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温故知幸福

2018-04-15 作者： 钱蔚

冯小刚温故知幸福

十年贺岁，十年风雨，冯小刚俨然成为当之无愧的贺岁王，更是中国商业电影的领军人物。Www.Pinwenba.Com 吧

他坚持真艺术，是最具平民温度的导演；他拥有真品格，是铁打的娱乐人；他保持真态度，是最敢说话的电影人。他的电影悲喜交加，让你发自内心地笑，也让你痛彻心扉地哭；他的艺术全靠“玩”，却创造了15年票房神话，成为中国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导演。

36年前，高中毕业的冯小刚进入北京军区文工团，担任美术设计，一部《编辑部的故事》，让当时身为编剧的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从此正式走上电影之路。2012年，他终于完成了19年前就梦想着要拍的电影《一九四二》，他说，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和年轻人一起认识过去、认识自己。因为温故，所以知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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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人告诉我：想做事情，想到就要去做，不要有太多的顾虑。也有人告诉我：做事情要有充分的准备，否则时机不对是做不成事情的。究竟在哪一种情况下，我应该用哪一种方法呢？

2 在现在的社会里，真的还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吗？生命和尊严，到底应该选择哪个？

3 都说现在的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可是我们现在也有许多那个年代没有的问题，比如巨大的工作压力、让人担忧的食品问题等等。到底哪一种痛苦更痛苦呢？

我为什么要拍《一九四二》

我想跟大家聊聊电影《一九四二》。关于这部电影，其实想要说的话非常多，但我想先说说为什么动了要拍《一九四二》这部电影的念头。其实这是我在当电影导演之前的一个想法。

大概是在1993年，那时候我和王朔在颐和园的小院里办了一个公司。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王朔从他的客房穿过堂屋走到我的客房，扔给我一本小说。这本小说就是刘震云写的《温故1942》。我一口气把这本小说看完了，触动非常大。这本小说描述的是1942年发生在河南的一场灾荒，当时大概有3000多万河南人向陕西逃荒，途中有300万人饿死了。但是让我非常吃惊是，在看到震云的这本小说之前，我完全不知道有这么一场灾难。而当震云要写这个小说，去采访那些幸存的当事人的时候，大家也都说记不清了。是不是我们是一个善于忘记的民族，还是说我们这个民族遭遇的苦难实在太多了？

这部电影就仿佛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自己。打个比方，我是一个长得挺寒碜的人，因为有镜子，所以我知道我长得寒碜；倘若没有这面镜子，我可能会把自己想象得特别英俊，特别气宇轩昂。但是当照到镜子的时候，我发现事实跟想象的不一样。我会发现我的目光中有很多躲闪和贪婪的眼神，甚至我还从我的表情里头看出一丝猥琐来。我觉得尽管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会很不舒服，但是至少比我不知道这些要强一点。《一九四二》就是这么一面镜子，它照见了我们民族性里不堪的那一部分。当然，我觉得我们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里肯定是优秀的，否则的话我们也不可能走到今天。

我本人不是一个特别有责任感的人，但是刘震云的这本小说击中了我的内心，于是我跟震云说：“能不能把它拍成电影？”震云说：“不着急，再等一等。”我觉得他说不着急再等一等，并不是他不想把它拍成一电影，而是他对我还不信任，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拍过一部电影。

后来我和震云也经常见面，提起这事儿，震云总是打哈哈：“等待时机，再等待时机。”

直到2000年，在元旦和春节之间的一个晚上，震云找到我。

我俩包了饺子，喝了一顿大酒，席间他跟我说：“兄长，我今天来找你，是想把《一九四二》这孩子托付给你，让你拍成电影。”当时我真的特别兴奋。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是最有意义的事

之后，我们找了很多专家和导演一起来讨论。大伙儿都有一个共识，认为这是一本非常好的小说，但是它非常不适合改成一部电影，因为这本小说既没有故事，没有具体的人物，也没有情节。大伙儿散去之后，我跟震云蹲在我那工作室外头的树阴底下，我就问他：“怎么办？”震云问我：“你还想干不想干？”我说：“想干！”

震云跟我说：“我觉得把一个可能的事变成可能的工作，很多人都在做；只有很少的人在做的事，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但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怎么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肯定是非常难的。在这件事上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编剧是聪明人，他知道要写这个剧本，不要走弯路，我不能绕远，不做无用功，他会排除掉一些冤枉路，并找到那条最适合的路，然后在这条路上下工夫。还有一种是编剧是笨人，用的是最笨的方法，他的路是走出来的，意思是说，他不知道哪条路是他要走的路，于是只好把每条路都走一遍。这种编剧很笨，做了很多的无用功，但是终究他是能找到正确的路的——因为他走了很多的冤枉路，他会发现，原来这条路才是他要走的。我跟震云说：“咱俩肯定是那笨的人，所以咱们得选择笨的方法。”震云说：“好，我就等你这句话。”

就这样，我们工作室一共六个人一起上路了。我们开始沿着小说的线索，河南、重庆，甚至到了埃及开罗，去看开罗会议的旧址。

经过几个月的采访、摸索，我们看到了那些蓬头垢面的灾民，看到了逃荒时的画面，看到了一个个人物以及他们的人物关系……这些都渐渐地浮现出来了。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现代人的态度和视角不重要，我们不应该把我们创作者的态度放进这部电影里，它需要的，是灾民的态度、灾民的视角。终于，整个剧本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