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6章 袁宏
2018-04-15 作者： 笑傲沧海
第376章 袁宏
袁宏，晋成帝咸和三年（328年）出生于一个世族家庭。七世祖袁滂曾任东汉灵帝时的司徒，六世祖袁涣任过曹魏的郎中令，其后“袁氏子孙世有名位”。然而在袁宏年少的时候，其父临汝令袁勖去世，家道因之中衰，他不得不以运租自业。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遇，袁宏以他的咏史诗受到谢尚的赏识，故于谢尚任安西将军、豫州刺史时，特聘其参议军事，从此踏上仕途。以后迁任大司马桓温府记室，因桓温重其文笔快捷典雅，遂专综书记。桓温北伐，袁宏奉命作露布，倚马疾书，顷刻间即成七纸。但是袁宏不满意桓温的专横跋扈和图谋篡逆，因而于着文或谈论中，多次冒犯桓温，故“荣任不至”。直到桓温死后，袁宏才由吏部郎出任东阳郡太守。不久，即于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病死在任所，时年四十九岁。
袁宏一生写下诗赋诔表等计三百余篇，其中脍炙人口的则有北征赋和三国名臣序赞。当时，王珣尝发出“当今文章之美，故当共推此生”的感慨。所以袁宏是以“一时文宗”而着称于世的。唐代撰修晋书时，仍将他列入文苑传。但是袁宏的主要成就并不表现在文学方面，而是反映在他的史着中。除了久已散佚的竹林名士传外，后汉纪是他流传至今的唯一精心史作。后汉纪仿荀悦汉纪而写，是一部出色的编年体断代史。其书共三十卷，约二十一万多字。所载起自王莽末年的农民大起义，迄于曹丕代汉，刘备称帝，记述了东汉二百余年的兴衰史。后汉纪的成书要早于范晔后汉书五十余年，是现存有关东汉史史籍二大部中的一部。正如当年袁宏往往被人视作文章家而不是史学家一样，后汉纪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能不令人为之惋惜。
袁宏原有集20卷，已佚。有《后汉纪》三十卷，《正始名士传》三卷，《竹林名士传》三卷，《中朝名士传》若干卷，《集》二十卷。《后汉纪》的撰写，经历了近十年的时间。除竹林名士传外，《后汉纪》是他流传至今的唯一精心史作，今存30卷。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及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录其诗、赋、序、赞、碑、铭、疏、表等20余篇，亦多残缺。
3职业生涯《后汉纪》的撰写，经历了近十年的时间。袁宏所以采取编年体裁记录东汉史事，是受了荀悦《汉纪》编写成功的影响。《后汉纪》继《汉纪》而作，但袁宏面临的写作条件却比荀悦困难一些。当年荀悦撰写《汉纪》的时候，只有《汉书》这一部已确立了权威地位的纪传体西汉史，他运用较高的史学识见和编撰技术，对《汉书》加以剪裁，就写成了卓有成就的新着作。袁宏着《后汉纪》的前后，关于东汉史的着作有好多种，它们各有短长，袁宏所依据的资料要比荀悦繁富，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功力更比荀悦多一些。另外，在同类着作上，他有不少竞争对手，他必须在水平上超过他们，才能让自己的着作站住脚。经过历史的选择，现在关于东汉史的着作，只有范晔所着《后汉书》和袁宏所着编年体《后汉纪》保存下来，说明这两部书确有过人之处。
袁宏在《后汉纪》里表现了综铨史事的才能。他发挥编年体的长处，以时间为经，理出了东汉一代历史的发展线索；以人物、事件为纬，展示了同时期各事件间的联系，及各人、各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容易使人们建立起对东汉史的整体印象。他以8卷的篇幅写光武时期约40年的历史。以光武帝事业的发展为基本线索，综述吕母，赤眉、新市、平林诸起义军的始末，以及王莽的覆灭、群雄的兴败，又叙述了东汉开国功臣们的生平及战绩，头绪繁多而有条不紊，人物众多而各有特色，关系错综而无纷乱之感，清楚地交待了东汉兴国这一历史事件。他以后6卷写黄巾起义以来，董卓当权、群雄混战、曹*得势、赤壁之战，以致曹魏代汉，也是铨综得当，脉络清楚，堪称全书最详细、精彩的部分。
袁宏用他的实践，丰富了编年史体的表现手段。他在书中使用“言行趣舍，各以类书”（《后汉纪序》）的编撰方法，这比荀悦的连类列举有些发展。袁宏往往把时代略近的同类人物放在一起加以记述，如卷五写了闵仲叔，又写了****、严先、周党、王霸、逢萌，这都是以隐士终身或度过长期隐居生活的人物。卷十一写章帝礼遇江革，因写江革的生平，并写毛义、薛苞，这都是以孝着称的人物。这种写法，吸收了纪传体的长处，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的范围。
袁宏在书中还为自己提出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后汉纪序》）的要求，力图以某种类型的人物去感染读者。
这个要求为《后汉纪》带来了笔下传神的气氛。如卷二十三写郭泰轶事：“钜鹿孟敏，字叔达，客居太原，未有知名，叔达曾至市买甑，荷担堕地，径去不顾。时适遇林宗（郭泰）。
