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顿乱拳打跑了朝廷的军队，站稳脚跟之后不久，李特又改称“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大将军、大都督。”署置官吏，进兵广汉。“时罗尚贪残，为百姓患，而特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振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百姓为之谣曰：‘李特尚可，罗尚杀我！’”可见在益州的人民看来，李特的一些措施还算宽厚，起码比西晋朝廷要好得多。

巴蜀的土著地主，因为时节不太平，业己结成坞堡，依山为寨，盘水为营，组织乡兵自守。看似与世无争，实际上，他们极为仇恨外来的流民政权，担心这些野蛮的外乡人抢夺自己的财富。但是因为砍人的打手不多，硬拼比较吃亏，这些江湖老大只得忍下一口气，不得不与李特假意周旋。

西晋大安二年（公元303年），在河间王司马颙和成都王司马颖联兵进攻洛阳之际，李特屡败官军，攻入成都小城，大赦境内，建元建初，建立了政权。罗尚的主力消耗殆尽，不敢开门野战，退守成都大城顽抗，看到事情发展的越来越危险，派出代表和李特进行和平谈判。罗尚的软弱让李特减轻了戒心，停止了武装攻击。因为军中粮少，吃了上顿没下顿，于是李特分出部分小弟至成都外围诸坞堡就食。

军队分散就会带来被各个击破的危险，这是兵家大忌。李特的兄弟李流看到了其中的危险，因此向李特建议：“诸坞堡刚刚归附，人心没有稳固，应该让大姓子弟做人质，聚兵自守，以备不虞”。并写信给李特的司马上官惇，告诫他：“纳降如受敌，这是不可改变的！”

李流无疑是正确的，特别是纳降如受敌的理论，是历代兵家所看重的，因为降兵军心不稳，变数太大。在解放战争中，长春**六十军起义，以及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在入城时都是荷枪实弹，如临大敌，随时准备开火的。但是，遗憾的是，英雄人物也会犯低级错误，这就是历史的无情。李流的意见没有引起李特的重视，这就注定了流民的苦难没有结束。

果然，李流的预言应验了，而且应验得很快。罗尚获得了朝廷增援的三万水军，实力恢复了，准备彻底的消灭李特兄弟的势力。他为了增加胜利系数，派出使节密约诸坞堡的大地主，甩出了封官许愿的诱饵，合兵袭击李特。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面对高官厚禄，不动心的是王八蛋，特别是他们都不喜欢李特这个外来人在蜀中如此嚣张。罗尚和诸坞堡的大地主一拍即合，约定了共同攻击李特的计划。

计划在夜间得到了执行，李特受到了突然袭击，仓促应战。结果不出预料，骄傲的李特被打的大败，军队几乎丧失殆尽，成都小城失守，他自己当场被杀，传首洛阳。

李特被杀后，李流与其子李荡、李特子李雄等收集残余的小弟，退保成都郊外。李流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继续领导流民作战。

李流的军队攻城略地，遭到了严重的抵抗。晋军闭关自守，各坞堡的大地主坚壁清野，李家军抢劫不成，陷入了饥饿状态。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李流甚至动了投降的念头，幸亏天师道教教主，涪陵范长生接济军粮，军队的士气才得以维持。不久，李流病死，侄子李雄继任大都督，继续领导与西晋政权斗争。经过几次大的战斗，西晋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十二月，李雄率军终于打败了罗尚，攻下成都。西晋永兴元年（公元304年），与成都百姓约法七章后，李雄遂自称成都王，以范长生为丞相，改元建兴。

建立政权的李雄势力发展很快，李家的打手到处扩张，统治区域达于蜀汉全境。西晋永兴三年（公元306年）六月，李雄在成都称皇帝，以范长生为天地太师，封西山侯，总理国家日常事务，建立百官制度，国号大成。

流民在巴蜀地区举行的大起义，可以说是西晋末年流民起义中规模最大，影响最为广泛的一次，西晋朝廷丢掉了战略后方，加速了西晋朝廷的灭亡速度。领导人李氏虽是略阳的巴族大地主，其他流民领袖也有不少是略阳、天水等郡大地主大豪强，但是这并不改变这次斗争是农民起义的性质，因为相对于腐朽的朝廷，流民起义的正义性不容置疑。

李雄是有远见的统治者，大成国在建国初期，统治者了解人民的疾苦，实行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朝廷向人民征收的赋税，远较西晋和迭据中原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短命王国为轻。据史书记载，“雄宽和政役，远至迩安，年丰谷登。”“男丁一岁谷三斛，女丁一斛五斗，疾病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不过数两。”

李雄作为一个统治者，政治上是合格的，他不仅轻徭薄赋，实行汉初以来与民休息的政策，给人民喘息时间。而且极为重视教育，努力培养革命接班人，“乃兴文教，立学官。”在境内崇尚礼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