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处这次会议后，陆定一、周扬两位领导人怎样商量下一步工作的，我不了解，我只知道，周扬在半年前已同意，经专门小组通过，张际春签发报送中央审批的丁玲的历史结论，这时他又反悔了。他向部长提出，他“不同意这个结论”。部长把我找去说明此意，并要我把这个结论从中央撤回来，由他主持在中宣部部务会上再讨论。

这次部务会议所谓再讨论，只是由部长提出，将丁玲的历史结论改为：“1933年丁玲被捕后，自首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派回来的”，但并没有提出新的根据。

就在妈妈抱着审慎的乐观，等待并企望党组织对1955年定她的“反党小集团”的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处理的这一个多月当中，一张罗织她新的罪行的网已经在编织。这一切，她当然是不会知道的。在我离北京去上海的前夕，她向我说：“作协党组扩大会，可能不久就要复会。会比较忙的，我不会有多少时间陪你。你就去上海好好参观吧！我的问题，你放心好了，不会有什么的。”

四、“反右派斗争”中的6日

我在上海参观造船工业，收获不小。还去了父亲的墓地，献上了一大篮鲜花。并同朋友贺毅去杭州作二日游。我于8月4日晚九时回到北京，当火车驶入车站时，我看到站在暗淡灯光下的妈妈。我离开上海之前给她发了一个电报，告诉她我的归期，并没有想到她来接我，所以我很高兴。我们上了小轿车，一路上，我兴致勃勃地向妈妈述说我在上海的情况，让她分享我的喜悦。可是，我感到我的话很少得到她回应，便把话打住了。我觉察到妈妈似乎有很重的心事。我想，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复会后有什么变故？我心里隐隐地出现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司机和夏更起坐在前面，我不想多问什么。我转过脸去，茫然地从车窗向外望着。

回到家，我和妈妈，陈明叔叔一起走进客厅。我极度地忐忑不安，心里十分焦急，我想问她，又迟疑着没敢开口，生怕得到的是一个可怕的答案。妈妈坐在我对面，神情略显困顿，凝神的目光显示出她在掂量如何开始同我的谈话。这气氛令人难耐。

终于妈妈先开了口，她语气沉重地说：“祖林，我告诉你，我的问题又有了大的反复。这些天，天天在开斗争我的会。”

尽管我已有一点不祥的预感，但这几句话仍有如晴空霹雳。

我惊呆了，想说却说不出话来，思想似乎都凝滞了。

妈妈稍稍停顿，继续说道：“党组扩大会在7月25日复会，你走后四天就复会了。周扬主持会议并首先讲了话，他说他是以前年会议的主持者和代表中宣部两种身份参加。这样一个申明，就给人一种暗示，他是代表党的，也是正确的。他的讲话与他在前三次党组扩大会上的讲话根本不同，首先肯定了1955年所作‘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正确的。说我的申诉和我在会上提问为什么没有核实事实就向中央报告？为什么还背着我们向中央报告，是‘翻案’是向党猖狂的进攻而且是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内外呼应！周扬一开始就为会议定下了这个调子，于是会议又是一边倒，会议的性质从讨论重新处理我的问题变成了斗争我的会。参加会议的人数也增加了。邵荃麟、刘白羽、林默涵也都作了同周扬一样的发言。”

我既感到震惊，又感到困惑。我心里想，我们党处理问题不是应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吗？这也是**一贯倡导的，为什么现在又再次肯定并非事实的结论呢？党章规定每个党员都有申诉的权利？为什么却把妈妈的申诉斥为“向党猖狂进攻”？难道对搞错了的事，不应问问为什么，从而总结经验教训？

我问道：“中宣部专门小组现在的态度是什么？”

妈妈沉默了一小会，说；“张际春已经不参与这件事了，他也没有参加会议。周扬不是说他代表中宣部吗？李之琏他们也只能按这个调子发言。看来作协党组扩大会休会的这一个半月里，中宣部领导作出了这样的决定。结果就是如此。”

妈妈说：“会上还揭发批判我串通《文汇报》的右派分子向党组施加压力，与社会上的右派里应外合向党进攻，指的就是浦熙修来访的那件事。这样，就把我的问题直接与社会上的反右派斗争联在一起。”