林宗异而问之：‘甑破可惜，何以不顾’？叔达曰：‘甑既已破，视之无益’。林宗以为有分决，与之言，知其德性。谓必为善士，劝使读书游学。十年，知名当世。”“初汝南袁闳盛名盖世。泰见之，不宿而退，汝南黄宪邦邑有声，天下未重，泰见之，数日乃去。薛祖恭曰：‘闻足下见袁奉高，车不停轨，銮不辍轭。从黄叔度，乃弥日信宿。非其望也’。林宗答曰：‘奉高之器，譬诸泛滥，虽清易挹。叔度汪汪如万顷之波，澄之而不清，桡之而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虽往稽留，不亦可乎’？由是，宪名重于海内”。这里所写郭泰的鉴识和风度，可以说达到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要求。
袁宏表现了更多的文章家的才华，却缺少一点历史家的审慎态度。他更喜欢品藻人物，重视对人物才情风貌的描写，有更多的清谈趣味，这与体现在他身上的世族名士风尚是不可分割的。
《后汉纪》成书于范晔《后汉书》之前。它给《后汉书》供应了丰富的历？？写要求，因此《后汉纪》与《后汉书》在东汉史的记述上，此简彼繁，此详彼略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后汉纪》的史料价值并没有因《后汉书》的问世而有所降低。
袁宏比过去的历史家都更强调历史记述的政治意义。他在《后汉纪·序》里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撰史观点：“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藉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按他的思想，历史着述应包括两个功能：一是网罗治体，大得治功，是指政治上的成败得失说的。另一个就是扶明义教，是指封建伦理上的是非说的。
他认为对第一个作用，前人很注意并作了些工作。而后一个作用，则发挥得相当不够，所以他要在书中弥补前人的不足，“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袁宏认为，名教就是维护封建秩序的法宝，而名教的根本，又在于君臣之道。因此他论述的重点是君臣关系。君臣关系是封建等级制度的最集中表现，他拿天地高下的自然现象和父子相继的血缘关系套在君臣关系上，把封建君臣关系说成自然的规律和永恒不变的准则。从这一点出发，他对刘秀背叛更始政权，另起炉灶有所非议。对于曹魏篡夺汉家天下的行为，也作了批评。他指出汉朝还未灭亡，曹魏不该取而代之，既已取而代之，就不该再用禅让之类骗局来美化自己，已经夺取了人家的天下，还要吹嘘自己可以与尧、舜比德，这不是太欺罔天下了吗？他对汉魏替兴的看法与陈寿截然不同。他以名教观点看历史事变，对后来的封建史家有很大影响。袁宏强调君臣之义，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当时桓温大权在握，时刻准备重演汉魏禅让的把戏。袁宏攻击曹*，实际上是在讽刺桓温。
名教的另一个方面是规定一般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袁宏在书中反复阐述了人们应遵守封建秩序，遵守三纲五常等人伦准则的思想，摆出了一副说教的面孔。
袁宏也看到历史上的一些变化，主张礼制上的改革。他指出了三代历史上传贤和授子的变化、刑赏的变化、婚制的变化等。他强调天下形势就如同下棋一样，是变化多端的，因此不可拘泥于一定之规，而应随时随地改变礼制、政策等。这样的看法，还是很难得的。
袁宏还主张百家并存，不同学术流派自由发展；反对皇帝奢侈，反对酷刑和滥刑，主张德刑并用，以德教为先，继承和发挥了某些儒家传统思想。
《后汉纪》卷十，专有一段记述佛教，对佛教教义作了宣扬。在史书中以正式记载的形式称颂佛教这是首例。袁宏宣扬名教，又颂扬佛教，这正是当时正宗学者的特点，反映佛教势力已经侵入了史学领域。
倚马千言桓温领兵北征时，命令袁宏靠着马拟公文，一会儿他就写成了七张纸，而且做得很好。后人因以“倚马”或“倚马千言”来比喻文思敏捷。出自《世说新语·文学》，原文为“桓宣武北征，袁虎时从，被责免官，会须露布文，唤袁倚马前令作，手不辍笔，俄得七纸，殊可观”。唐朝诗人吴融《灵池县见早梅》诗引用此典故，曰“栖身未识登龙地，落笔原非倚马才。”
扬风仁政袁宏出任东阳太守时，谢安曾以一扇相赠，袁宏答谢道：“辄当奉扬仁风，慰彼黎庶。”后人因以“扬风仁政”来比喻为官清廉仁厚。
袁宏字彦伯，侍中猷之孙也。父勖，临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绝美，曾为咏史诗，是其风情所寄。少孤贫，以运租自业。谢尚时镇牛渚，秋夜乘月，率尔与左右微服泛江。会宏在舫中讽咏，声既清会，辞又藻拔，遂驻听久之，遣问焉。答云：“是袁临汝郎诵诗。”即其咏史之作也。尚倾率有胜致，即迎升舟，与之谭论，申旦不寐，自此名誉日茂。
