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祖林 回忆母亲丁玲-1957年前后

2018-04-15 作者： 牛汉

蒋祖林 回忆母亲丁玲-1957年前后

一、妈妈犯了错误

1957年夏天，我从苏联回国度假。Www.Pinwenba.Com 吧

这年年初，我国驻苏联大使馆通知，允许在苏联学习满三年的留学生自费回国休假一次。原先规定是学习期间不许回国的。知道这个新规定，我很高兴。我1953年来苏联，现已满四年，于是我决定暑假回国。

我从小失去了父亲。我出生后九十多天，父亲胡也频就被国民党杀害了。慷慨就义，血洒龙华。我为有这样一个英雄的父亲自豪，决心踏着他的血迹前进，为他未竟之事业奋斗终生。

然而，他的过早去世使我从小就没有得到过父爱，所以，我是把我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妈妈身上的。妈妈十分爱我，她曾多次向我说：你的一切是我个人生活中最大的安慰。她希望我不仅仅是一个儿子，而且是她的一个什么话都可以谈的知心朋友。同妈妈谈心是最令我神往的了。她思想敏锐，观察细致。当我向她述说我的学习，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朋友，以及我对一些事物的看法时，她常常说出令我信服的见解，没有说教，分析透彻。她谈吐风趣，有时，引一个典故、说一个故事，一切意思也就寓于其中了。我们谈的话题是广泛的，天南地北，从家庭琐事到国家大事，从个人修身到事业理想，从我的学习到她的写作。我们也谈文学艺术作品，我告诉她我读一些作品的感想，她也常介绍我去读哪些书。我以有她这么一位文学老师而感到得天独厚。她有时也讲一点轶闻趣事，告诉我一点她工作中的人与事，告诉我她的喜悦，她的烦恼。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地就聊到深夜。

50年代初，在我们家住的那所四合院中，时常就只有我们谈话的这间房里深夜还亮着灯。

我已经两年多没有见到妈妈了。1954年底，她应邀参加第二届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会后来列宁格勒访问，我陪伴了她四天。两年多来，我十分挂念她。思母之情是我决定回国度假的主要原因。

尤其是我已风闻她“犯了错误”，却又不知其详。所以，就为此事，我也一定要回国一次。

这事，得从1956年7月初谈起。当时，我从苏联南方一个造船厂实习归来后便去教育学院看望于陆琳。于陆林是陈云同志夫人于若木的妹妹，是一位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女同志。

她这时已30出头，还离开家庭，离开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我们这群20多岁的人一起当大学生，住集体宿舍，在紧张的功课中拼搏。我敬重她的求知精神和毅力，她对我也关心，所以我们比较接近。还有，1954年至1957年间，她担任**列宁格勒留学生总支书记，我担任造船学院留学生支部书记，在工作关系上是上下级关系，因此，工作上也有很多联系。这时，她刚从莫斯科回来，她去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开了几天会。我向她谈了我在南方实习的生活。她告诉我，她在莫斯科见到了来苏联访问的李富春副总理，谈了一些她跟李富春副总理在一起的情况。

随后，她关心地问我：你母亲在国内犯了错误，你知道不知道？

她的问话使我感到十分意外与震惊，我愣了好一会才说出话来：不知道，母亲的来信中从未说过。我又问她：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犯了什么错误？你从哪里知道的？

她说：“听李富春同志说的。主要是严重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宣扬个人崇拜，搞独立王国。”

我又问：受党内处分没有?

她答：没有听说受了处分。

听了她这句话，我的紧张的心情才稍稍松弛一点点。

她宽慰了我一阵，她说，看来主要还是思想问题，她嘱我不要为此事而情绪波动，影响学习。

我苦恼了好多天，因为这些“错误”同我心目中的妈妈的形象始终联系不起来。可是于陆琳是听李富春副总理说的，那当然是不会错的。一年来，妈妈的信里只字未提此事，我想，她一定是心情不好，她没有告诉我是怕我知道了心里难受。我思索着是否该写信问问她，但想到她没有告诉我，自然有她的想法，那么我还是不去触动她心里的这个隐痛为好。再说，信里也不一定能说得清楚。

夏去秋来，在那年秋天到次年春天的日子里，她给我的几封信中，表露了一些异样的心情。

一封信中说到《红楼梦》里的贾雨村，大意是说，她从四岁时死了父亲起就看到贾雨村这样的人了，而现今社会中仍不乏贾雨村式的人物。

一封信里说到巴尔扎克的《贝姨》。她称道巴尔扎克对嫉妒的化身贝姨这个典型人物刻画之深刻，谈到人的嫉妒心之可怕，出于这种阴暗心理，可以不择手段。

一封信里谈了她在四川看川戏《打红台》的感想。她怕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所以简述了戏的内容。我后来看了她写的那篇《看川剧<打红台>》，信比文章要简单，只是对萧方这个人物，从当今现实社会的角度，抒发出的感慨似乎稍多几句。

这几封信里写到的都是谈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引伸到当今现实生活中，泛指仍有其人。这几封信，我反复看了多遍，看时都会不自觉地仔细思量。我想，她确是“犯了错误”，仅从信里的内容和情绪就可以看得出来。她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又觉得委屈，因而产生郁愤的心情。为此，我更加深深地不安这件事，就像一根刺扎在我的心上，只要一想到它，心就隐隐地作痛。

再就是我想藉回国休假的机会参观一下国内的造船工业，这对我剩下的一年半的学习与今后的工作都是有益的。1955年6月，我去列宁格勒阿斯托利亚饭店看望来苏联访问的第一机械工业部黄敬部长。那时，造船工业属一机部管，我出国前已明确属一机部派出。黄敬部长向我说，国内很需要我所学的潜艇专业的人才，嘱我好好学习。他简要地谈了点国内造船工业的情况，并向我说，如果我学习期间有机会回国的话，他让我参观了解国内的造船工业。