一股颓丧的思绪顿时涌上我的心头，心想：若是我不回国，妈妈就不会装修房子，大门也不会洞开，而让《文汇报》记者浦熙修、姚芳藻闯了进来，使得妈妈不得不同她们说了几句话。天下事，竟有如此凑巧的！

妈妈又说：“昨天陈企霞在会上交待，承认那封匿名信是他写的，找人抄的。这个人暗地里搞出这些事来，现在却已过关，正参加揭发我。”

这时，妈妈看了一眼陈明叔叔，说道：陈企霞在会上还揭发了叔叔（即陈明），说有一天叔叔打电话给他，装成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叫他陈企霞叔叔，约他晚上到一个公共汽车站见面，统一口径。这件事叔叔事先事后都没有向我说，弄得我在会上好被动。”妈妈说这件事时，可能是想象到打电话时的那副情景，说着说着竟忍不住笑出声来。妈妈又说：“事已至此，也就谁也不怨谁了。”

妈妈继续说：“我已经在会上做了检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得检讨。但是被斥为‘态度不老实’，说我只承认‘反党’，‘向党进攻’，但不承认具体事实，不交待具体事实，仍在顽抗，继续向党进攻。还说我的态度是‘欺党太甚’，‘欺人太甚’。我是处在被斗争的地位，事实上现在是棍棒齐下，责骂、讽刺、挖苦，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会上把对我的不满发泄无余。”

她还说了一些这两天会上的情况，我听着这一切，精神上感受到很大的压力，直压得透不过气来。

妈妈最后说：“前几天我给小灵子写了一封信，寄到莫斯科去了。我在信里没有明说我现在的处境，但暗示了我今后的命运，让她思想上有所准备。我也委婉地表示了我对她的希望。她是一个纯洁的女孩子，以我对她的了解，我想，她不大会因为我的问题而改变同你的关系。”

我感动地喊了一声“妈妈”。这十天来，连日开斗争她的会，揭发、批判、责骂如暴雨般倾泻，她还得交待“反党”的事实，还得检讨。在这样的处境下，她还想着和关心我和灵源之间的事。

妈妈转而向我：“现在谈谈你吧！你是**员，应该相信党，同党站在一起。应该认识到妈妈是在反党。”她用极大的力量，抑制住自己的情感，字斟句酌地向我说出了这几句话。我明白，她是怕我犯错误，说出与党不一致的话来。

她又说：“你也可以相信我，你这次回来以后，我向你说的一切，都是真话。”她克制着自己，但悲愤之情依然溢于言表。

我点点头：“我知道。”

她郑重地向我说：“我看你还是提前回苏联，回学校去吧！现在这样情况，呆在家里已经没有任何意思。”

我不想提前走，我不想在这个时候离开妈妈，我不放心她。

我说：“学校9月1号开学，我还是再陪你半个月，住到20号再走。”

已是夜半，谈话结束时，妈妈说：“明天休会一天，我在家里准备发言材料，后天还要在会上继续检查交待。”我看着她那略显憔悴的面容和疲惫的神情，心想，妈妈今天还在会上接受了一整天的批判斗争，晚上却还去车站接我，我真后悔在上海发那个电报了。

这又是一个不平常的夜晚。夜气如磐，令人窒息。我几乎彻夜未眠，思绪有如波涛，起伏翻腾不已。在我回国后的这一个多月里，我的心情是乐观的，我做梦也想不到事情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何以会是这样？我想不通。我为妈妈抱屈，为妈妈难过，我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

我属于政治上早熟的这一类人，也就是较早地建立了**信仰，在未满十七岁时入了党。这是从小在革命队伍中成长，接受党的教育的结果，也是家庭影响的结果。我也较早地接触到政治运动，在延安参加整风审干运动，我的同学中有七十多人先后被“抢救”成了“特务”。后来，一风吹，全部平反了。由此，我体验到了政治运动中也有搞错人，冤屈人的事实，初步认识到，凡事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且也应该独立思考。

如今，风云突变，噩运再次降临到妈妈头上，也降临到我们这个家庭。我将如何承受？我将如何对待呢？

从一个**员来说，我应保持与党一致的态度。但是，以我对妈妈的了解，我认为她不仅不反党，而且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何况，我也多少知道一点文艺界历史上形成的一些人际关系。现在，在急风暴雨般席卷全国的这场反右派斗争中，作协党组扩大会上，众口一声，说妈妈“反党”，妈妈自认从未反党，心里不愿，但嘴上不得不承认“反党”，因为不能“顽抗到底”。想着这一切，心里真是郁闷，郁闷，郁闷。