尚为安西将军、豫州刺史，引宏参其军事。累迁大司马桓温府记室。温重其文笔，专综书记。后为东征赋，赋末列称过江诸名德，而独不载桓彝。时伏滔先在温府，又与宏善，苦谏之。宏笑而不答。温知之甚忿，而惮宏一时文宗，不欲令人显问。后游青山饮归，命宏同载，众为之惧。行数里，问宏云：“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称谓非下官敢专，既未遑启，不敢显之耳。”温疑不实，乃曰：“君欲为何辞？”宏即答云：“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宣城之节，信义为允也。”温泫然而止。宏赋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尝于曲室抽刃问宏曰：“家君勋迹如此，君赋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无？”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断，功以济时，职思静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胡奴乃止。
后为三国名臣颂曰：夫百姓不能自牧，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独治，则为臣以佐之。然则三五迭隆，历代承基，揖让之与干戈，文德之与武功，莫不宗匠陶钧而群才缉熙，元首经略而股肱肆力。虽遭罹不同，迹有优劣，至于体分冥固，道契不坠，风美所扇，训革千载，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吕用而汤武宁，三贤进而小白兴，五臣显而重耳霸。中古陵迟，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为下者必以私路斯荣，御员者不以信诚率众，执方者必以权谋自显。于是君臣离而名教薄，世多乱而时不治，故蘧宁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舆以之行歌，鲁连以之赴海。衰世之中，保持名节，君臣相体，若合符契，则燕昭、乐毅古之流矣。夫未遇伯乐，则千载无一骥；时值龙颜，则当年控三杰，汉之得贤，于斯为贵。高祖虽不以道胜御物，群下得尽其忠；萧曹虽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业。静乱庇人，抑亦其次。夫时方颠沛，则显不如隐；万物思治，则默不如语。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难，患遭时难，遭时匪难，遇君难。故有道无时，孟子所以咨嗟；有时无君，贾生所以垂泣。夫万岁一期，有生之通涂；千载一遇，贤智之嘉会。遇之不能无欣，丧之何能无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览国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虽道谢先代，亦异世一时也。
文若怀独见之照，而有救世之心，论时则人方涂炭，计能则莫出魏武，故委图霸朝，豫谋世事。举才不以标鉴，故人亡而后显；筹画不以要功，故事而至后定。虽亡身明顺，识亦高矣。
董卓之乱，神器迁*，公达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谭，故以大存名节。至如身为汉隶而迹入魏幕，源流趣舍，抑亦文若之谓。所以存亡殊致，始终不同，将以文若既明且哲，名教有寄乎！夫仁义不可不明，则时宗举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达识摄其契。相与弘道，岂不远哉！
崔生高朗，折而不挠，所以策名魏武、执笏霸朝者，盖以汉主当阳，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进玺，君臣易位，则崔生所以不与，魏氏所以不容。夫江湖所以济舟，亦所以覆舟；仁义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贤玉摧于前，来哲攘袂于后，岂天怀发中，而名教束物者乎！
孔明盘桓，俟时而动，遐想管乐，远明风流，治国以礼，人无怨声，刑罚不滥，没有余泣，虽古之遗爱，何以加兹！及其临终顾讬，受遗作相，刘后授之无疑心，武侯受之无惧色，继体纳之无贰情，百姓信之无异辞，君臣之际，良可咏矣！
公瑾卓尔，逸志不群，总角料主，则素契于伯符；晚节曜奇，则三分于赤壁。惜其龄促，志未可量。
子布佐策，致延誉之美，辍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岂徒謇谔而已哉！然杜门不用，登坛受讥。夫一人之身所照未异，而用舍之间俄有不同，况沈迹沟壑，遇与不遇者乎！
夫诗颂之作，有自来矣。或以吟咏情性，或以纪德显功，虽大指同归，所讬或乖。若夫出处有道，名体不滞，风轨德音，为世作范，不可废也。复缀序所怀，以为之赞曰：火德既微，运缠大过。洪飙扇海，二溟扬波。虬兽虽惊，风云未和。潜鱼择川，高鸟候柯。赫赫三雄，并回干轴。竞收杞梓，争采松竹。凤不及栖，龙不暇伏。谷无幽兰，岭无停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