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踏着坚实的步伐前进，势必在泥泞的路上留下黑脚印。

要回过头来抹平脚印就前进得更慢，要迅速前进就顾不得这个。

胡风问题牵涉广、声势大，在人民心目中铸下了深深的印象，人民感到作得很对，如果现在发现当时处理胡风事件时确有不符合法律约束之处（如私设公堂，私拆信件，文字解释错误等等），我觉得不能反过来加罪于人民及其领导者，要那样做，人民伤心。领导者元气受挫，得不偿失，有百弊而无百利。政治的天平最灵敏。何去何从，当然判若黑白。

在前进的道路上留下黑脚印，领导者是伤心的，但宁可掉一百颗眼泪，决不可失去六万万条心！

马列主义者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如果在动机与效果上是好的，他就那样做。

胡风事件如果将来公开具结，当然欢迎：如果将来不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我们当然了解领导者的苦衷。

人权和法制是一件弹性背心。聪明的主妇给婴儿做衣服要做得大些，以备他日后发育时合身；政治家比主妇更聪明，他请国家和政府穿一件弹性背心，人权和法制是弹性的，它不妨碍国家的发育，它是件背心，使心活动自如。

政治家有了远大的理想，在人民政权下使人权逐渐完美，但在历史的每一瞬间，例外的外延是完全不可能的。也就是人权和法制都有弹性。

一个普通人侵犯了人权，非法审问另一个人，监视他的行动，剥夺他的自由（哪怕是暂时的），他就要受到法律制裁。但肃反干部犯了同样错误时（何东昌说：“肃反的积极分子犯了错误”），显然政府不会判他们的罪，至多检讨，深刻检讨就行。反正，这个普通人和肃反干部作为“法人”（法律学专用名词）是完全相等的，但作为“生活的人”则还有所不同。乍一看，这似乎是“只许官家放火，不许民间点灯”。但仔细想想，再想想就明白了：当阶级斗争尖锐的一瞬间（你能否认胡风事件及肃反当时不是阶级斗争尖锐的一瞬间吗？），人权和法制是一件弹性背心。

**不是蓄意破坏人权，但是当时不如此，以后没有办法，所以弹性背心是客观存在的。有人以诗人的姿态高呼“人权何在”？一方面抹煞了人权的法制，另一方面掉进了形式主义的陷阱。

事实沉默在时间里，真理的眼睛向前看，手段是目的的仆人，人的心房偏左胸。

俄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说：“每一时期都是崭新的。他充满着自己的希望，包含着自己的幸福和悲哀。”（见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54年版《论艺术》）这话的意思很明显，时代是变化了，生活的前景在今天都比以往更幸福而光明，旧事重提往往令人神经过敏和爱区区几出悲剧有没有必要呢？没有！回忆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是可以作为经验、作为教训，他的价值连城，倘作为良心、作为怨恨，是戴着有色眼镜的书呆子的感情。

过去某些事做错了，是悲哀的事实，最好让他沉默在时间里，而使真理的眼睛朝前看，迎接未来的生活。因此我同意，小鬼①（①小鬼是清华大学右派学生韦德高的化名）关于“平反”的意见，但反对“反罪于干部”的做法。因这种社会如今还为时尚早，小鬼和一些人出来指问人权和法制，这是民主的做法，但情绪过于激动。带着诗人的心情和剑侠的愤怒，容易失去冷静。**说；民主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当然只是目的的仆人。小鬼在水利馆面前把民主抬得太高了，想要他回到旧时，过顽固的生活。

所以只要民主，不要生活，是偏激的，民主不能给人吃饭，不能给人电影和话剧看，而知识分子即常常振臂呼吁这种民主，这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的差异，这也是就是学校整风特别激烈而外界比较太平的原因，君如不信，请三思之。

革命工农群众的心房，是偏在左胸的。他们对**更多的信任，更少的怀疑，知识分子总以为自己的心房长在胃里，是不偏不移正中央，说了许多正义的话，有些有道理，有些则是感情的副产品。我认为头脑清醒，心房偏在左胸边的人更为可爱，可惜自己做不到这点。少一点激情，多一点谅解——那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