我从上海回到家的第二天，8月5日下午，作协党总支通知我去谈话。在组织上，我不属他们管，但他们通知我去谈话，我不能不去。离家时，妈妈嘱咐我：“你要有思想准备，满楼都是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我点了点头。

我步入王府大街64号（现在的商务印书馆）全国文联作协大楼，就见赫赫十几张大字报贴满了门厅周围的墙壁，在“丁玲”前面冠以菜碗般大的“反党分子”头衔，右边走廓上也贴满了这样的大字报，楼梯两侧的墙壁也无例外地贴满了大字报。我顿时感受到这场斗争的气氛，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识大字报这种形式，我真正地为妈妈的处境担忧了。

在总支书记办公室里，总支书记黎辛招呼我坐在他的办公桌旁，同他的办公桌拼拢的另一张桌前坐着一位三十几岁的女同志，面前放着一叠纸和一支笔，看来是打算做记录。可能黎辛想缓和一下气氛，他向我作了这样的自我介绍；“我叫黎辛，在延安《解放日报》社时，曾经在你母亲领导下工作，我们那时见过，也许你还有印象。”我说：“记得。”从1941年至今，十六个年头过去了，他的模样似乎变化不大。他随即言归正题：“现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正在开展对你母亲的斗争，作协党总支认为有必要同你谈谈。”他首先概要地说了1955年作协党组所定“丁陈反党小集团”的主要事实，肯定这个结论是正确的，然后说了妈妈在这之后“翻案”和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事。最后，他向我说了两点：“一、希望你相信党，相信党对你母亲开展的斗争是正确的，站在党的立场一边；二、现在党还在挽救她，通过斗争来挽救她，希望你同党一起来挽救她。”我向他表示：“我相信党，愿意站在党的立场上来认识她的问题。”我只能作出这样的表示，没有别的选择。

这时，黎辛问道：“6月下旬，你母亲和艾青等人在北京饭店聚餐，那时，有谁说了‘我们这是裴多菲俱乐部’？ 你是参加了这次聚餐的。”

我知道裴多菲是匈牙利一位爱国诗人。但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俱乐部成了一个参与煽动反革命暴乱的反革命组织。我当时想，这时有谁胆敢组织这样一个俱乐部并自称是其成员呢！

这件事是这样的：

在我们住进颐和园之前，有一天，艾青给妈妈打来电话，说知道我从苏联回来了，想请我吃餐饭。为什么他要请我吃饭？

我想主要是他同妈妈是延安时代的老熟人；另外，他曾经照顾过我，我在他那里住过一小段日子，也许这也是一个原因。那是1945年的事。那年l1月底，妈妈从延安到达张家口以西的丰镇，知道晋察冀和晋绥两个根据地的部队正联合进行归绥（即呼和浩特）战役，她拟去战地采访，于是由陈明叔叔把我和祖慧先送到张家口。祖慧住萧三处，我跟艾青一起。艾青率领华北文艺工作团从延安到达张家口后，正在筹建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院址就设在东山坡一个原日本兵的营房，是一排排的日本式平房，房间里铺着”塌塌米”。艾青的家属还没有来，他同江丰合住一套，共两间。我跟他们在一起住了十多天，房内只有一张单人床，他们硬把床让给我睡，他们却睡在壁橱里的“塌塌米”上。他们是长辈，我心里很感过意不去。这事，我一直记着。

那天上午，我们先到艾青家里，是一个小巧的四合院，离崇文门不远。谈话之中，艾青说再把江丰和朱丹、李纳夫妇请上，他给他们打了电话。随后，就去了北京饭店，要了一个单间。江丰、朱丹很快就来了，但李纳没有到，我就去饭店大门口等她，等了20多分钟她才到。我们走进单间后就开始上菜了。一起聚餐的有艾青、高瑛、江丰、陈明、朱丹、李纳、妈妈和我，一共8人。

餐后，就各自回家了。以后的一些天，妈妈同艾青、江丰也没有私人间的来往。万万料不到这餐平常的会餐竟成为妈妈“反党活动”的重大罪行。

我向黎辛说了那天在北京饭店吃饭的前后情节，并且说明我有20多分钟不在场。我如实地表明：我在时没有听到有谁说过“我们是裴多菲俱乐部”这句话。

他和女同志听后没有再追问下去。

黎辛没有再说话，我以为谈话大概到此为止了。

这时，女同志发话了，她说：“你刚才表示愿意同党站在一起，那么你对你母亲的反党言论与行为有什么要揭发的？”

