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守后留在敌后打游击用的。调66军下山，获准的可能性实在太小。如果遭拒绝后再调，那岂不是公然抗拒统帅。66军他是一定要用的，不如索性碰钉子前再来一次先斩后奏。主意拿定，他便吩咐道：“先调再说。一边调一边向武汉请示。”
薛岳嘴上说的痛快，可对能否调来66军这支有生力量，他心中也没什么谱，他毕竟没有军委会的上方宝剑。那上头，没有命令谁肯主动为别人卖命，出力不讨好，打败了还得再背上个“抗命”的罪名，永世再难翻身。
薛岳此刻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但他想调66军下山扯来难关重重。不知是先斩后奏的奇效，还是他福运高照，一切事情都在按他最好的设想发展。原以为很难办成的事却一一迎刃而解。
军委会对他的先斩后奏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虽未明确支持，却也没加阻止。薛岳原本也没打算从军委会得到什么好听的话，只要能调来66军就行。
至于66军方面满口答应，顺利得出奇，原来薛岳的广东老乡叶肇，当初对蒋介石把该军留在敌后打游击十分不满，66军是清一色的广东子弟兵，在鄂赣地区打游击并不合适。从一支野战军降为游击部队身份降了许多不说，语言不通，环境不熟，官兵们谁也不愿待在敌后钻山林。所以薛岳这个广东籍长官一招呼66军从军长到士兵，无不欢呼响应，其应战心切，甚至超过了薛岳自己手中的部队。
薛岳得到意外的1个军兵力，且又是指挥顺手的粤籍官兵；叶肇借机走下庐山，避开了敌后游击的苦差事。双方皆大欢喜。
战役进行到最后时刻，对薛岳来说既艰难悲壮、却又充满辉煌。他拼尽气力在通向胜利的峭壁上攀援而上，时刻都在承受着跌落深渊的风险。
畑俊六、冈村直至淞浦，给他出了太多的难题，设置了大多的障碍。军委会、蒋介石和一支派系杂乱的部队又给了他太大的压力。10多天了，他没迈出过兵团部充作指挥室的那座不大的民房。伴着他的，只有几部响个不停的电话，一张旧帆布行军床和伴死神的日军炸弹。他不怕死，但他怕失败。
他指挥的泰然若定，在大战、恶战时，往往最能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从他那间不大的指挥部里，一份份电报，一个个电话传向第一线部队。他的指挥镇定，调度得当传染给了前线，尽管各攻击部队死伤巨大，但没有慌乱者，士气始终压住了对手淞浦师团的官兵。
10月7日，一兵团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将军在鸭嘴垅总司令部里呆不住了。他带上几个参谋，来到了箬溪第66军军部。
吴奇伟当时应该说是江南战区的前敌总司令。张发奎丢失九江被蒋介石召向武汉后，蒋介石曾明确指示南浔，瑞武战事由薛、吴两将军负责。吴奇伟一直身处前线，而薛岳是九月中旬才由南昌亲临德安的。遇到紧急情况，薛岳来不及与吴奇伟商量，大都自行裁定了。对此，吴奇伟从没在意。
吴奇伟并非资历、能力不行。淡泊权位，正是他一生的特点。论资历，他与薛岳、张发奎、叶挺等都是四军中同行。论作战，他也是国民党军中能征善战之将才。但他心胸开阔、性格随和，不但下级尊敬他，同僚上司也多与他关系不错。而他，乐得如此，乐得把心思放在战场上。
吴奇伟来到66军，就扎下了根。战斗激烈时，他喜欢下到前面，就近指挥。方从庐山下来不久的叶肇军长也是广东将领，知他脾性。几个老乡凑在一起指挥战斗，倒也踏实、舒心。
吴奇伟的到来，却也让叶肇操心。连日强攻，淞浦把重兵放在了石头岭。66军攻上去，靠手榴弹和刺刀向前一寸寸地挪。双方来来回回，一日数易其手。这使日军意识到，石头岭方向有中国军大部队。
