术独创。
了解古典文学作品的内容、艺术，孰先、孰后，并无一成不变的路数，只能取决于具体情况。有时须先从了解内容的进路进入作品，然后始能确知其艺术造诣。但有时则须先从了解艺术的进路进入作品，然后始能确知其内容意义，《文心雕龙.知音》篇称之为“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思旧赋》“昔李斯之受罪兮”、“悼嵇生之永辞兮”四句，不了解其深微的用典暨比喻艺术，就不能确知其揭示嵇康蒙冤而死的苦心孤诣。琴声、笛声“妙声绝而复寻”两段音乐意象描写，不了解其优美的的象征艺术，亦不能确知其象喻嵇康虽死犹生的深情高致。
9学术影响既追求个性自由，又维护社会体制，是士族的双重文化性格，但两者的矛盾所产生的心理*迫，使魏晋士人的精神世界充满了焦虑、迷茫与失落。向秀“逍遥”新义，使一代士人获得了空前的解放感，“读之者无不超然”。《庄子》随之从山林来到了尘世，与《周易》、《老子》并列为魏晋清谈经典“三玄”，“大畅玄风”。
向秀万物自生、自化的崇有论哲学经过郭象系统地发挥完善，其包容儒道思想的优越性为士大夫普遍认识、接受的结果是“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晋书.向秀传》）。这并不是说儒家思想信念被弃置，而是强调道家思想经过向秀《庄子注》的改造获得了强大生命力，能够更加和谐地与儒家精神兼容，从而促成以郭象为代表的元康玄学再度兴盛。
《晋书》本传说向秀注《庄子》能为之隐解，发明奇趣，从而“振起玄风”；《世说新语.文学》以为是“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并注引《竹林七贤论》赞云：“秀为此义，读之者无不超然，若已出尘埃而窥绝冥，始了视听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遗天下外万物，虽复使动竞之人顾观所徇。皆怅然自有振拔之情矣。”众说以为向秀《庄子注》之佳处其实不离“创新”二字，从中可以体会到不同于旧注的庄周“旨要”，这应该就包括我们前面论述的向秀对正始玄学“以无为本”的超越，“不生不化”玄理新义抽空了“生化之本”的实质才是真正吸引士大夫们“读之超然”的关键。向秀的逍遥新义及其《庄子注》，并没有随魏晋玄风一起消散，而是作为解释《庄子》的权威之作影响至今，为历代面临生存困境的士人提供精神超越的路径，领了1700多年风骚。其中的奥秘，可能在于他们首先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这一视角探讨了“逍遥”。至于其解释是否符合庄子本意，并不重要。思想家逝世后，他们提出的哲学问题便成了可望不可及的地平线，无论你如何前行，它离你同样遥远。
10个人评价向秀名列“竹林七贤”，七贤中既有山涛、王戎这样的现世功业卓着者；也有阮籍、嵇康这样超凡脱俗，行为潇洒的道家超越派；还有刘伶这样的千古醉人。相对于“竹林七贤”里的其他人，向秀似乎名气不够响亮，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里记载也不很多，但是，向秀的逍遥新义及其《庄子注》里所阐述的儒道精神兼容的观点，虽经千百年的岁月流逝却无法抹去向秀的独特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