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部电影几起几落之后还是没有拍成，我光成立摄制组就成立了三次，大张旗鼓地选景、找演员。但因为剧本没有被通过，剧组只能解散。最后我开始意识到，可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或者说在我有创作精力、有这样的冲动和有这样的体力的时候，都没有机会把这本小说拍成电影了。

19年，我准备好了

这期间，我拍了很多其他的电影。在这过程中，因为想拍的东西一直没办法拍，所以我可以全心全意地走商业片的道路，也把这条道走得很通：拍了一些充分尊重观众，同时也让我自己觉得好玩、有意思、不觉得恶心的片子。这些片子让我有了很高的人气，观众们开始对我的电影有了基本的信任。

而就在我的影响力最大的时候，我在2010年又贼心不死地把《温故1942》的剧本放到案头上。此时，这部电影最终成功立项，可以拍了。

我过去一直抱怨没有机会把它拍成电影，但现在我发现，拖了这么多年才拍，其实未必是一件坏事，为什么呢？倘若1993年或1994年我就可以拍这个电影，可能就把震云的这本小说给浪费了。

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经验，拍摄资金也可能捉襟见肘，剧本在当时肯定也很不成熟。而过了这么多年后才拍，我积累了很多导演经验，在观众中有了很高的信任度，投资人对我也有信心，资金充足。震云这么多年来对剧本反复地打磨，改了十几稿，使剧本不断地完善成熟。而且从我看到小说到拍完这电影，总共19年，这19年来，我对生活的认识也在逐步地提高。

冥冥中我有一种感觉，之所以在拍摄《一九四二》的道路上出现这么多坎坷，有这么多阻力，这么多不顺，其实是因为没准备好。

这是一个好东西，想干可以，但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电影《一九四二》是我们在中国电影向着商业大潮洪流冲过去的时候，突然独树一帜地杀了一个回马枪。

有个词叫小清新，我觉得《一九四二》是大清新，我们就是想做别人不敢做的那些事。这种尝试我认为非常值得。对于我个人来说，早就可以算是名利双收了。现在的我不仅可以享受所有这些名利带来的好处，我还敢于把这些东西押上去，去做我非常想做的那件事。

也许在《一九四二》这部电影上，我挥霍了观众这么多年来对我的信任，但是我更相信，由于《一九四二》，观众们会对我建立起更大的信任。

回望过去，感知今天的幸福

电影上映之后，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观众，尤其是年轻的观众，他们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会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他们走出电影院的时候，会突然意识到自己很幸福。

很多年轻人老是觉得自己生不逢时，自己的才华没有得到机会展示。但看完这部电影你会知道，如果你生在1942年的河南，你才真的是叫生不逢时。在今天，我想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你都不会被饿死。跟饿死相比，咱们眼前的这些挫折、这些不幸，其实都不在话下。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不为五斗米折腰”，意思是说一个人特别有气节。但拍完《一九四二》之后，我有个感觉，那些“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一定是家里头有五斗米，或者十斗米，或者十担米，所以他才不会为这五斗米而向你折腰。如果他家里父母和老婆都饿着，孩子也嗷嗷待哺，弄不回这口吃的，妻儿老小全都得饿死，我就不相信他真的能不折腰。为了能活下去，为了这一斗米，什么事都能干。贫穷使人变得更加自私，目光短浅，因为他看不到远处，他只能看眼前，他所考虑的是我怎么能够活下去，怎么能够凑合活下去。

张国立说演完了这个戏，他有一个特别大的体会，就是饥饿和人的尊严的关系。在1942年，什么是尊严？尊严就是肚皮。只有今天国家变得富强一些了，你才可以讨论有没有尊严这件事。

我希望能通过看这部电影让大家了解到，能够活在今天，其实是很幸福的。

我们这部戏的故事发生在河南，戏里面有很多的河南话，演员们每天都在练河南方言，在这样的氛围里慢慢我觉得我也会说河南话了，所以在最后，我想把我们电影开始的那段旁白，试着用河南话跟大家说说。

“1942年冬到1944年春，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

与此同时，世界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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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讲啦

冯小刚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了他和电影《一九四二》的缘分，听他在讲的时候我心里一直在想一句话，这个社会上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大家都在争做聪明人。我自己也努力当了半辈子的聪明人，那接下来的半辈子是不是可以做一点笨事情，用最笨的方法做一点自己想做、真正想呈现的事情。这世界上其实所有的好东西，都是聪明人用笨办法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