伴随而来的就是日军雨点般的炮弹和疯狂的战机炸射，前线空防设施极差，只能以吹哨报警。有几次哨音刚响，日机已飞到头上，人有时被堵在屋里。若非命大，吴奇伟、叶肇也许就在劫难逃了。
叶军长可不愿吴奇伟有个三长两短，尤其在自己军部。可每次劝说，吴奇伟都是一笑了之。劝急了，来一句：“不要紧，炸死算了。”
吴奇伟没撤回去，他不怕死。有几次日机炸得土房直摇，参谋人员跑进去劝他时，却发现他伏在桌上呼呼大睡，鼾声如雷。
66军虽然死伤累累，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损失，但最终还是克服了石头岭，把淞浦师团主力又向核心压了一层。
德安以北74军51师师部里，作战会议正紧张激烈地开着。
战至10月8日，淞浦师团仅剩数千残兵，被压缩在万家岭，雷呜鼓，田步苏，箭炉苏等可数的几个据点里。淞浦师团已陷入绝境，虽然畑俊六亲自组织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200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但战局仍令淋浦透不过气来。一次空投数百名军官，这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绝无仅有的事，也足见淞浦师团已处于何种穷途末路的境地。
胜利对薛岳、对中国军似乎只有一步之遥，可这一步，薛岳和他的十万将士也迈不动了。随着10月10日的一天天临近，沉闷的武汉三镇又起了些许变化。人们的脸上又有了一丝节日来临的松快，数月来经受日机轰炸而残破萧条的街道广场上，行人又多了起来。更引人注目的，还是突然间出现的建筑物、广场、主要街道两旁的那一面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这国旗，在不屈地迎风招展，猎猎飘扬。
“双十”国庆日在即，望着象征着国家、民族主权的国旗，武汉军民的眼中滚动着不屈的泪水。
被日机炸得残破不堪的军委会地下室里，蒋委员长阅过国庆日对全国军民的演说稿，信手在一边。例行的演说年年都有，但今年却将在一片失败声中唱高调，华丽的词藻连他自己看着都不舒服。必须在战场上拿出些东西。
他叫来了军政部张何应钦：“薛伯陵的进攻现在怎么样了？”
“委座，万家岭双方损失都大，谁也无法取得决定性进展。不过再拖下去，薛长官所部怕是越来越不利。箬溪、隘口两方面，冈村军的二十七师团和一〇一师团都在拼命猛攻，欲解万家岭之围，薛伯陵实际上已没几天时间了。”
“那么怎么才能吃掉淞浦残部呢？能不能再调上些部队？”
“恐怕不行。一来远水难解近渴，二来也无部队可调。”
望着蒋委员长渐趋失望的面孔，何部长又补上句：“除非让薛伯陵拼尽气力，不留预备队，全部投入反攻，或许尚有获胜的机会。这最后的五分钟是至关重要的，我军难，日本人也几乎趴下了，这时就比谁意志更强。”
蒋委员长沉思片刻，命令徐永昌道：“好吧，你以军委会名义命令一兵团司令薛岳。着各军、师组成敢死队，向万家岭发起最后攻击，限于10月9日24时前全歼该敌。”
德安前线，薛岳也在为此事徘徊。实际上，这是最后击败淞浦的唯一办法。军委会的命令，使地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9日，在薛岳的死命令下，万家岭地区各师，都组成了数百人的敢死队，向万家岭、雷鸣鼓、田步苏、箭炉苏等最后几个据点发动了全面攻击。
最后五分钟，对两个搏斗得精疲力竭、伤痕累累而倒在地上的人来说，与其说比战力，不如说是在比意志。薛岳这最后一击，在气势上彻底摧垮了淞浦。当晚，欧震的第4军、叶肇的第66军占领了万家岭、雷鸣鼓两要地，歼敌人千多人、俘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近百挺、步枪1千多支、马匹数百。
