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克思道：“你们两个不用组队来说服我，你们需要说服的是执委会。我必须说一句，你们现有的情况要得到执委会的同意，恐怕还有点难度。所谓的开计划全部都是停留在纸面上的东西，但要继续作战就得马上烧钱进去才行，我觉得你们最好想清楚，到底该怎么做。”

钱天敦皱眉道：“我们只能做好军方该做的事，至于怎么开辽东半岛，那是沙喜的工作，我们顶多也就是让部队尽量予以配合而已。跟后金的战争肯定还得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既然战斗避不过去，那就应该加大投入，尽早让敌人失去继续作战的能力。”

如果按照利益阵营来划分，负责海汉军工的白克思当然应该是站在军方这边，但他同时也是执委会里的成员之一，这个差事对他而言立场就不能站得太偏，否则回去之后也同样会遭受到执委会其他成员的质疑。而且他对钱天敦和王汤姆所提到的问题，的确也是客观存在的，远在三亚的执委会不可能从电报中获知这边的确切情况，只能依照常理来推断在辽东的投资是否能够得到预期的回报，对于计划外的军费是否会被认为合理，很大程度就要看辽东的开进程而定。

但这又形成了一个悖论，海汉军需要更多的军费去北边抢人，有了人口之后才能更快地开辽东。可执委会希望的是看到辽东开的实际进展之后，再考虑调拨更多的军费来充实辽东的武装力量。

军方和执委会都有各自的利益考量，很难说谁对谁错，会出现这样的矛盾也是海汉这种政体下必然会生的事。好在过去这几年中，军政双方在处理意见分歧的方式上也已经有了一定的默契，争论归争论，但大致不会因此而影响到海外驻军的作战能力，这是执委会和军方都默认的底线。至于是否要在辽东采取额外的军事行动，这恐怕还得国防部的头头脑脑们多在三亚下些功夫才行。

而作为海汉的对手，这场失败战斗的指挥官耿仲明，他的处境可就更为艰难了。阿济格在第一时间就派人来询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在刚刚抵达战场不久便选择了快速后撤，是否存在部队畏战的情况。

耿仲明看着趾高气昂的信使，心里是真的很想骂娘。现在看来，阿济格肯定是在战前交给自己的那些海汉军相关情报上打了折扣，在一定程度上隐瞒了海汉的战术战法，否则今天这场仗怎么会处处受制打得如此窝囊。如果阿济格能够好好将他的战败经验和盘托出，大家一起谋划一番，也未尝没有给海汉人制造麻烦的可能，但这么使了个绊子过来，显然是存了要让自己丢脸甚至是犯下过错的居心。

耿仲明也知道阿济格这么做的根源何在，毕竟自己是外来的汉人，如今却成了皇太极身边的极为宠信的武将，这肯定会让一部分满人将领感到嫉妒和不满。如果能逮着机会让自己栽个跟头，这些人大概也会很乐意让皇太极看到这一幕，以此来消减皇太极对自己的青睐。

耿仲明在后金的身份再怎么提升，那也是皇太极封给他的，哪怕是封了王，地位也没法跟努尔哈赤的亲儿子相比，所以对阿济格使出的这种阴招，耿仲明除了忍还是只有忍。他知道自己就算去向皇太极告御状，说阿济格阴了自己一把，皇太极也绝无可能在明面上袒护自己，毕竟他与阿济格都是一个老子，都姓爱新觉罗，自己无论如何有理也只是个外人罢了。

对于阿济格的问罪，耿仲明也只能先和稀泥，称自己对战场环境尚不够熟悉，加之第一次与海汉军交战，还需要适应一下云云，然后又掏了一笔银子给这使者，让他回去之后好好向阿济格解释。

忍着肉疼送走了使者，耿仲明回到中军帐中便气得抓起桌上的瓷笔架砸了个粉碎。几百两银子的贿赂倒是小事，但他竟然因为这种事而不得不向一名军职比自己低上五六级的小军官行贿，这实在是一种很憋屈的感受。一瞬间他甚至有立刻追出去传令，将那使者抓回来斩的冲动。

当然了，他要是真这么做了，或许就很难再在后金待下去了，到时候阿济格肯定会给他栽个“违抗军令、擅杀信使”之类的罪名，然后劝说皇太极对他进行责罚，搞不好就是丢官去职的套餐了。几年前他就是因为与上司的关系紧张而选择了在登州参与叛乱，但如果现在还要再叛一次，他已经没有下一步的去处了，总不能再叛逃回大明去，那边对他的人头悬赏至少会持续到崇祯帝下台，回去就是自动献上人头的愚蠢举动。

而海汉显然也不是他能够投靠的对象，对方最近在金州城附近也散了不少传单，上面就列有对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等大明叛将的高额悬赏。耿仲明的身价是活的三万两白银，死的也能拿到一万两白银，比大明的悬赏要高得多，说实话这个价钱他都很想找个跟自己长得像的人让人砍了脑袋送去领赏了，毕竟一颗脑袋一万两银子的价钱可不是哪里都有的。当然了，对方开出这么高的价钱要买他的命，那自然就没有要收容他的意图了，就算他主动投降，对方也未必会留他性命。

不过海汉的悬赏对耿仲明也有一个客观的好处，那就是彻底绝了他叛出后金的心思，让皇太极对他更为信任了。但这样一来，耿仲明也不得不加强了自己周围的安保措施，而且全都得用那种知根知底的同族亲信，否则要是有那个见财起意的王八蛋一时糊涂，将自己这颗大好头颅砍了去找海汉人领赏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