我说：“我去苏联学习四年，出国前在东北，也只是学校放假时回北京住些日子，所以我对她工作方面的情况不了解。”

她说：“你这次回国以后，她同你说过什么？”

我说：“刚回来的时候，她告诉我1955年对她进行了斗争，定为以她为首的‘反党小集团’，她认为事实不符，向中宣部机关党委写了材料，中宣部成立了专门小组，作了调查核实，也认为大多与实际不符。作协党组扩大会开了三次，会上的发言都认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所以，现在就等上级组织作出决定。我听后，相信党组织会正确处理她的问题。我昨天晚上从上海回到北京，她告诉我，说她犯了更大的错误，是‘翻案’，‘向党进攻’。今天上午她在自己房里写材料，我只是在吃饭的时候才见到她，也没有谈什么。”

她又问：“日常生活中，你母亲总会有些言论，现在看来是属于反党性质的，你能告诉我们一些吗？”

我说：“我昨天夜里方才知道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正在开会斗争她。这事对我很突然，我还没有来得及思考你所说的那方面的问题。”

她说：“那你回去想想吧想出来了告诉我们。”

我回到家，妈妈问我：谁同你谈话？

我说：“黎辛，还有一位女同志，坐在黎辛对面，她没有自我介绍，黎辛也没有介绍。”我说了女同志的模样，穿着。妈妈说“那是胡海珠，总支副书记。”

我向妈妈说了方才谈话的情况。

这时，妈妈又提出了前一天夜晚说过的事，她说：“我看你还是提前回苏联学校去吧！你呆在这里，只会一步步地被牵进作协机关的这场运动中去。你留在这里也帮不了我什么。你可以相信我、放心我，我不会寻短见的。”她的语气中透出些许急切。”

我改变了留在北京陪伴妈妈一些时日的打算，决定提前返回苏联。

我从苏联回国时，通过苏联的国际旅行社买了往返双程火车票。原订8月21日离京。8月6日上午，我去前门附近的国际旅行社更改火车票日期。北京——莫斯科国际列车一星期两班，次日，7号的票仍有。我迟疑了一下，觉得第二天就走，太急促了，想再陪妈妈住几天。于是，决定下一班车走，就把车票的日期改订为8月11日。

这天下午，妈妈去作协参加党组扩大会。走时，神情坦然、镇定。我无言地跟着她走到院子当中，目送她走出大门。我从昨天看到的贴满大楼的那些大字报，大体上已能想象出批判斗争会上的气氛和情景。想到这些，我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直到吃晚饭时，妈妈才回来。她进门后，只说了一句：“头疼，我休息一下。”就回房躺到了床上。

妈妈告诉我：“刘白羽要见你，他要你明天上午10点到他的办公室去。”

这时的作家协会，邵荃麟是党组书记，刘白羽是党组副书记。我在延安时，就认识刘白羽，1942年，他同妈妈都在“文抗”。我1947年从晋察冀边区到哈尔滨后也曾去看望过他。

7日上午，我准时走进了刘白羽的办公室。这是一间很大的房间，办公桌旁放了一张大沙发，两张小沙发。刘白羽略显热情地同我握了手，并介绍他身旁一位面孔微黑的中年人：“这是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崔毅同志。”他招呼我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下，自己搬了一把靠背椅，坐在办公桌旁，崔毅也坐在一张椅子上。

刘白羽说：“听说你从上海回来了，找你来谈谈。关于你母亲1955年定为‘反党小集团’的问题以及现在‘翻案’‘向党进攻’的情况，黎辛同志已向你谈过了，我就不多说了。我今天主要同你谈你母亲在南京的一段历史问题。你母亲不仅有反党的错误，而且历史上还有自首变节行为。”

刘白羽说的大意是称母亲1933年5月，因冯达叛变而被捕。被捕后，最初几个月对敌人是作过斗争的，但后来屈服了。

她向敌人写了一个书面的东西，她交待是一个条子，内容是：“因误会被捕，在南京未受虐待，出去后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不在于是条子还是自首书，问题在内容，仅从这个内容来看就是自首变节行为。条子就是自首书。其次是被捕后仍和冯达住在一起，而她明知冯达已叛变。再就是，她被捕后与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大叛徒顾顺章来往，丧失了**员气节。她没有被投入监狱，生活上受到这些特务头子的优待。主要就是这几个问题，他还说了一些说明这几个问题的细节。

