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蒙 我心目中的丁玲

2018-04-15 作者： 牛汉

王 蒙 我心目中的丁玲

这是一个危险的题目，因为丁玲是国内外如此声名赫赫如此重要的一位当代作家，因为她的一生是如此政治化，她面对过和至今（死后）仍须面对的问题是如此尖锐，因为她与文坛的那么多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纠缠在一起。Www.Pinwenba.Com 吧还因为，在某些人看来，王与丁是两股道上的车，反正怎么样写也不得好，弄不好又会踩响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地雷。再说，王与丁，分属于两代人，她开始文学生涯的时候鄙人尚未出世。我对她的了解极其有限，承蒙她老的好意，1985年6月签名赠送给我她的六卷本精装《丁玲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版），我只是最近才为写这篇文章而捧起阅读的。这样，我写起来确实难免挂一漏万，郢书燕说，捕风捉影，以讹传讹，强作解人……总之什么不是都会落到自己头上。

这个难题的挑战性恰恰吸引了我。纪念胡乔木的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我说，这篇文章没有办法写，但是《读书》的编辑说：“你行。”于是我就来了劲，冒起傻气来了。再说，在我的少年时代，我曾经那样地崇拜过丁玲。我读了一些谈到丁的文字，我又觉得与丁的实际是有着距离。你不写，谁写？

一位论者说，那些1957年出过事的青年作家，在70年代末复出文坛以后，投靠了在文坛掌权的领导，而忘记了与自己同命运而与领导是对立面的老阿姨（丁玲）。

可是我至今记得在1979年丁玲刚刚从外地回到北京，我与邵燕祥、从维熙、邓友梅、刘真等人，在丁玲的老秘书，后来的《中国作家》副主编张凤珠同志引见下去看望丁玲的情景。我们是流着热泪去看丁玲的，我们只觉得与丁玲之间有说不完的话。

但是事隔不太久传来丁玲在南方的一个讲话，她说：“北京这些中青年作家不得了啊，我还不服气呢，我还要和他们比一比呢。”

北京的中青年作家当时表现了旺盛的创作势头，叫做红火得很。当然作品是参差不齐的。大家听到丁阿姨的话后，一个个挤眼缩脖，说：您老不服，可是我们服呀，您老发表作品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还不知道在谁的大腿肚子里转筋呀。我们再狂也不敢与您老人家比高低呀！

后来几年，我又亲耳听到丁玲的几次谈当时文学创作情况的发言。一次她说：“都说现在的青年作家起点高，我怎么看不出来？我看还没有我们那个时候起点高啊。”

另一次则是在党的工作部门召开的会上，丁玲说：“现在的问题是党风很坏，文风很坏，学风很坏……”

而在拿出她的《牛棚小品》时候，她不屑地对编辑说：“给你们，时鲜货……”

在一些正式的文章写谈话里，丁玲也着重强调与解放思想相对应的另一面，如要批评社会的缺点，但要给人以希望：要反对特权，但不要反对老干部要增强党性，去掉邪气以及对青年作家不要捧杀等等。（见《丁玲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六卷233、365页）其实这也是惯常之论，只是与另一些前辈的侧重点不同，在当时具体语境下颇似逆耳之音。

于是传出来丁玲不支持伤痛文学的说法。在思想解放进程中，成为突破**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与文化**主义的闯将的中青年作家，似是得不到丁玲的支持，乃至觉得丁玲当时站到了“左”的方面。而另外的周扬等文艺界前辈、领导人，则似是对这批作家作品采取了热情得多友好得多的姿态。

这一类“分歧”本身包含的理论干货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与此后的若干文艺界的某一类分歧一样，大致上是各执一词，各强调一面。这也如我在一篇微型小说里描写过的，一个人强调吃饭，另一个人强调喝水：于是斗得不可开交。但是分歧背后有更复杂的或重要的内容，分歧又与政治上的某种大背景相关联，即与左右之类的问题以及人事的恩怨问题相关联，加上文学工作者的丰富感情与想象力，再加上吃摩擦饭的人的执着加温……分歧便成了死结陷阱，你想摆脱也摆脱不开了。

一位比我大七八岁的名作家，一次私下对我说：“丁玲缺少一位高参。她与x x的矛盾，大家本来是同情丁的。但是她犯了战略错误。50年代，那时候是愈左愈吃得开，x 批评她右，她岂有不倒霉之理？现在80年代了，是谁‘左’谁不得人心，丁玲应该批评她的对立面‘左’，揭露xx才是文艺界的‘左’的根源，责备他思想解放得不够，处处限制大家，这样天下归心，而xx就臭了。偏偏她老人家现在批起xx的‘右’来，这样一来，xx是愈批愈香，而她老人家愈证明自己不右而是很左，就愈不得人心了。咱们最好给她讲一讲。”

令人哭笑不得。当然，一直没有谁去就任这个丁氏高参的角色。

而从丁玲的角度呢，她和她的战友好友们悲愤地表示：从前批她右，是为了害她，现在看出来批右是批不倒她了，又批上她的左了，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你左你就是左，说你右你就是右呀！

丁玲的所谓“左”的事迹一个又一个地传来。在她的晚年，她不喜欢别人讲她的名著《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而反复自我宣传，她的描写劳动改造所在地北大荒的模范人物的特写《杜晚香》，才是她的最好作品。

丁玲到美国大讲她的北大荒经验是如何美好快乐，以致一些并无偏见的听众觉得矫情。

丁玲屡屡批评那些暴露文革批判极左的作品，说过谁的作品反党是小学水平，谁的是中学，谁的是大学云云。类似的传言不少，难以一一查对。

那么丁玲是真的“左”了吗？

我认为不是。我至今难忘的是《人民文学》的一次编委会。

那时全国短篇小说评奖，中国作协是委托《人民文学》杂志社操作的，在讨论具体作品以前，编委会先务一务虚。一位老大姐作家根据当时的形势特别强调要严格要求作品的思想性。话没等她说完，丁玲就接了过去，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什么思想性，当然是首先考虑艺术性，小说是艺术品，当然先要看艺术性！”

我吓了一跳。因为那儿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管着，谁敢把艺术性的强调排在对思想性的较真前头？

王蒙不敢，丁玲敢。丁玲把这个意思最终还是正式发表出来了（见《文集》六卷447页）丁玲有一次给青年作家学员讲话，也是出语惊人。如她说：

“什么思想解放我们那个时候，谁和谁相好，搬到一起住就是，哪里像现在这样麻烦！”

她又说：“谁说我们没有创造性，每一次政治运动，整起人来，从来没有重样过！”

如此这般，不再列举。以免有副作用。我坚信，丁玲骨子里绝对不是极左。

那么怎么理解丁玲的某些说法和作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