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这样的警告，费策贤已经在时报上读到了两三次，每次的理由各不相同，但一次比一次来得严重了。这些船是真被打劫了还是海汉安排的桥段，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费策贤认为这是海汉有意在为接下来的军事行动造势，要为动武寻得一个比较能令人信服的理由——比如说剿杀海盗。

当然了，光有海盗是不够的，还必须得把这些凶神恶煞的海盗与马尼拉湾里的西班牙殖民者联系起来。费策贤前些天在图书馆也仔细研读了海汉过去几次对外战争期间的报纸，基本已经搞懂了海汉动战争之前在舆论宣传方面的路数，他认为不管这些海盗是真的存在还是虚构出来，总之先设法将西班牙人勾结海盗的罪名坐实，最好手里还能有几笔与海汉相关的血债，剩下的事情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该动手的时候勿谓言之不预了。

这样的手段似乎有点卑劣，但如果是以国与国之间的利益来衡量，那就没什么可指责海汉的。历史都是由胜利者来书写，这个道理费策贤还是懂的，只要海汉能够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那么这场战争在今后的历史记载中就会是正义的。而战争的失败者，大概就只能成为衬托胜利者的反面角色了。

海汉时报作为官媒，其话语权和宣传效果自然毋庸置疑，这种文章多刊登几篇，就算胆子再大的海商也会衡量一下冒这风险去马尼拉到底值不值，何况如今海汉已经逐渐开始收拢大网，在各个港口都会对意欲前往马尼拉的商船进行劝告，尽可能地在战争开始之前就掐断马尼拉的跨国贸易。

而另外几份报纸上的消息就相对比较八卦一点，听起来可信度也没那么高。有一份报纸上称马尼拉城前段时间开始出现鼠疫征兆，西班牙权贵争相逃离该地区。为了能够尽快离开当地，有钱人甚至不惜花重金购买渔船作为交通工具。但由于老鼠无处不在，船上也不会例外，所以要找到一艘没有老鼠的船实在是太困难了。

而另一份报纸上则称马尼拉当地汉人因为承担的赋税要比西班牙人高出一半，便由当地的汉人耆老组织起来向菲律宾总督阿拉贡内斯请愿减税，但在此期间请愿的汉人民众与西班牙派出来维持秩序的土人武装生了冲突，双方迅速由摩擦展成了千人规模的械斗，各自都有不少死伤。而西班牙人为了自身利益考虑，对事态并没有加以控制，结果战斗愈演愈烈，据说战斗已经从城内扩展到城外，有逐步失去控制的趋势。

还有一份报纸称不久前一场台风袭击了马尼拉湾，当地的受灾情况极为严重，马尼拉城外大量民舍被大风吹毁，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无家可归者。而城内的西班牙人对于救灾拿不出太多的有效举措，以至于市面上开始出现结队抢劫粮食的状况。

这些报纸上的描述都有鼻子有眼，甚至还带有张三李四之类的具体人名，粗看似乎颇有可信度，但如果是有头脑的人，多买上几份报纸慢慢一琢磨，就会现这些报纸所写的故事几乎不太可能在同一时期生在同一个地点，如果真有这么凑巧的状况，那这马尼拉城也不需要海汉兵去打了，老天爷降下的灾害就足以毁掉这个城市了。

而且各家报纸如此集中地报道马尼拉城的负面消息，很显然背后是有力量在推动，除了海汉官方之外，谁还有这个能力调集这么多家报社一起行动呢？

当然了，普通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肯定要更为单一，不太可能像费策贤这么闲，将市面上的报纸全部买回来慢慢研读。他们往往只会从某一个特定渠道获知与马尼拉相关的信息。而海汉官方的做法，就是将每一个公众信息平台上关于马尼拉的信息都调整为负面，以此来对本国民众实施舆论引导。

费策贤在大致弄懂了海汉的手段之后，还是颇为佩服这种安排，他虽然不是军人，但也知道开启战争之前，必须要让本国国民了解这场战争的意义所在，要让自己站在正义的一方，这样才能获得国民支持。而海汉没有至高无上的皇权，也没有让执委会来充当这个角色，只安排了宣传部门利用报纸这种信息渠道来引导舆论，让国民逐步意识到本国派兵征服马尼拉的必要性。

“手段高明啊！”费策贤将所有报纸浏览完一遍之后，忍不住出了感慨。假如大明的邸报也有这样的宣传效果就好了，那就可以动全国的力量，来应对中原的内乱和北方的金人。

不过大明的邸报只在各级官府中抄送，能看到邸报内容的人非富即贵，很难像海汉的报纸这样收到大面积的宣传效果。以费策贤的身份，顶多只能将自己在海汉的见闻写入奏折里送回去，却没有镇资格建议朝廷改变邸报的行方式，或是另外再办一份针对普通民众的报纸。

但考虑到大明的疆域之大，办这么一份针对民众的报纸，不管是成本费用还是时效性，都很难得到保证。所以他很快就现，这又是一桩明知很好，却难以照搬到大明的项目。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好东西没法在大明实施？费策贤不禁开始再次思考这个问题。难道真是如海汉人所称的那样，两国的“社会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皇权统治的国家有太多的禁忌不能改变，没法像海汉国这样因势利导地进行施政。可是费策贤从小所受的教育便是爱国忠君，皇权是不可挑战的权威存在，他实在无法理解像海汉这样的国家，怎么能用一个执委会就取代了皇帝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