刘白羽最后说；“考虑到你可能不知道这些情况，所以找你来谈谈，希望你同党有一致的看法。至于你嘛，你父亲是胡也频烈士，对于你的父亲，我们都是很敬仰的。”

他谈了大约一个多钟头，我注意地听着，心中骇然。只是在谈话结束时向他表示：“这些情况，我以前不知道，事情来得突然，我将按照你的希望认真地去思考。”

崔毅在刘白羽谈完之后简单地说了两句：“希望你同党有一致的认识。我对你母亲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起初，我也没有识破她。”此时，崔毅的处境比较尴尬。一年后，他因支持丁玲“翻案”，被定为反党分子。

我步履艰难地向家里走去，心情十分沉重，深深感到妈妈的问题又加重了。自首变节，这是革命气节问题，是政治生命攸关的问题。

我走进家门，步入客厅，沉重地坐落在沙发上。这三日，噩梦般的事情接踵而来，我的思想接连不断地处于惊疑交集的状况，精神上感受到的压力也一次又一次加重。加上睡眠不足，我感到极度的疲惫，正想暂且什么也不去想，稍歇一会儿，不料邮差送来报纸。

我随手翻开《人民日报》，第一版上醒目的大字标题：“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三天以来的感受，不能说我对此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妈妈也向我说过：“我的问题迟早会见报，你要有精神准备。”但是，当它来到我面前时，我仍是感到震惊，心不停地在颤栗。我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以极大的力量抑制住内心的惶惑，仔细地读完了标题下的全部文字，心头上笼罩着一片幻灭感。我走回卧室，躺到床上。

更起招呼我去吃午饭。我走进饭厅，坐在餐桌旁，望了妈妈一眼，心里袭来一阵悲凉。我不忍心再看她，就低着头吃饭，从碗里扒了一口饭，却咽不下去，抑制了几天的眼泪终于溢满眼眶。我不愿妈妈看见我流泪，就站起身走回到客厅。这是我回到北京后第一次流出眼泪。

我刚在客厅中坐定，妈妈就跟了进来。她有些慌乱，一边用手揩拭着流淌着的眼泪，一边开口想说什么，但泣不成声。

妈妈稍稍平息了激动的情绪，说：“你不要为我难过，我的问题见报是预料中的事，只是迟一点，早一点的事情。”

我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妈妈问道：“刘白羽上午同你谈了些什么？”

我说：“谈你在南京三年的事，结论就如报纸上登的启首变节。只是具体情况，你过去告诉我的简单，他谈的详细。”

她说：“是的。那时我以为我的问题将会得到平反，所以就说得简单一些。”

我向她说了刘白羽谈的一些内容。

妈妈说：“我要向你说明的是，所有这些情况，我以前都向组织谈过。在延安时我是这样说的，中宣部专门小组审查这段历史时，也是这样说的。专门小组做了调查，调查的结果同我向组织讲的也是一致的。专门小组的结论否定了‘自首’，但留有‘政治错误’。我对这个结论提出保留意见。现在他们没有拿出新的根据，反而加重说我‘自首变节’，并且在报纸上公布，这我又有什么办法。但是，就刘白羽所说的这几点，事实上是，我被捕之初，知道家里的地址是冯达供出来的之后，就一直痛骂冯达，我多次提出要和冯达分开，并且提出让他们把我关到监狱里去，但这些掌握我命运的国民党特务就是置之不理，硬要把我和冯达关在一起，利用他来软化我，以此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后来我觉得既然摆脱不了冯达，那么我也可以利用他，借助他麻痹敌人，使敌人对我的监视松懈，寻求机会逃离南京。写那张条子是徐恩曾通过冯达之口告诉我，说他们逮捕我引起了一些麻烦，社会舆论抗议，外国人也不满，因是在租界抓的我，侵犯了外国人的治外法权，说如果我写一个书面的东西，表示是因误会被捕，愿归隐养母，就可放我回湖南。我想，如果真让我回湖南，我总会找到党组织，继续革命的。于是我写了一个条子，也就是在一张信纸大小的白纸上写了：因误会被捕，未经审讯，出去后愿居家养母。”但他们食言，我骂他们不讲信用，他们也不理睬，囚禁依旧。在党组扩大会上有的人说，这条子就是自首书。就这个内容来说，我既没有承认自己是**员，也没有任何损害党的言论，没有自首的言词，这只是为了应付敌人企图脱身。我被捕后，没有出卖党的组织，没有出卖同志，也没有泄露党的秘密。这些，周扬，刘白羽他们也是承认的。而且，敌人企图利用我的名望为他们做事，写文章，我都拒绝了。至于与特务头子徐恩曾、顾顺章等人的关系，我是被囚禁的人，他们来找我，我怎么能拒绝得了不见他们。”