为了回国后同妈妈在一起多住些日子，我提前考完了三门功课，提前三星期完成了这个学期的学业。我用自己平日的积蓄，花了1200卢布，从国际旅行社买了列宁格勒至北京的双程往返火车票，于6月9日离开列宁格勒经莫斯科转乘国际列车回国。

二、一个不平常的夜晚

我乘坐的莫斯科——北京国际列车在6月20日中午到达北京前门火车站。妈妈来车站接我。我跳下车喊着“妈妈”向她奔过去，她笑着轻轻地搂了我一下。夏更起（妈妈的勤务员）帮我提着箱子，我一只手提着皮包，一只手挽着妈妈向车站出口走去。妈妈一边走一边说：“你今天回来正是时候，知道你要回来，就找人粉刷房子，前几天刚完工。你回去看看，多福巷十六号可漂亮啦！“妈妈！干嘛要这么大费工夫。”我心里想着，修房子既费钱，又会打扰她的写作。妈妈说：你几年没有回家了，房子修得漂亮些，让我们这个夏天过得快乐些。

我走进家门，只见小院呈现着一副崭新的景象。房屋粉刷一新，红色的柱子，房檐绿色的窗棂，门框。北屋前边的两畦花散发着诱人的芬芳，南屋前边东面的一棵梨树枝繁叶茂，西面的葡萄架上爬满了枝藤，结着一串串还没有成熟的绿色的葡萄。

小院清新，宁静，充溢着温馨的气氛。

多福巷十六号是一所典型的方方正正的住家四合院，是公家的房子。妈妈1951年春天从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全国文联宿舍搬来这里。北屋西边的一间是妈妈的书房，另两间打通成一大间是客厅。西厢是卧室。东厢的三间中，有两间打通为一大间是餐厅，房内放了一套沙发，也可以作会客用，另一小间空着。南屋的几间中，夏更起与王姐（女工）各住了一间。北屋西边的耳房用作厨房和暖气锅炉房，东边的耳房我住，我出国前住在这里，这次回来仍住在这里。这间房有门通客厅。

久别重逢，母子间自有许多话要说，下午的大部分时间就在叙叨一些家常事中过去了，自然也谈到了当时的形势。自6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由党内整风转入反击右派的斗争。只是我在苏联时没有看到那天的《人民日报》，报纸到列宁格勒时，我已在归国途中。

妈妈把这些日子的报纸理出给我看，她在说到这场斗争时，还嘱咐我：你在国外4年，这几年国内变化很大，你要认真读报，了解和跟上现在的政治形势。她款款而谈，态度明朗。当然，她认为这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但是，从她谈话的态度、语气来看，她根本没有想到这场反右派斗争会同她有什么关联。我自然也不会想到这点。

晚上九点多种，各自回房休息之后，我无所事事地独自坐在北屋客厅的长沙发上，没有睡意，也不觉得长途旅行的疲劳。我回味着回到家里这大半天的印象，家是温暖的，妈妈是可亲的，依然乐观，开朗，谈笑风生，一切都同我四年前离家时一样，似乎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我思索着，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把我和妈妈谈话的话题引向她1955年“犯错误”的事。这时，妈妈推门走了进来，我原以为她已经睡了。

妈妈在我旁边的单人沙发上坐了下来，问我：“你在做什么？想什么？”

“不想睡，随便坐坐。”我回答。

她端详着我，说：“我想，你已经听到了一些关于我的事情，我现在就把一切都告诉你，免得你闷在心里，为我受苦。”

呀！才半天光景，她就洞察出了我的心思。

妈妈平静地说：“现在情况已经好转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从6月6日起，接连开了三次，会上的发言是一致的，都认为1955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斗争我是不应该的，给我作的那个以我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周扬也作了这样的表态。”

我吃惊地看着妈妈，党组扩大会斗争她，还定为“反党集团”，原来情况竟是这么严重！

她接着说：党组扩大会还没有开完，已休会7天，现在就只等一个正式结果了。

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没做声，静听她说下去。

妈妈稍稍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理一理她的思路，然后，开始了她的叙述：

“1953年春天，我辞去了所有的行政工作，专事创作。1955年4月，我去无锡，住在梅园，写作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七月，回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这时已开始了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全国开展了肃反运动。8月初，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有六七十人参加。一个月内共开了十六次会。前三次会是为追查一封写给党中央的匿名信，认为是陈企霞所写，并肯定有合谋者，但陈企霞不承认是他写的。从第四次会议，斗争的矛头就转向我。其实，早在会议之前和会议之初就先已为我的问题定了性质。周扬在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时就说：作家协会有一股反动的暗流，是反党的，无原则结合起来的小集团，是‘独立王国’，‘独立王国’都有小集团，高岗就有小集团。他号召与会同志：‘独立王国，小集团，反党暗流，既然不允许，就应该揭发。要相信党，要对党忠诚。’他还提醒大家：‘小集团的反党活动，同反革命联系，提高警惕，很有必要……。’所以，整个会议过程就按着会议领导人事先已有了的肯定的结论进行，成为一边倒的情况。”

