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司空府暂时没有再度发动大规模会战的意图，但不意味着各条战线会保持缄默。
赤扈南侵十数年间，河东、河洛、河北等地的义军，虽说构成复杂，虽说屡遭清剿打击，虽说不断有义军队伍被歼灭，或承受不住压力与诱惑投降赤扈人，但此起彼伏的抵抗运动从来都没有断绝过。
早年徐怀就以行营的名义，坚持派人深入敌战区，联络抵抗义军，力所能及的提供支持。
却是绍隆帝登基之后，虽说同意将南阳、襄阳、荆北四县等地并入楚山，成立京襄制置安抚司，但为了限制京襄，枢密院开始直接接管联络敌占区诸路抵抗义军之事。
然而汪伯潜主持下的枢密院职方馆，能对敌战区义军提供的支援极为有限，却又迫不及待的期待义军发挥牵制赤扈人的作用，册封了一大批空头将军，然后就无视诸路义军实力弱小、补给困难的现实，下令诸路义军人马发动大的起义，去攻打敌占区的各个关隘城寨，令各地的抵抗义军受到极大的破坏。
逃京事变之后，司空府统揽军政，才将相关工作重新纳入军情参谋司辖下抓起来，但已遭受的破坏无法弥补，很多工作都需要从头开始。
好在接连的大捷，也再次鼓舞了敌占区抵抗义军及群众的士气。
现在整个河淮战区划分为河洛、京西、京南及徐州四大行营辖管，联络及支持诸路抵抗义军的工作，也都具体分别划归到各个行营的军情参谋院执行。
河洛主要联络崤山以东以及中条山里坚持抵抗的义军，京西行营则遣人深入王屋山、太岳山、吕梁山联络抵抗义军；而徐州行营则主要联络泰沂山区的义军。
泰沂山脉包括泰山、沂山、蒙山、徂徕山等山，连绵不绝的盘亘于齐鲁大地的中部地区。
虽说平燕宗王府目前还控制着泰沂山脉以南的济州、沂州等地，但随着几次大的会战失利，对泰沂山脉纵深的控制日益被削弱。
也因为几次大的会战失利，平燕宗王府进一步加强对齐鲁大地的盘剥压迫，不堪其苦的民众反抗活动也再次活跃起来。
张雄山以参谋军事赴徐州，组建军情参谋院，随行人员主要负责各级军情指挥学堂的筹建工作。
不过，对泰沂义军的联络，并没有要绕开龙武军另起炉灶的意思，司空府也明确要求从韩时良旧部挑选一批斥候、哨官充实军情参谋院的队伍，在韩时良、张雄山的双重领导下从事相关工作；愿意接受收编的义军，也都归徐州行营辖管。
徐海地区与泰沂山区虽然还隔着赤扈人占领的济州、沂州，但平燕宗王府担心侧翼的安危，根本就不敢将主力兵力部署在南线。
整体来说，平燕宗王府在济州、沂州以守御重点城池为主，部署四万多兵马，相比较徐州行营所辖的九万战守兵已居极大的劣势之中。
这时候敌军不要说完全封锁泰沂山脉以南地区了，甚至都无法阻止徐州行营的小股精锐人马渗透进来。
因此行营联络仍坚持在泰沂山区抵抗的诸路义军，并非什么难事，难的是后续工作的开展。
龙武军旧部斥候及各级哨官，以往主要工作都集中在对敌军动向的侦察及刺探上，联络义军也主要是封官赏爵、诱之以利，但对敌后潜伏及群众动员工作以及对义军日常活动的具体支持、增援，却都是一抹黑。
选入军情参谋院的武吏，可以说是徐州中级军事指挥学堂的第一批学员，经过为期一个月的紧急培训之后，也是陈满、唐渊、虞谟等人亲自带队，深入泰沂山区，进驻几支前期就恢复联络的义军营地，参与义军的日常生产及作战，深入了解义军当前所面临的处境，因时制宜、深切实际的提供建议与帮助。
陈满原为朱仙镇军寨守将，汝颍会战期间投附楚山，之后就一直在军情司任事；唐渊等人则是洞荆联军接受招安之后就秘密接受军情司的策反，一直潜伏在孙彦舟、胡荡舟等人身边，接受军情司的指导、领导也有好些年头了，都可以说是军情司的老人。
在颍州大捷后，除了杨霁、韩云昆等将率领起义人马组建骁胜军第三镇外，唐渊、虞谟等原归德军潜伏人员则大多编入军情司加强军情参谋司的工作。
进入绍隆十年，在条件初步成熟之后，徐州行营便进一步安排这些武吏率领小股精锐，深入泰沂山区，与当地的义军及群众配合，在济、沂以北的敌占区展开游击袭扰作战，进一步削弱赤扈人对齐鲁中部地区的控制力，这也是未来收复整个齐鲁大地的关键铺垫。
相比较而言，河洛行营及京西行营，对崤华、中条山及王屋山、太岳山等敌占区的渗透、联络工作，要更为顺利、彻底。
在进入绍隆十年之前，赤扈人及降归汉军，看似还牢牢控制潼关、平陆、垣曲（轵关陉）、沁阳（太行陉）、共城（白陉）等关键关塞城池。
不过，河洛行营、京西行营重点联络崤华、中条、王屋、太行山南麓诸山的义军队伍，派遣大量的人员去加强、发展义军队伍，加强对敌占区腹地的袭扰，也克服一切困难，肩挑背扛，将一批批兵甲战械以及紧缺物资送入山中，更派出大量的匠工，加强义军在深山之中的营地建设以及自身的生产能力。