在她概括地说完了以上情况之后，她说：“我们是母子，你可以相信你的母亲，相信你母亲这个老**员。你也是**员，你也可以自己思考、判断。”

妈妈还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向我讲了她在囚禁中，曾自尽明志，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以死证明对党的忠贞的情节。我听来心里非常地难受，眼泪一阵阵夺眶而出。

她说：“我本不想告诉你这些伤心事，现在也只有说了。”

下午，作协党组扩大会继续开，妈妈走了。我一人在家，静下心来，开始梳理自己的思想。

我从1943年延安整风审干时起就接触这方面的事了。什么中统，军统，三青团，汪伪敌特等组织的形成及现状：什么叛徒，自首变节分子的政策界限，光笔记就记了一本。我确认，**员被捕后，出卖了组织，出卖了同志，泄露了党的秘密，属于叛变，定为叛徒：没有上述行为，写了自首书或登报发表了声明，启事，其内容为宣布脱离**，放弃**信仰，宣称**不适合中国，或有其它损害，污蔑党的言词属自首变节，定为自首变节分子。妈妈所写的，并没有这样的内容，怎么说是自首变节呢？

妈妈从作协开会回来后，又同我谈了回苏联去的问题。她说：“你还是改乘飞机去莫斯科。三四天后，在莫斯科就会看到今天的《人民日报》。我很不放心祖慧，她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要是说出什么同党不一致的话来如何是好，这至少会影响她预备党员转正的。”

我已入党10年。祖慧这时还是一个预备党员，她1956年8月，去苏联留学前夕入党，预备期一年。

妈妈又说：“另外，也许你还能赶上见小灵子一面。”

我说；若改乘飞机，要花好大一笔钱啊我乘火车走，是无须妈妈花钱的，我在列宁格勒已买了双程往返的车票。”

妈妈说：“现在这情况，不要考虑钱的问题。”

我说：好吧！

次日，8号上午，妈妈叫夏更起去储蓄所取钱，然后去买机票。夏更起买到了11号的机票，花去800元人民币。我退了火车票，退回300元人民币，这钱我留在了家里。

乘火车与乘飞机都是11号离京，只是飞机两日可达，火车需行8天。

9号下午，妈妈仍去作协开会。她走后约半小时，夏更起接电话后告诉我：“作协党总支要你现在去谈话。”我即去文联作协大楼。

同我谈话的只有胡海珠一人。

她问“上次谈话，你说你将思考你母亲的反党言行，现在你想得怎么样了？你有什么要揭发的？”

我回答：“我尽力地想过了，但是还没有想出有属于反党性质的言论。当然，我还可以继续去想。”

她又问：“这几天你母亲在家里的情况怎样？说了些什么？”

我说：“这几天她天天去开会，回到家里就在自己房间里写‘交待’，‘检查’材料，除了吃三餐饭时以外，几乎没有多少时间见面、谈话。”

她脸上露出了不满意的神色：“你说你愿意站在党的立场上，这是须要有实际行动的。”

我没有吭声。

沉默了片刻。她说：“听说你要回苏联，希望你回到苏联后，继续考虑你母亲有哪些反党言行。揭发材料可以直接寄给我们，也可以通过大使馆转给我们。”

谈了大约十分钟，结束了。

我从上海回来，一共在北京呆了6天，除第一天外，其余的几天，妈妈都去参加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去的时候，神态安然回来的时候，精神疲惫，总要先去床上躺一会。我担心她的身体，怕她支撑不住，禁不住说几句要她注意身体的话，却自己都感到这些话苍白无力。