尽管妈妈已告诉我现在情况已经好转了，但听着她叙述会议的概貌，我的心仍阵阵地颤栗。

她继而向我说了以下一些1955年党组扩大会上揭发她的，后来又据此定她为“反党”的事实。

“说我提倡‘一本书主义’。1952年春天，我去莫斯科参加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活动，苏联作家协会送了我一箱装璜精美的书，也就是我说给你的那些书。我回国不久，玛拉沁夫等几个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学生来我们家里，他们有些拘束，于是我拿出这些书给他们看，翻看书里漂亮的插图。我感慨地说：‘一个作家，如果一辈子能写出一本值得后人如此精装的书，也就不算白当作家了。’我是以羡叹的心情说这番话的，是深感自己之不足，至今还没有写出一本让自己满意的书来，还需不懈地努力，同时，也是以此与这几位同学共勉。我的这些话，后来被汇报上去。在会上，就说我提倡‘一本书主义’，把我的原意歪曲为‘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有了一切，有了不朽，就谁也打不倒。’声称我把文学创作完全看成达到个人名利的工具，并以此腐蚀、毒害青年。”

妈妈说的那箱书，我都翻看过，有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果戈理、高尔基等俄国文学大师以及一些苏联作家的书。我1952年从学校回家过暑假，妈妈说：这些书就都给你啦！那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懂俄语。妈妈又说：我也说过，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是要写出书来，要有作品。没有作品，算什么作家呢！这话有什么错？

我听后，认为妈妈的这些话并不错。若说她提倡“一本书主义”，她也不只写了一本书啊！若说名，她早在30年代就闻名国内外了若说利，她把《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一书所获斯大林文学奖金全部捐献给了全国妇联妇女儿童委员会：平时所得稿费也大部分交了党费或买了国家建设公债。她常常向我说，为人要正直，无私，现在好好学习，今后全心全意为人民工作，在生活上现在仍应保持在革命根据地时的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精神。

我在国内时，生活靠供给制，供给制改包干制后，我靠的是干部助学金。她也只有寒暑假时寄点路费给我。我怎么也想不通，何以妈妈说的那几句话，竟会被歪曲成“一本书主义”，作为“反党”的依据。

“再就是说我制造个人崇拜。主要是一件挂照片的事。1953年10月间，张凤珠（丁玲的秘书）从文学讲习所回来告诉我，说文学讲习所为招待民主德国作家代表团正在布置会议室，挂了一些作家的照片，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和我的照片。这时，中央文学研究所已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四五个月了。改组后，我已不担任所长，改由田间担任。我也再没有去过这个所。我一听张凤珠的话，就生气了，马上打电话给田间，叫田间立刻把我的照片取下来，并且批评了田间。田问答应立即取下。我打完电话后还不放心，叫张凤珠到文讲所去，看我的照片取下来了没有。张凤珠回来告诉我，照片已经取下，我也就放心了。没想到在党组扩大会上，不顾事实地硬说我居然把自己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挂起来，是制造个人崇拜，狂妄地吹嘘自己。”

听妈妈说到这里，我不由得一下就联想到妈妈1954年在列宁格勒向我说起的苏联文学馆挂照片的事。那时，她与周扬、老舍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一起去苏联文学馆参观。馆内挂着一些作家的照片，中国作家中挂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她四人的照片。她即向苏联文学馆的负责人提出，请他们把她的照片取下来，但没有被苏联文学馆负责人接受。她在列宁格勒向我谈这件事时，我曾觉察到她心情上的不安，但我当时体会不深。听了她刚才的这番话，我觉得自己才有真正的体会。

“说我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这里主要说我和周扬的关系，说我反对周扬，而反对周扬就是反党。至于这后一点，我并不这么认为。但是，对于周扬，我是拥护他作为文艺界党的领导人的，并没有反对他。历史上，‘左联’时期，我和他接触的时间很短我被捕后，他继我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两个口号’的争论，我没有参加。延安时期，他在鲁艺，我在文协、文抗与解放日报社，我同他并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在晋察冀边区，我下去搞土改，写文章，没有安排我参加实际行政工作。我与他有直接的工作关系是在1949年第一届文代会之后。1949年6月，我从东北到北京参加文代会筹备工作，**在香山召见我，并留我在他那里吃饭。在谈话中，**问我：‘文艺界党内谁挂帅？’我表示：‘周扬比较合适。’我原打算开完文代会回东北深入到工厂去，但党组织决定我留在北京工作，我即决心拥护周扬。因为，党把文艺界的领导责任委托给他，同时，我觉得文艺界党内没有旁人比他更合适，也愿意同他搞好关系。他是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部党组书记，在文化部办公，他并且兼任全国文联党组书记。我担任全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在他领导下协助他具体负责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的工作。那时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是一个机关，都在东总布胡同22号。我还担任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主编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我总希望他多管创作、刊物和文研所方面的事，但他似乎文化部那边的工作很忙，没有多少时间读作品，看文章。1951年初，中宣部领导决定我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在此以前是周扬兼任这个文艺处长。1951年秋天，北京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周扬和我分别担任整风学习委员会正、副主任。整风学习动员大会刚开完，周扬就走了。我感到肩上担子太重，心里真不愿意他走，但当我知道是**要他下去的，要他下去参加土改，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他去了湖南常德，也就是去到了我们的家乡。我在中宣部领导下，对北京文艺界的整风做了一些工作，但觉得头绪多，问题复杂，心里一直都希望他快点回来领导。所以，我并没有反对他，我是拥护他领导的。在某些问题上或是对某些作品的评价上，看法不尽一致的地方，自然也是有的，这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我担负工作的几年，他曾好几次在会上表扬我，说我正确，党性增强，有原则性，进步大，识大体，有分寸等。他还写信给我，也说了这样的话。（注：写此文时，我查阅了周扬1953.2.16日致丁玲信，信中写道这两三年来，我觉得你的进步是大的，我也喜欢你那股工作的劲头，你也好强，但有原则，识大体，有分寸，与某些同志的个人积极性就不同多了。）可是在我离开工作，专事创作两年多以后他却在党组扩大会上为我的问题定调，什么‘反党’，‘一本书主义’ ， ‘搞个人崇拜’ ， ‘搞独立王国’，‘文艺界的高饶’ ， ‘反党联盟’ ， ‘反党小集团’等等罪名都掼到我头上。这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听到这里，我想起1952年初秋的一天中午，妈妈从外面开完会回家，径直走进客厅，满面春风，我想她一定有什么好事。