进入绍隆十年之后，一支支经过加强之后的义军队伍及山营，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将潼关以及敌军在黄河北岸所占据的几座门户城池孤立起来。
与此同时，河洛及颍水、蔡河及涡水、泗水沿岸的屯垦工作一直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一方面是恢复这些地区的农耕生产，恢复颍水、蔡河、涡水、泗水的通航及城塞建设，一方面将高达两百六十万的民众，主要以屯辎兵的形式重新进行组织。
一直以来，司空府（行营、制置使司）能在汝蔡及南阳、荆北等地较为彻底的推行新政，主要是汝蔡等地士绅宗族主导的传统社会结构被战争摧毁。
包括荆北地区也是被洞荆联军犁庭扫穴般梳理过一遍，桐柏山里更是最早就被匪乱清理过一遍。
南阳、襄阳虽说没有直接经历战乱，但十数年来除了始终摆脱不了唇亡齿寒的危机外，徐怀执掌数万精锐驻扎一侧，也是当地无法形成抵抗新政的反抗势力的关键原因。
士绅宗族大规模从南阳、襄阳等地逃亡，一度在建邺等地形成一股反对新政的势力，但在逃京事变后，也被徐怀无情的清洗了一波。除了晋庄臣父子等一批人被处以极刑外，还有数千与晋家有牵连的南阳士绅及家小被流充到吐蕃高地。
后续司空府在寿濠光州等地完全以乡司执掌地方、推行新政，主要也是这些地区被战乱摧残得更为彻底。
然而在江东、浙东、荆北、江西等地，徐怀却不得不采取更为温和，甚至可以说是妥协的手段，仅仅对士绅宗族私占的田地进行清理，推动有限程度的限佃限息运动，以此缓解底层的矛盾、增加地方税源，储备一部分官田，却并没有直接去触碰最底层的治理结构。
这里面除了广泛设立乡司（巡检司）缺乏足够多的合格乡吏去填充外，更主要还是在这些地方没有经受战争的摧残，传统的社会治理结构相对稳固。
这个稳固，不仅仅是士绅宗族势力在基层社会异常顽固强大、根基深厚，不仅仅传统的宗族家长制观念千百年来早就根植于人心，更为重要的是底层民众，特别是相对富庶的江淮、荆湖佃农阶层，只要愿意付出辛勤、夜以继日的劳作，还是能勉强挣扎着存活得下去，又习惯于对宗族的依附，没有去推翻或直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意愿。
这个意愿不要说很强了，甚至连萌芽都有些难。
地痞无赖对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意愿倒是很强，但司空府也不可能真的利用一大批地痞无赖去治理广阔而复杂的乡村社会。
目前司空府加强对诸路轮戍州府武吏的培养，前期的目标也是为了真正掌握诸路兵马都部署司及诸州府兵马都监司，短时间内没有想着去动这些地方的基层治理结构。
然而在新收复地区重建社会治理结构，司空府却完全没有这层顾忌。
二百六十万民众，在河洛郑汴陈颍等地收复之前，绝大部分人都是作为驱口承受堪称惨烈的盘剥与奴役，他们饱受战争带来的苦楚，此时参与屯垦、融入新体系的积极性非常高，也从心底认可司空府对地方的统辖与治理。
汉军战俘及家小，必须接受改造，没有被血腥清洗就已经谢天谢地。
原先这些地方的士绅乡族，要么早已逃亡，而那些为了保存家业选择投降赤扈人的士绅乡族，陆续成为赤扈或降附汉军治理地方的代理人，就注定是司空府清洗、镇压的对象。
当然也有一部分士绅乡族参加了抵抗义军，又或者南下逃亡的士绅乡族，有一批人加入楚山（京襄），但这些人要么自身比较开明，胸怀家国，要么这些年已经彻底接受了改造，接受了新政思维。
因此徐怀可以在河洛、郑汴、陈颍等地，从基层社会治理层次，彻彻底底的当成推行新政的实验田去操作。
绍隆七年斩获颍州大捷，就率先在颍水北岸推动屯寨建设，绍隆八年冬收复河洛、郑汴徐宋等地，新的屯寨建设就进一步推广到整个洛阳府、陕州以及涡水、泗水、蔡河沿岸。
当然了，岳海楼、曹师雄等叛将盘踞河洛、京西，推行军户制，在过去十年时间里客观上也极大推动了这些地区农耕生产的恢复。
司空府当然是毫不客气的将这些成果都接受过来，后续工作的重点，其实是各种生产关系的调整、安排以及新的建设项目的上马。
迄止到绍隆十年，司空府直辖的官田新增超过两千万亩，新增官田里，新开垦的部分占比极少，更多是对降附汉军军户占用耕地的直接征没，最主要的工作是田地丈量、定税等，将耕种承包权分配到户，以及各种田税、佃租的核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