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帝以杨嗣昌之才而用之，本非廷臣之意，知其必有谏言者，凡者辄斥。当初后金入寇京师被兵，枢臣皆坐罪。崇祯二年十月后金兵由大安口入，京师告急，兵部尚书王洽急征四方兵入卫，督师袁崇焕，巡抚解经传、郭之琮，总兵官祖大寿、满桂、赵率教等先后至，皆不能拒，大清兵遂深入。兵部侍郎周延儒、检讨项煜乘机构陷，遂下王洽于狱，以左侍郎申用懋代。次年四月王洽死于狱中，寻论罪竟坐以大辟之罪，时人多为王洽惜之。”【关于王洽】
“崇祯九年兵部尚书张凤翼出督师，服毒死后犹削籍。及是，济南告陷德王被执，清兵游骑达于兖州，竟亡六十余城，给事中李希沆曾言：‘圣明御极以来，北兵三至。己巳之罪未正，致有丙子；丙子之罪未正，致有今日。’直侵于杨嗣昌，御史王志举亦劾杨嗣昌误国四大罪，请用丁汝夔、袁崇焕故事。奈何先帝之眷宠杨嗣昌不衰，竟怒贬李希沆秩，夺王志举官。杨嗣昌既有罪，先帝又数逐言官，中外益不平。杨嗣昌亦不自安，屡疏引罪并荐四川巡抚傅宗龙以代，然终不过落职冠带视事，未几又以叙功复之。先帝又命杨嗣昌议文武诸臣失事之罪，罪列五等，上至巡抚总兵总监分监，下达副将游击州县有司，凡三十六人同日弃市。而杨嗣昌贬削不及，朝野哗然。”
四人再度愕然，李光壂摇头苦笑道：“姜公子厉害，委实厉害了！”姜旭淡淡一笑接着道：“京师戒严之时，廷臣即请以练边兵，杨嗣昌乃定议：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共练兵十八万人，其中三总兵各练万人，总督练兵三万，以二万人驻怀来，一万人驻阳和，以期东西策应。余者授予镇监、巡抚以下分练。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兆五镇练兵十五万人，五总兵各练万，总督练三万，以二万驻固原，一万驻延安，东西策应。余授巡抚、副将以下分练。辽东、蓟镇两镇练兵二十四万人，其中五总兵各练万人，蓟辽总督练兵五万，外自锦州，内抵居庸，东西策应。余授镇监、巡抚以下分练。撤通州、昌平二督改任以二侍郎，专设保定一总督，合畿辅、山东、河北并保定之兵，共练兵十五万，四总兵各练兵二万，总督练兵三万，北自昌平，南抵河北，闻警策应。余授巡抚以下分练。畿辅重地议增监司四人，大名、广平、顺德各增一人，真定、保定、河间各设一人，蓟辽总督之下增设监军三人。此杨嗣昌所议之兵凡七十三万有奇，然各府民流饷绌，均未尝有其实也。”
“先帝又纳副将杨德政之议，府撤通判，改设以练备，其秩次于守备，州撤判官，县撤主簿，改以练总，其秩次于把总，并受辖于正官，专练民兵。府额一千，州额七百，县额五百，其职扞乡土不他调。杨嗣昌以事有缓急请先行之以畿辅、山东、河南、山西诸地，于是有练饷之议。初杨嗣昌增剿饷，期一年而止。后饷尽而贼未平，诏征以半数，督饷侍郎张伯鲸请全征，帝虑失信于民，杨嗣昌即言：‘无伤也，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大学士薛国观、程国祥皆赞之，于是剿饷外又添练饷七百三十万。”
张文耀叹道：“九边自有额饷，若予新饷，则旧饷何筹？况边兵本多虚额，今指为实数，即饷尽练数亦不足。且边兵分防不能常聚，所行者只顾抽练而其他皆不问，边防愈弱而抽练徒虚，至州县之下民兵之练益无实，徒费厚饷。然既以杨嗣昌主事，事事无巨细皆莫敢难也。万历末增赋五百二十万，崇祯初再增百四十万，总名为辽饷。现又增剿饷、练饷，其额早溢之。先后增赋共一千六百七十余万，致使民不聊生，为盗者益多矣。”
姜旭道：“初张献忠降时，拥兵万人雄踞谷城，索十万人饷，熊文灿但与之，并为之请官请地请关防，张献忠曾列军状曰随时备遣，既而三檄其兵不应，朝野乃知张献忠必复叛。其后罗汝虽降亦不肯释甲，及马进忠、李万庆等并降，群寇只余于革里眼、左金王、马光玉三部，熊文灿以为得策，只谓天下且无贼也。”
“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反于谷城，劫罗汝才于房县，于是九营俱反。初惠登相等五营降，置于均州，及张献忠反，其惧官军往讨，又自相疑忌，乃歃血盟拒张献忠，未几亦叛去。”
“先帝闻变大惊，削熊文灿官戴罪视事。七月，左良玉罗英山败于张献忠，先帝闻败大怒，诏逮熊文灿，特旨命杨嗣昌代之督师，并赐尚方剑以便宜诛赏。九月二十九日杨嗣昌抵襄阳入熊文灿军，即逮熊文灿送京师下狱，坐以大辟之罪，熊文灿所亲之姚明、恭柄国皆不能救，杨嗣昌犹为其疏辩，不果，十三年十月，熊文灿弃市。”
李光壂道：“十月初一日，杨嗣昌于襄阳大誓三军，督理中官刘元斌，湖广巡抚方孔炤，总兵官左良玉、陈洪范等毕集。时革左五营之贺一龙等掠叶县围沈丘寇光山，焚项城外城，京营副将张琮、刁明忠率京军翻山行九十里及其巢，以劲矢射贼，射杀绛袍而驰者二人，追奔四十里，斩首一千七百五十级，十一月，革左五营之兴世王王国宁率众千人来归，置其于襄阳，处其妻子于樊城。张献忠、罗汝才、惠登相等八营遁郧阳、兴安山间，掠南漳、谷城诸地。”
“其时诸将骄玩而无斗志，杨嗣昌为剿贼计，乃上表左良玉为平贼将军，并鞭刁明忠，斩监军佥事殷大白以徇，檄湖广巡抚方孔炤遣杨世恩、罗万邦剿罗汝才、惠登相，不意全军覆于香油坪，杨嗣昌乃劾逮方孔炤，以永州推官万元吉为军前监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