以我对妈妈的了解，通过我自己的思考，我不认为她“反党”，“自首”。我是一个认真的人，一个坦直的人，对党、对组织，从来都是心口一致。可是，现在我却不能说出我的真实思想。

如果我如实地说，那么，等着我的又将会是什么？这正是妈妈所不希望并为之担心的。不只如此，我还得表明，我相信党，拥护党对她开展的斗争。我不这么表示，难道我还能有别的选择？

而这样的表示，也正是妈妈希望并一再告诫我的。一切都这样的扭曲着。我心里感到非常苦恼，何以自己会处于如此境况？

我真不知道该怨谁，难道该责备的是我自己？

五、离 别

10号晚上，我收拾自己简单的行装，妈妈坐在我的床上，看着我把一件件衣物放进箱子。她不时插几句话，说把这个放在这里，那个放在那儿，如同我小时候离家出门时一样。我不愿拂妈妈的心，一件、一件都照她的话放好。我觉得这气氛有些凄怆。

妈妈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她说：“麟儿，我很对不住你们，让你们受苦。”

我心中涌起一阵悲凉：“妈妈你不要这么说，你爱我们我们也爱你，现在的事也怨不得你。我这次回来以后，你同我谈了许多，我相信你，相信你所说的一切。我心里全都明白。”

妈妈说：“你要听党的话，党现在认为妈妈反党，你也应该这样认识。”

我点点头说：“我知道。”

妈妈又说：“你放心我，妈妈是一个老党员，妈妈是坚强的。你也应该坚强。”

我答道：“妈妈你也放心我。”

最后，妈妈说：“我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了。你自己好好学习，好好生活吧！今后好好的工作。”妈妈说完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我这一夜叉几近彻夜未眠。我没有想到竟会是在这样的境况与心情中同妈妈离别。

天刚蒙蒙亮，我就起身了，妈妈卧室的灯也完了。不一会，司机老王来了。我同他一起吃早餐，我吃了几口面，咽不下去，就搁下了碗。我回自己房里，系好领带，穿上了西装上衣。这是一套蓝色的西装，是我出国时，妈妈带我一起去王府井大街的西服店，亲自选了料子，做好送我的。今天，我有意地穿上了它。

还在我去吃早餐的时候，妈妈就一直无言地坐在客厅里的一只单人沙发上。我希望自己在这离别的时刻表现得坚强一些，比较不动感情地同妈妈告别。我极力克制着心里的悲伤，走到妈妈跟前向她说：妈妈！我走了，你自己多多珍重啊！

妈妈想站起，双手撑着沙发的扶手，却没能站起来。她瘫软在沙发里哭泣起来，我一只腿跪了下去，头伏在妈妈的怀里，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闸门，眼泪倾注而下，呜呜地哭了起来。这是我6天中第二次流泪。妈妈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和耸动的肩膀，她的手不停地颤抖着。过了好一会，我抬起头来，见妈妈脸上流淌着一行行的眼泪，我打算站起来，妈妈伸开了双臂，我趁势把她扶了起来。妈妈刚一站定，就扑向我，紧紧地拥抱着我，好像一松开就会永远失去似的。妈妈泣不成声地，断断续续地喊着：

“儿子！我的儿子！”她全身都在颤抖。我好不容易才止住的眼泪，又夺眶而出。

妈妈终于松开了紧紧地拥抱着我的双臂。我说声：“妈妈！我走了。我爱你，为了我，为了我们，你一定要珍重自己啊！”我狠下心来走了出去。在临出大门前，我回过头来最后地望妈妈一眼，见她无力地倚靠在北屋客厅的门框上，悲哀地目送着我的离去。

我生离，犹如死别。

我坐进了轿车后座，在汽车开动的那一刹那，我回顾了一眼多福巷十六号小院。没想到这竟是最后的一瞥。1957年春天，我从苏联回到北京时，多福巷的这个家已不复存在。妈妈去了北大荒，小院也已被拆除，盖华侨饭店。

汽车向西郊机场驶去，我的思想仍凝滞在刚才的那番生离死别之中。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车里呈现着死一般的寂静。

在机场大楼前，我向司机老王告别，他没说话，只是叹了口气。夏更起送我进了机场大楼。西郊机场在颐和园后面，候机楼很小。候机楼前有一个平台面对跑道，送行的人可以走到平台上。当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我望见夏更起还站在平台栏杆的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