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小孩他爸回家没有？”

她说：“张建设几年没露面，不知死哪儿去了。”

我说：“报案了吗？”

她说：“报了，老家、深圳两边都报了。报了就没下文了。”

我说：“这属于失踪。”心说，有两个可能，不是看破红尘出家当和尚了，就是和仇人狭路相逢被干掉了。

她说：“郑所也这么说，只能先把案子挂在那儿。张建设他爹妈年纪大了，还要种田，根本带不好小孩，春节回去，小孩见了我一点都不亲，也不爱和人说话。”

我说：“你要注意，有可能是自闭症。小孩始终是要和爹妈在一起的。”

她说：“是的，小孩始终是要和爹妈在一起的，要不我回老家，要不接他来深圳，没有别的选择。你知道吗，去年我们村发生一件事，两口子在外面打工，把两三岁的小孩丢给家里的老人带。夏天中午老人犯困，坐在门口睡着了，他们家门口有口塘，很浅很小的塘，老人睡着以后，小孩到处爬，不知怎么就掉到塘里淹死了。老人醒来后害怕儿子媳妇回来问罪，当天就上吊自杀了。”

留守儿童的悲惨故事报上读过，电视上也看过，但都感触不深，因为离我太远了。从郑冬冬嘴里讲出来，却让我不寒而栗。置身带着日晒余温的夏夜的水泥地上，我忽然觉得周身发冷。

“冬冬，咱们走吧。”我说。

“去我那儿？”她说。

我摇摇头：“你送我回宝安。”

我对她的住处没有好印象：狭窄潮湿的巷道，阴影里的站街女，呼啸而过的摩托，破败的小院，陈旧的小楼，铁院门开启时惊心刺耳的“吱扭”声。

郑冬冬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我不住老村了。现在住在我管的那栋大楼的17层，窗子一开，风大得要命，连风扇都不用要。”

我想了想，说：“你还是送我回宝安吧。这两天我尽在外面晃，没怎么上班，明天想早一点到厂里。另外，明天晚上还有局。”

她说：“好吧。”

我说：“这半个月我住酒店，车子你开，你想过去就过去。”

她说：“好好的，干嘛住酒店？”

我说：“房东检修房子，弄得又脏又乱，我就住酒店啰。”

她说：“老板就是不一样，稍不如意就住酒店。”

我说：“等会记得买几个套套。”

她说：“酒店里不有吗？”

我说：“酒店的比较贵，用不起。”

她说：“真有你的，住得起酒店，用不起套套。”

我说：“这有什么奇怪，大把人买得起车，却加不起油，掏不起过路费停车费――赶紧走吧，**一刻值千金。”

上了车，郑冬冬说：“老刘，你是不是特在乎我，特怕别人跟我好？”

我半真半假打了个呵欠，说：“郑师傅，你好好开车，我先睡一会儿，养精蓄锐。”

她拧了我一把：“深圳这么多女人，你可以找别人呀。”

我说：“我这人念旧。”说完，把座椅放倒。接着，打起了呼噜――很快从假的变成了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