十分遗憾的是，第4军前卫突击队曾突至万家岭淞浦师团部附近不过百米，但天色太黑，加之审俘不利，未能及时发觉淞浦中将，结果放走了这个最大的猎物。
听战后俘虏的供词，就更叫人觉得遗憾。俘虏说：“几次攻至师团部附近，司令部勤务人员，都全部出动参加战斗，师团长手中也持枪了。如果你们坚决前进100公尺，淞浦中将就被俘或者切腹了。”
淞浦中将虽没被俘或者战死，但逃至田步苏后已成惊弓之鸟，无心恋战。10日凌晨，他率领数百残兵逃至甘木关。恰遇突破中国军阵地前来救援的铃木支队，终于摆脱了灭顶之灾。
至此，除个别据点少量日军残兵死守待援外，淞浦的第一〇六师团几乎被全歼，被歼人数多达一万多人。
薛岳兰封兵败后卧薪尝胆，终于赢来了万家岭大捷，洗雪了前耻。接到报捷电报的第一时间，薛岳转身对副官说：“给西安发报！告诉华长官，我薛伯陵这次没有让一〇六师团跑掉！”
“好的！”副官对薛岳说：“不过，华毕成长官已经不在西安了，他正率第30集团军反攻山西呢！搞不好这次30集团军能把太原和整个山西都光复了！”
“知世老弟啊！我不如你！万家岭此战若是你来指挥，松浦老鬼子定然难逃一死！”薛岳仰天长叹道……
10月10日，国民政府国庆日。蒋委员长收到胡宗南转来的万家岭大捷电报后，脸上笑开了花。在一片祝贺、颂扬声中，他口授电报给前线的一兵团诸将士。
“查此次万家岭之役，各军大举反攻，歼敌逾万，足证各级指挥官指导有方，全体将士忠勇奋斗，易胜嘉慰。关于各部犒赏，除胡长官已赏五万元，本委员长另赏五万元，以资鼓励。”
……
一片颂赞声中，薛岳悄然地来到万家岭战场。战火熄灭了，但脚下混着血肉的焦土，四下飘散着的硝烟和满山遍野的兵士骡马骸，仍使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悲喜交集，情从中来。
万家岭战役后，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都撤离该地，当地老百姓都已逃亡，战场一片凄凉景象。战场上到处都是枯骨和破碎军需物品，战场气氛十分浓厚。
万家岭战场周围约10平方公里，都是矮山丛林，只有几个小村。在这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布满了日军和我军的墓葬。日军的辎重兵挽马驮马尸骨、钢盔、马鞍、弹药箱、毒气筒、防毒面具等等杂物，俯拾可得。许多尸骨足穿着大足趾与其它四趾分开的胶鞋，显然是日军尸骨，有的尸骨被大堆蛆虫腐烂之后，蛆虫又变成了蛹，蛹变成了蝇，蛹壳堆在骷髅上高达盈尺。
万家岭从此后便再无人家，成了数万名中日官兵幽灵出没的场所，成了名符其实的武士墓地。日本人的一个师团在这赣北的荒郊野岭化作腐土，与风雨相伴……
在武汉这场中日战争规模最大的大战中，不可知性，甚至和预期完全相反的情况屡屡出现。东京的决策者原计划从江南大举突破，沿长江南捣武汉。可江南两月血战，精锐师团全部用尽，却迟迟不见进展，还损了淞浦淳六郎的一个整师团。江北兵力虽少，但进展却大大快于江南。
大别山北麓，稻叶第六师团虽死伤惨重，部队无力再战。但稻叶所部毕竟已突破田家镇天险，只待整补新锐、备齐粮草后便挥师江城东部平原。战至此时，武汉会战主动权已逐步转向日军，蒋介石面临的，只能是守一天算一天的被动支撑了。
战局的演变使日本军部定下了新的决心：江北各战场由辅助进攻改为攻略武汉的主攻，江南十一军改向西南攻击，切断粤汉线，堵住第九战区两个兵团中国军的退路。
裕仁的皇军给蒋委员长又出了个大大难题：不但要取武汉，还要取蒋委员长的命根子——要围歼武汉政府的几十万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