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大臣结党是官场的顽疾，可不是一时半刻就能改变的。朱由检也只是借此机会狠狠地敲打了一下东林党人，接下来还得赶紧解决几件火烧眉毛的大事。

很明显，现在大明已经不止是两面受敌了，而是同时出现三个战场：辽东、中原、西南。对于应该先在哪个方向重点用兵，大臣们又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约有一半大臣认为还是应该把精锐军队投入到辽东，因为建虏军力之强有目共睹，现在官军被迫退守山海关，已是不容有失，再败鞑子就打到京师来了。为今之计，只有继续向山海关增兵，至少在兵力上不能输给后金。

另一部分则认为，建虏固然凶残，流贼更为可虑。他们四处流窜，为害极大，一日不除则国内一日不宁，也无法专心致志地抵御外侮。因此他们主张将边军中的精锐暂时调至中原，与洪承畴一起先把高迎祥等人剿灭了再说。至于辽东那边，建虏刚攻陷数城，得地千里，恐怕也没那么大胃口，连山海关也要觊觎。

而几乎所有大臣都认为，最不重要的就是西南。因为不论是贵州还是四川，都是土司作乱，其匪首虽然嚣张，但均鼠目寸光，不过是为了维持自己在当地的权力，不会有更多的野心。眼下朝廷无论是军力还是财政，均是捉襟见肘，不如对这两地置之不理，至多让四川各卫所自行抵抗就是。待解除建虏和流贼的威胁，再回过头来收拾土司，自然易如反掌。

朱由检却不急于表态，而是问群臣道：“朕记得万历年间，神宗皇帝三次用兵，其中一次就是在贵州。谁能为朕详述之？”

袁可立身为兵部尚书，当仁不让地道：“陛下，‘万历三大征’中，果有一次是在贵州，亦即播州之役。自唐末天下大乱，唐将杨端击败南诏，割据播州，并与当地苗人通婚，渐成土司。后虽经宋元两代，但朝廷一直对其地实行羁縻政策，其后人也一直世袭官位。我朝洪武年间，其酋长投降，太祖仍用羁縻，任命其为宣慰使或都指挥使，至今已有二十余代。

“羁縻之州，虽有州县之名，而地方官员均由土司自行任免，对朝廷叛服无常。朝廷对其来而不迎，去而不迫，初时倒也相安无事。但后来土司渐渐膨胀，下则暴虐其民、互相攻伐，上则不服王化、骚扰边境，甚至攻击朝廷卫所。

“万历十七年，播州都指挥使、土司杨应龙叛乱，前后历经十余年，屡挫官军。神宗皇帝以兵部侍郎李化龙督师，总兵刘綎为首，调兵二十余万，兵分八路合围播州。杨应龙兵尽粮绝，自缢身亡，播州乱乃平。但朝廷也为此耗饷数百万两，国库几为之空。”

“唔…”朱由检若有所思地道，“播州是平定了，可才安生了二十多年，其他土司又闹起来了。”

“正是。”袁可立赶紧道，“播州之役后，当地改土归流，与普通府县一样任用流官治理，引起了其他土司的猜忌。此次作乱的水西土司，即是贵州诸土司中势力最大者，下设十三则溪，地方四千里，辖土民数十万。其酋长安邦彦自称‘罗甸大王’，连陷贵阳、毕节等十余地。至于四川的永宁土司…”

“够了！”朱由检突然打断他道，“朕意已决，先对西南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