她把黑皮手提包（这手提包她后来送给了灵源，我们现在还保存着）往沙发上一扔，就站在房子中间高兴地说：“我今天在会上又受到表扬啦！周扬同志说我工作有成绩，党性强。”她那近乎年青人才有的天真的样子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再就是说我与陈企霞的关系，说是‘反党情绪的结合’，又说是，反党联盟’，最后定为‘反党小集团’。其中突出的一件事，就是《文艺报》有三个主编的问题。全国文联党组原来决定我为《文艺报》主编，陈企霞、萧殷为副主编。陈企霞就说，主编就是主编，有什么正的，副的。’陈企霞有个人主义，我没有及时批评他，觉得自己是正主编，处在这样的地位不大好说。我向周扬汇报后，周扬有过一点不愉快的沉默，但他当即同意了。可是在会上说这件事时，就说我个人任命陈企霞、萧殷为主编，是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是同陈企霞‘反党的结合’。”

妈妈还说了好些会议中揭发、批判她与有关的人和事的一些问题。这些都被冠以或是感情拉拢，或是挑拨离间，或是排斥打击，或是破坏团结等等。

妈妈述说这一切时，态度平静。我默默地听着，几乎没有打断她的话。

在妈妈叙述完这些在会上揭发她的问题之后，我问道：“那么，你在会上，针对这些不合乎事实的揭发和批判，是不是说明了事实真相，或者作了申辩呢？”

妈妈说：“当时会议的气氛是不容许我申辩的。有些问题，我作了说明和更正，但会议的领导人根本不听，不予理睬，在他们作结论性的发言时，仍旧按照不符事实的揭发作结论。周扬在会上就说：‘不考虑多一个材料，少一个材料，主要考虑性质。’难道他和其他的会议领导者们会不懂得正确的定性来源于确实的事实这一简单的道理。若是不含私心，若是抱客观的态度，即使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之中，也是不难把这些问题核实清楚的。”

妈妈接着说：“党组扩大会议之后，他们就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的名义，以这些没有核实的事实的根据，写成《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呈报中宣部和中央。后来听说党组在研究讨论上报这个报告时，有的党组成员也没有让参加。我对这一切均一无所知。年底，中央批复后，党组向各文艺单位有关干部传达这个报告时，没让我参加，也不给我看这个报告。我直到现在都没有看到这个报告。

1956年夏天，我向中宣部机关党委写要求对重大事实辩正的材料，也只能依据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发言的正式记录。我不明白他们为何采取如此不光明磊落的做法。根据党章，对党员作出集团’问题。周扬等也参加这个小组。具体工作由李之琏（中宣部秘书长兼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负责，参加做具体工作的有张海（中宣部干部处处长），崔毅（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等。还有一位杨雨民，原是热河省副省长，去年，热河省撤销后，调来作协，他也参加做具体工作。这个专门小组进行了半年的调查核实工作。调查核实的结果是，会上揭发与《报告》中列举的那些我的‘反党’事实，主要问题都与实际不符，绝大部分不是事实。

张际春，李之琏等的意见是应根据调查的结果，实事求是的处理。6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了党组扩大会议，会上的发言是一致的，认为既然没有反党的事实，定性为‘反党’‘反党小集团’的结论自然不能成立。周扬、邵荃麟、刘白羽等作协党组领导人也先后发言，表示了1955年对我的批判斗争是不恰当的，‘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虽然态度勉强。在会上，有些人还提出这样的质问：‘为什么对揭发的材料不核实就向中央写报告，向中央反映不真实的情况？’也有人提出要会议领导者们总结教训。”

妈妈说：“党组扩大会接连开了三次就休会了，何时复会还不知道。可能上面还要研究，也可能现在已开始了全国性的反右派斗争，须集中精力于反右派斗争，而把这件事放一放。我这个问题，纯属1955年党内斗争的一个遗留问题，若以不影响全局，而把它暂搁一段时间再处理也没有什么关系。这只是时间问题。我想，迟早总会得到实事求是的解决的。”

妈妈对问题的解决有信心。她完全没有想到会和反右派斗争有什么关联！

最后，她说：“看来全国解放以后那几年，我的声望太大了一些，为人所难容。若不在北京做这几年工作，而是去工厂或农村深入生活、写文章或许要好一些。”

谈话结束时已是一点多钟。我在苏联时，对此事略有风闻，却完全没有想到事情竟曾是这样的严重。好在现在情况已大不同前，所以，我也想得特简单，认为平反已成定局，只不过稍迟与稍早一点而已。

对于我，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夜晚。这四个小时的谈活，是如此地震撼着我的心灵，以致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记忆，妈妈说话时的音容神情也仍都历历在目。

三、短暂的欢乐

我回到家的第二天，妈妈就同我商量怎么一起度过这个夏天。她说：“你有两个月在国内，我们怎么安排呢？是不是去青岛住些日子，在那里，还可以去海军基地参观，我们一起去看看你学的潜水艇。肖劲光（海军司令员）曾表示过，欢迎我去海军看看，当然，我去了以后得写一两篇反映海军生活的文章。另外，你在列宁格勒也认识了刘道生，他不是要你回国后去找他吗？”

我一听，心里很高兴，我没有去过青岛，那是有名的避暑胜地，去了还可以参观潜艇。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1954年至1956年期间在列宁格勒苏联海军高级指挥学院进修，学习。他知道我学习潜艇设计制造后，对我表示了热情与关心，他约我同他见面，他说：我同你母亲1936年底就认识了，那时她刚来到红军里，1946年在张家口还见过面。”他又说：“听说你在学习潜艇设计制造，这很好，我们海军也需要这个专业的人才”。他要我常去他那儿玩。他回国时嘱咐我，要我回国后一到北京就去找他。

