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大越行之百年的路制，有效防范了地方擅权割据的可能，但同时也将相对前朝原本就狭小太多的疆域切割得太零碎，对地方制衡也太过了，行政效率极其低效。

这些年来，大越看似实行了路、州、县三级行政结构，但对路司权力限制太过，除了路一级四大监司机构之间相互制衡外，对所辖州县的管理、统制权力也一再被削弱，中枢基本上还直接插手州一级的军政事务。

现在就算各地普遍设立制置安抚使，也很难实现真正的三级行政统治结构。

徐怀后续一定会继续推进工造体系的大发展，新的生产模式，以及后续将陆续贯穿全域、新的砂石路交通体系，将令中枢对地方的管理、控制能力得以大幅度的加强。

倘若还继续实施切割一方、过度压制地方集权的旧制，就不合时宜了。

徐怀想着在新收复地，先一步到位实施有利地方集权的行省制。

这也是为帝国将来更大疆域的扩张做准备。

行省制也并非徐怀完全空想。

早在魏晋时期，中枢执掌尚书省、中书省或门下省的重臣出镇地方，会在地方设立行尚书省（台）等机构总揽一地军政事务。

隋朝初年甚至短暂的设立过淮南行台省。

徐怀计划将京东东路及京东西路大部置齐鲁行省，省治淄州临淄；将河东路改置河东行省，省治太原；将原陕西五路并置陕西行省，省治京兆府万年县（今西安）；将河北路改置河北行省，新收复的燕州、蓟州等故地，也都并入河北行营管辖，治燕州府淅津县。

同时徐怀还计划将河洛、京西、京南行营辖区，与南阳、汝蔡等地合并一个大的河南行省，归司空府直辖，治南阳府泌阳县——而京荆路撤消之后，荆州及南蔡等州县，重归荆湖北路。

江淮、荆湖等地暂时不推行行省制，避免阻力太大。

不过，除了齐鲁行省所辖的京东东路及京东西部大部分地区受战争摧残极其严重，亟急一个强有力的行省机构推动地方生产恢复外，河北、河东以及陕西，还将同时承担后续主要的作战重任，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行省机制，统辖辖区的军事资源。

而汝蔡、南阳以及河洛、京西及京南地区，原本就是司空府的根基所在，合并设立一个大的河南行省，与新设立的河北、河东、齐鲁及陕西行省归由司空府直辖，在世人看来都是徐怀加强司空府集权、加快禅让进程的一个关键步骤而已。

行省依旧设立制置安抚使、转运使及提刑使分掌军事、民政及刑狱等事，看似跟旧制没有太大的区别，遇大事仍然需要三使会商，但行省三司可以依照律令自行决策地方事务，不需要请示中枢。

除了州县主政官员仍然由中枢直接任命、实期进行轮调外，其他官吏的选拔与任命以及调动，都可以由上级机构负责决定。

四大行省设立之后，主要军政官员的任命，不仅决定后续的战事安排，还将在一定程度决定帝国后续的权力格局。

目前韩时良率徐州行营主力在收复京东东路绝大部分城池之后，此时驻留在齐州、淄州休整，自然是齐鲁行省制置安抚使的最佳人选——徐怀也希望使韩时良率龙武军治理齐鲁行省以表示对他及韩氏的信任。

“时良虽年近六旬，但犹有统兵征战之能，愿为使相效开疆辟域之劳，而非碌碌无为徒居高位，”大帐之中，韩时良坐于徐怀的左首，声音沉郁的说道，“而时良效命司空府之初衷，也是希望有朝一日能附骥尾而致千里也，请使相赐时良开辟疆土之荣名也……”

除了徐怀当年从朔州南返，在汴梁与韩时良匆匆见过一面，彼此留下不算太深的印象外，之后这些年哪怕是同为一殿之臣，却一直都没有机会相见。

这些年来韩时良即便因为追随当时还是鲁国公的绍隆帝以及杨茂彦等人去了魏州，被彻彻底底打上了潜邸系的烙印，但他内心深处对潜邸系众人并没有什么认同感——他这些年也是潜邸系内部默默坚持抵抗路线、坚持与中枢合流，反对分裂的核心或者说灵魂人物。

逃京事变后，潜邸系受到重创，韩时良宁可被当时已大权独揽的司空府孤立，也决意留在抵御赤扈人的第一线，而不是与韩氏退往浙西图谋割据。

那时候韩时良还没有想过要直接投附司空府，还想着不管怎么说，绍隆帝对他都有知遇之恩，他想着自己最好的结局，大概是交出兵权，归隐田园，以全身后之名。

却是颍州大捷之后，韩时良才改变初衷，不惜背上忘恩负义的骂名，选择直接投附司空府，除了希望进一步加快收复中原的进程外，他内心深处也渴望有朝一日能重现汉唐荣光，将西域、辽东、漠南等等，都纳入帝国的疆域中来。

他宁可为此马革裹尸于沙场之上，而不是留在腹地，做一个避免不了会被猜忌的权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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