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诏，从九品，即翰林院最低级的官员。

教授，从九品，负责督导地方上的教学与考试事宜。

这些官职里，像知县、中书舍人这些都是比较受欢迎的，因为要么有实权，要么可接触到朝中高官。可其他官职就实在太卑微了，与胥吏也差不了多少。而且这些官职一般都是世袭的，朝廷任命只不过走个形式而已。

朱由检见众人狐疑，便朗声笑道：“你们是不是嫌有些官职太小？朕告诉你们，任何官职都有他的用处，任何一个岗位，要想把它做好、做到极致，都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而且过去像县丞、主簿、典史这样的官职常常世袭，也不能升迁，朕认为这很不正常。自今日始，这样的官也要纳入吏部的考核之中，能者上庸者下。你们要是做得好，很快就可以升迁，入阁拜相也并非不可能。

“另外，朕让你们选官职，是想看看你们对哪种官职更感兴趣，觉得自己有能力、有动力做好。若你选的官职，事实证明你不能胜任，朕也只要将你们降级罚俸，可要想好了再选哦！”

虽然如此，选择“知县”、“中书舍人”和“翰林院待诏”的人还是占大多数。朱由检也预料到这种情况，反正这只是考生们的意向，决定权还是在皇帝手中。

但也有些考生，主动选择了更“卑微”的官职。比如朱由检颇为欣赏的熊汝霖，他的任职意向就选择了品级最低、低到没有品级的典史。他的理由是：典史掌握一县衙役，肩负着缉盗的重要责任。如今浙江一代倭寇猖獗，他情愿回家乡做个小小的典史，保境安民，维护大明海疆。

又如袁枢，朱由检后来才知道他竟是袁可立之子。袁枢却并不想倚仗父亲的职位与威望提携自己，而情愿做一个九品主簿。他认为现在各地衙门账目混乱，贪腐情况十分严重，户部收不上赋税，自然也会间接影响到边军粮饷的补给。如能让他做个主簿，他保证可在一个月之内将任何一个县的所有账目梳理清楚。

当然，最让朱由检欣赏的，还是黄宗羲给出的答案。这些官职黄宗羲全不要，坚持要去户部，哪怕没有官职，做个文书小吏也成。

黄宗羲认为朝廷的赋税制度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程度。一方面，“天下之田赋日增”，并产生了三个严重的危害。一是“积累莫返”，即每次税制改革以后，不管怎么改，老百姓的税赋水平总是在提高；二是“所税非所出”，即田赋折银，在折银的过程中会有盘剥百姓的情形发生；三是“田土无等第”，即不分土地的肥瘠程度，也不管种植的是什么作物，一律按一个标准收税，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

而在另一方面，大批的商人经商收入远超种田，这部分收入却没有或很少征税。朝廷以农为本没有错，但是赋税仍以田赋为主，实际上是鼓励农户弃农经商或是做工。如果粮食够吃，这倒也没什么；可现在连年闹饥荒，种田的人却越来越少，收成自然也连年下降，田赋则全压到继续种田的农户身上，那些经商赚大钱的商人富户却逃避了赋税，这又是极其严重的不公平。

因此黄宗羲坚决要求到户部任职，那样他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深入的调研，并提出一整套赋税改革方案。现在这个方案当然还没有，但黄宗羲已经提出一个原则，那就是“崇本抑末”。

所谓“崇本”，即是把农、工、商都视为立国之本、赋税之本，加大对工商业的征税力度，同时也要对工商业给予和农业一样的扶持。

“抑末”，则是凡和工农商不太沾边、不能为社会创造财富的行业，如僧道、倡优；或是一些只能供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行业，如酒、丝、精制瓷器等，则应着力抑制，以免他们挤占过多的社会资源。

朱由检看罢赞不绝口，当即钦点黄宗羲为此次恩科的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