但是，妈妈和我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不去青岛。因为，我们都放心不下妈妈所谓“反党集团”的事。为此，不宜在青岛久住，若只住七八天，十来天，又不值得旅途往返疲劳，天气也热。

既然决定不去青岛，妈妈就说：“那我们住到颐和园去，那里安静、凉快，又在北京。”

建国之初，有关部门把颐和园内一些可住人的宅院分给中央的一些单位，供避暑、休息之用。全国文联分到两所宅院：云松巢和邵窝殿。1953年，文协从文联分出，成立中国作家协会，这两所房子归了作协。

云松巢坐落在排云殿与石舫之间的山坡上，是一所较大的宅院，正房五间，耳房两间。房前有一个很宽敞的走廊，走廊下边的院子里满是松树。沿两侧院墙有遮阳的走廊，拾级而下可通正门。正房后面还有一个小院，院子当中有一座假山，小院里种着许多竹子。正房东侧有一边门，出门经过一个亭子即到邵窝殿。邵窝殿较小，只三间房子。

一星期后，我们住进了云松巢。我1950年夏天曾陪外婆在这里住过一个月。那时，妈妈因要上班，所以只是每星期六下午来，星期一早晨回城。1950年的北京，一过动物园，路两旁就全是农田了，交通也不方便，去颐和园的公共汽车，半小时才有一班，所以园内游人很少。1957年，动物园以西已盖了一些房子，园内游客也不太多。

住进云松巢，我不由得就想起了外婆，想起1950年和外婆一起在这儿度过的日日夜夜。现在再也见不到她了，她已经去世四年。记得1950年1月，外婆一见到我就开心地向我说：“我有件喜事哩！我见到**了，**到这里来过。”妈妈也高兴地向我叙述这件事。那些天妈妈正住在这里赶写一篇文章，一天上午，来了一个警卫人员，问：“丁玲同志是否住在这里？请准备一下，有一位首长要来看她。”妈妈到门口去看，只见**正从坡下拾级而上，陪着他的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与**。妈妈连忙迎了上去。进院后，她请**与罗瑞卿、**坐在前廊的藤椅上。**向妈妈说：“我到这儿散散心，休息一下，听说你住在这里，就来看看你。”妈妈说：“我母亲住在这里，这几天我躲在这里写一篇文章。”**一听就站起身，说：“我去拜望她老人家。”外婆在房子里，从**一进院子，她就两眼透过玻璃窗盯着**看哩！**走进屋，向外婆问道：“老人家身体还康泰吗？外婆紧紧握着**伸出的手，连连点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妈妈请**，罗瑞卿，**等吃西瓜，谈了好一会才送**到排云殿前登上游船。我见到外婆时，外婆仍沉浸在喜悦之中，她不只一次地说：“**这样一个伟大的领袖，待人是这么和蔼。”

想起这件事，我不由得问妈妈：“你和**，周总理等中央首长都熟识，1955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期间或会后，你有没有想过要向他们反映实际情况？”

妈妈说：“我也曾有过找中央领导同志的想法，但也想到这一定会被会议的领导者们指为不相信组织，是越级，是告状。周扬在会上就口口声声说我以前告他的状。所以，迟疑之后没有去找。还有，就是我没有想到他们会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名义给中央写一个定我为‘反党小集团’的报告。我原以为，既然一些问题不容解释或是无法取得他们的理解，那么，我只有寄希望于今后。”

妈妈叹了口气，说：“建国以后，我很少到熟识的中央领导同志那里走动，我觉得局面大了，他们日理万机，还是少打扰为好。当然，也没有进城以前那么好见了。现在看来，有点走动或许好些。不过，通过党的组织来解决问题是对的。我现在相信张际春和中宣部机关党委会弄清事实真相，会实事求是地处理。”

张际春是闻名的人物，解放战争时，是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央给二野的嘉奖电，抬头都有他的名字。

我那时就知道他。

妈妈还同我谈到她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早在1947年，在阜平抬头湾，就同我谈过这个护地队的事迹。她说：“1946年，她在涿鹿县温泉屯参加土地改革，土改刚结束，那一带就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翻身的农民组织了护地队同敌人进行武装斗争，但失败了。她那时就说，写完《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之后就写这个护地队。1953年，她辞去行政工作之后，就着手写这个长篇小说，已写成的八章共五万字发表在1956年的《人民文学》上。她曾把这期杂志寄给我。她以前曾向我说过构思这个长篇小说之初，1948年在西柏坡同**同志的一段谈话。她说“我向少奇同志说了这个护地队的情况，我说我想写它的失败，写它从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尔后归于失败的全过程。少奇同志赞同我的想洁，他说：‘小说的结局不一定都要写成胜利，也可以写它的失败。失败当中也有英雄，也有可歌可泣的事。写出失败的教训，写出从失败中看到胜利，法捷耶夫的《毁灭》就是写失败。’”

妈妈又说：“我实在希望1955年的问题能快点解决，好安下心来继续写这本书。写长篇小说需要有宁静的心情。我从去年夏天起就搁笔了，时间都花在写申诉材料上去了。”

我刚回到北京的那两三天，妈妈向我说：“这两年出版了几本好看的书，你闲时可以看看。”她推荐我看《苦难的历程》，《斯巴达克思》与《死水微澜》。我把这几部书带到了颐和园，极有兴味地读着它们，有时同妈妈谈谈读后的感想。

住在云松巢，白天不出门，只有到傍晚，我们才出去走走，沿长廊在昆明湖边散步。这时，游人都已离去，园子里显得空荡荡的。湖光山色，风景如画。妈妈心情恬静，兴致也好。我伴着妈妈踱步其间，真感到舒心。我们总是走一会，在长廊上坐一会，直到夜色浓重了才回云松巢去。在这样的场合下，我们一次也没有谈她1955年的事，我甚至没有去想。

我刚回北京那两天，妈妈就催促着说：“你该去看看你的老师李纳。”女作家李纳是我在延安中学学习时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师，她也是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学员。所以，我是她的学生，她是我母亲的学生。我如约去看望李纳，恰巧她的妹妹李灵源也在家。这是我第一次同灵源见面，但是我对她却早就有一点了解。早在延安时，我就知道李纳有一个小妹妹在云南家乡，李纳曾指着她桌上的一个小墨盒告诉我：“这是我离家来延安时，我小妹妹送给我的。”1951年夏天，我从东北回到北京，妈妈向我说：“李纳去年回了一趟家乡云南，她的小妹妹跟她一起到北京来了。这女孩子很单纯，长得很漂亮的。”她还说：“看不出她还有点经历哩！在昆明参加游行示威，同国民党的兵打，被摔在地上，一身被水笼头冲得水淋淋的。”1953年夏天，我同妈妈在北戴河住了半个月，我因假期已满先回了北京，妈妈十多天后从北戴河回来向我说：“你刚走，我就遇见了李纳的妹妹，要是早知道她在那儿，你还有个伴，我们也好玩一些。”这些话都给我留下了印象，所以，虽是第一次和灵源见面，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也许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交谈从一开始就很随意，没有多少拘束。

她的确如妈妈所说长得很好看，白皙的脸上有一双漂亮的眼睛，身材窈窕，拖着两条又黑又粗的长辫。她起初静静地坐着听她姐姐同我说话，后来李纳忙别的事去了，我们就聊了起来。

我问她的情况，她告诉我她已从音乐系毕业，留校担任助教两年，最近参加中国青年艺术团，领唱几首民歌，下月将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姑娘，如她的名字一样，有点灵气。她对声乐事业有着执拗的追求，在学校里（北京艺术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的前身）受到重视，正处在事业上很有希望的境况。

李纳留我吃了午饭。饭后，灵源要回艺术团去，当我和她一起出来沿东四头条漫步到东四牌楼分手时，我问她：“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呢？”她说：“艺术团排练很忙，若有空闲，我打电话给你。”半天的接触，我觉得我同她已相知了，而且我喜欢上了她。

回到家后，妈妈问我去李纳那里的情况，她郑重其事地说：

“麟儿！你找个搞艺术的爱人好不好？家里也有趣味些。”我意识到妈妈在关心我找爱人的事，她看中了灵源。

还在我们去颐和园之前，妈妈就打电话邀李纳与灵源来颐和园同住。我们住进颐和园三天后，李纳与灵源也来到园里，在这儿住了三天。

我喜欢颐和园的后湖，环境幽静，空气清新。清晨，我约灵源去后湖散步，走到谐趣园再走回来：晚间，我们坐在云松巢边门外的亭子里聊天。灵源喜欢诗，也读了不少小说。我们一起背诵普希金的抒情诗句：“我记得那美丽的瞬间：你曾出现在我的面前，有如一闪即逝的梦幻，有如纯洁美丽的精灵……。”我们也谈小说，谈我正在读的阿，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我们都看过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我们喜欢这部小说，对书中的两个主人公有着不同寻常的亲近感。我们也谈各自的家庭，随意地谈着想到的一切。我觉得我们对人生，对事业，对生活，对爱情都有一致的看法，有许多共同的爱好与志趣。

总之，有许多共同的语言。

李纳与灵源住在颐和园的这些日子，云松巢热闹多了。妈妈心情非常好，看得出她喜欢灵源。当灵源三天假满要回城里去的时候，妈妈叹息着说：“只住了这几天，就要走了。”

灵源回城的第二天打电话给我，约我当晚去看中国青年艺术团出国前的汇报演出。下午，我进了城。看完演出后，我送她回艺术团。艺术团住在鼓楼后面。我送她到艺术团门口，她不进门，又送我到鼓楼公共汽车站，我又送她，她又送我，直到末班车我才离去。我回到家，想着出现在我面前纯洁、美丽的她，回味着和她相处的这些时日的每一个瞬间，心想，但愿不是一闪即逝的梦幻，希望它真实地伴我长存。因为灵源，我滞留在城里了。过了两天，妈妈也搬回来了。原来打算在颐和园长住的，结果住了不到十天。

灵源7月11日离北京去莫斯科。10日晚，妈妈在灯市口南边的萃华楼饭庄为灵源饯行。下午4点钟，妈妈向我说：“我们去东安市场，我帮你挑一件礼物送小灵子（灵源的小名）。”妈妈和我出了多福巷，沿王府大街向南走去。在路上，妈妈说：“先送一个领花，现在送戒指、项链还不合适，这些以后再说。”我们走进了东安市场的首饰店，妈妈又说：“现在还是不要买最贵的，买一个价钱中等偏上的比较好。”她挑了一个浅紫色宝石领花，她说：“这个好，颜色、样式都大方。”她还选了一个紫红色的首饰盒。在萃华楼饭庄，我把这枚领花送给了灵源。

通过与灵源的多次接触，我认定她是我理想中的爱人。她不仅漂亮，有一股吸引人的魅力，而且心灵美丽，善良，纯洁，正直。她在爱情上是严肃与深刻的，在事业上有理想，有追求。我爱她，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我爱的人。这天晚上，我鼓起勇气向她表白了我对她的爱情，也得到了她同样的回报。

第二天上午，我怀着无比幸福的心情去火车站送她。回到家后，我又激动、又欢快地告诉妈妈，我和灵源已相爱。妈妈非常高兴，她说：“很好，我很满意，愿你们在爱情上幸福。”

稍晚些时候，妈妈向我说：“还在你回国以前，我就向李纳说：‘现在也不兴包办婚姻了，要不我就要托人到你家提亲啦！’”

祖林回来以后，让他们两个人见见面，看他们自己的意思如何。

我们两方面从旁给他们创造一些条件。

真正是“千里姻缘一线牵”。还在1950年夏天，李纳回云南昆明探望离别11年的老母与幼妹。临行前，她去看望妈妈。妈妈拿出一本《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写好题赠的字后，托李纳带给陈赓，并给陈赓写了一封信交给李纳。妈妈说：“你若遇到困难，可以请他帮忙。”陈赓是妈妈熟识的一位部队领导同志，时任第二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四兵团司令员，也是云南前线的司令员。

李纳去时随张冲、卢汉等乘飞机去，返回北京时却遇到了困难。

云贵川一带刚解放几个月，国民党留下成千上万的武装土匪部队到处骚扰，陆路交通很不好走，很不安全。那时没有民航，军用飞机很少。李纳在昆明找了几位在省政府担任负责工作的熟人，他们都没法给她解决乘飞机的问题。李纳就持妈妈的信去找陈赓，见到了陈赓的夫人傅涯。傅涯高兴地收下了妈妈赠送他们的书，见信后，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李纳，向李纳问了一些妈妈的情况，并问李纳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听李纳说后，她说：

“陈赓到前方剿匪去了（多年后才知道陈赓是率军事顾问团去了越南。这在当时是绝对机密的），乘飞机的事，我可以转告司令部，你有几个人要乘飞机呢？”李纳经过几天毫无结果的奔波觉得乘飞机的事太难了，若飞机上能有她一个人的位置就是十分难得的了。可是，傅涯的热情使李纳终于鼓起了勇气，她看看陪她一起来的身边的灵源，回答道：两个人。”次日，司令部来人通知李纳：明天有飞机，两个人，准备好。于是灵源跟李纳来到了北京。若是没有妈妈给陈赓的信，李纳也就只好走陆路返京，她就不会带灵源同行冒险。灵源留在云南，我和她就不会相识了。

妈妈竟在无意之中牵起了这根红线。

在这些日子里，妈妈对自己“反党集团”问题的解决是乐观的。但是毕竟问题正处在解决的过程当中，所以，她不愿意到处串门，也不主动邀请人来家作客，她不想因此而又生出什么枝节来。

考虑到社会的复杂性，妈妈对于不熟识的人，尤其是新闻界人物的来访，抱着相当谨慎的态度。有一天，说起因为我回来家里修房子的事。妈妈说：“那天搭席棚，工人从门外往院子里拿竹竿、席子，大门洞开着，正好《文汇报》的两位名记者浦熙修，姚芳藻来，见大门开着就闯了进来。我本不见记者，就怕生事，但她们已站在院子里了，我只好从屋里出去同她们谈了几句。她们问我：‘社会上传说丁、陈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我回答她们：‘我不知道呀我有什么问题？’她们说：‘有的教科书上选编了你的文章，现在都删去了，是为什么？’我说：‘教科书上选编我的文章，我根本不清楚，更不知道删去与否？’她们问：‘这次党在全民当中整风，作家协会的“谜”在哪里，盖子该怎么揭？’我说‘这在邵荃麟的整风报告中都谈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盖子？”’

她们问：‘党组是不是在开会？’我说：‘不清楚，没有接到通知。’

她们说：‘不是今天下午党组开会吗？’我仍推说不知道。她们再三问，我便说：‘是否开会党组知道，你们问党组好了。’并且向她们表明，我是一个**员，党组不能告诉你们的，我也不能告诉你们。就这样送走了她们。”

妈妈又说：“也真是凑巧，大门从来都是关上的，只开了这么一小会，就让她们碰上闯了进来，若不是这样，我就让夏更起在门口把她们的来访谢绝掉，推托我不在家。”平日，对不熟识的来客，夏更起都是请他们在门房稍坐，他先进来通报。妈妈说：“我这问题是党内问题，应在党内解决，通过党的组织解决。可是从去年年初在党内传达作协党组给中央的那个报告起，这个问题就被他们搞得党外、国外都知道，现在连民主党派的报纸也找上门来。”不想，后来这又成了她的一大罪状。

从颐和园搬回来后，有一天，妈妈高兴地说：“聂鲁达到中国来了，作协通知我，要我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代表作协宴请他。”智利诗人聂鲁达是她比较熟识的一位外国著名作家。

1951年秋，她曾陪爱伦堡与聂鲁达去上海、杭州访问，相处甚洽。不言而喻，她为再次见到这位她所尊敬的作家而感到心情愉快。此外，在6月初开过三次作协党组扩大会之后，安排她作为主人宴请聂鲁达，不由得不使她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兆头，预示她的问题会得到平反，从而增添了些许乐观的成份。我听后，也产生了乐观的情绪。她去宴会之前，梳理好头发，换上一件银灰色的连衣裙（为灵源饯行，也是穿的这件连衣裙），走进客厅，开心地站在原地转了一圈，问道：“如何?”我说：“很好，挺合身，样式也好，颜色也好。”妈妈高高兴兴地走了。宴会完毕回家后还兴致勃勃地述说宴会上的情况：谁谁参加、如何坐的、席间与聂鲁达谈了些什么，等等。

比宴请聂鲁达稍早一点，她去中南海紫光阁参加了中宣部召开的座谈会，去时心情很愉快，开完会回来心情也很好。她说她在会上见到了周总理，会议中间休息时，还在草坪上同康生聊了一会。这个会，有宣传、文艺等方面人士参加。

20年后，在太行山下的嶂头村，她详细地向我说了那次紫光阁座谈会的细节。经受了这么多年磨难的她，回顾这段往事时，语气平淡，好似在说一件别人的故事。她说：“那天会议，我坐在郭沫若后面，周总理走进会议室时，我们都站了起来，周总理先同郭沫若握手，他看到了我，这时，我觉察到总理的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意外的神情，但一闪即逝。他微笑着向我伸出手来，同我握了手。当时，我没有对我的这个细微的感觉加以仔细思量。在反右派斗争，一场批判、斗争我的风暴过去之后，回想起周总理那感到意外，却一闪即逝的目光，我想，也许他那时已知道中宣部决定进一步开展对我的斗争，没想到我还会出现在这个座谈会上吧！会议中间休息时，在草坪上遇见康生，他竟有兴趣天南海北地同我聊了差不多20分钟。我当时就有点纳闷，只觉得此人城府之深，让人难以捉摸。1938年，他在群众中扬言，说我在南京自首。我知道后向**诉说：“康生凭什么这么胡说，他有什么根据？1940年，中央组织部为我这段历史作了结论，否定了康生的说法。自那时起，我同康生之间彼此都没有好感。在延安，有一次在**那里，**还向我说：你去看看康生同志嘛！我也没有去，心想我同康生又没有工作关系，我去看他干什么！回思紫光阁座谈会，康生一定也知道了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心里自然是得意的，他在草坪上表示出的少有的热情，大概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建国后，他一直在养病，那年刚出来工作。”

至于妈妈的这个感觉是否正确？紫光阁座谈会时，是否已作出了进一步开展对她的斗争的决定？我就不知道了。

从颐和园回到城里后，我给黄敬部长写了一封信，向他问候，告诉他我已回国正在休假，希望利用假期了解国内的造船工业，参观潜艇的制造厂与设计单位。三四天后，一机部办公厅打来电话，要我去商谈参观事项与办理相应的手续。黄敬部长批示我可以参观了解国内正建造的五型军用舰艇，阅看五型舰艇的全部技术资料。当时，从苏联引进了潜艇、护卫舰、猎潜艇、鱼雷快艇，扫雷艇等共五个型号的技术与设备，分别在上海、武汉、芜湖的造船厂建造。我考虑去三个城市时间不够，也不愿走马观花式的参观，所以就商定只去上海一地：参观一个潜艇建造厂，一个护卫舰建造厂与一个舰艇设计室。黄敬部长给了我这么好的学习条件，我十分高兴。但是，只有在我学成回国参加造船工作之后，我才更深切的感到他对我的优待。因为，我这时才知道国内的技术保密规定，一般是从事哪个型号舰艇的工作，只接触这个型号舰艇的有关技术资料，也只有很少数的技术领导方能接触全部型号舰艇的技术资料。回想起这点，真是由衷地感谢黄敬部长。

妈妈也为我高兴，她说：“黄敬同志给了你很好的学习条件，你就去上海好好地参观吧！”

妈妈又说：“你到上海后，去看看你父亲的墓。”祭扫父亲的墓，给他及与他一同牺牲的革命先烈们献上一束鲜花，是我多年的愿望。我父亲胡也频与其他23位革命先烈，1931年2月7日夜，英勇就义于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面的草地上。1949年上海解放后，市政府找到了烈士们的遗骸（此时，草地已成为菜地），合葬于大场公墓，立碑名“龙华23烈士墓”（后来，移葬上海烈士陵园时改为“龙华24烈士墓”），并书刻烈士们的姓名。当时，上海市政府曾致函妈妈告知此事，并附一龙华的草图，说明烈士们的关押处，就义处，发现遗骸处。1951年，妈妈去上海时，曾去大场公墓看过。兼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同志特地告诉妈妈，葬在大场公墓是临时性的，待革命烈士陵园建成后，再移葬革命烈士陵园。1957年，仍在大场公墓。

这时的我，觉得呈现在自己面前的一切都美好：妈妈的问题，平反有望我的事业，似乎前面的路也很平坦尤其是我还获得了真挚的爱情。我怀着这样的心情于7月20日登上了去上海的列车。

这一个月的时光，就在欢乐的气氛中过去了。妈妈心情很好，她对她的问题的解决是乐观的。当然，这个乐观也是审慎的。

只有一件事，多少扰动了一点欢乐生活的平静。

7月中旬的一天，妈妈不知从哪里听到一个传闻，说中宣部专门小组对她南京一段历史所作的结论从中组部退回到中宣部了。我问她这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她简单地向我说了她被囚禁在南京三年的情况。她以前没有同我谈过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她曾被捕，囚禁在南京，是在党的营救下逃脱囚禁到了陕北苏区。我是从一些关于她的报道的文章中看到的。我从没有想到过这当中会有什么问题，因为，她到陕北以后的这20年中，党一直信任她，委她以文艺工作方面的重任，她的革命活动为国内外所瞩目，有着极好的声誉与影响。她说：“1955年斗争我时，提出要审查我在南京被囚三年的这段历史。中宣部专门小组调查后作出的结论是犯有‘政治错误’。对这个结论，我不接受，申明保留意见。”她又说：产生这样一个结论，我觉得张际春，李之琏他们有难处，这是一个妥协的产物。这件事没有更多地谈下去，因为不知传闻是否准确，也不了解其内情，更无法推测其结果。我觉得妈妈那一两天心绪稍有不安，而我只有从好的方面去想，希望妈妈申明的保留意见能为上级组织所接受。

其实，听到的传闻并不准确。李之琏在《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载《炎黄春秋》1993.5）一文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