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番话刺激了我。我用力推开她，收拾起随身包裹，就此出走。她双手交抱胸前，嘿然冷笑，没有拦我。

我下楼，离开家好远后回头，还可以看见她站在阳台上。只是一个剪影，不知道她是不是在看我。

后来很长的一段日子，我都辗转于各个城市的酒吧与夜总会之间，以唱歌为业。大三辍学，不可能再进写字楼做白领，而且一个白领的工资未必胜得过酒吧歌手。

歌唱余歇，我偶尔也会秀一段京剧，仅作助兴而已。观众也会有掌声，但须适可而止，时间不能长，一长就会有嘘声。最适宜的是在唱通俗歌曲时变一段调，行话叫“跨界”，就是在两段歌中间唱几句京戏，荒腔走板都没关系，要的是个闹。

我为京剧悲哀，我为母亲悲哀。我有一点点理解她了。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母亲的海报。他们这一轮的巡演是在国内滨城，海报上斗大的字体写着母亲的名字，下边注明她曾在国外哪些辉煌的剧院里演出过，并获得怎么样的成功。

我徘徊在海报牌前，用手指无意识地勾勒着母亲的脸，就像隔着时空在抚摸自己，情形十分吊诡。然后，我听到团长的声音：“你也来了？太好了。正愁抓不到替身呢！”

是在那时知道母亲脚踝受伤的消息，并且被团长抓了个正着，勿勿推上台去。说是推，其实有些半推半就，毕竟学了那么多年京戏，却始终没有机会在台上一展功架，多少有点明珠投暗的不甘心。

五十二个旋子成全了剧团，五十二个旋子结束了母亲的挂帅生涯，五十二个旋子扭转了我的路。

以母亲的年龄与功力，注定了她永远不可能突破三十六的纪录，遑论连跃三级。庆功宴上，母亲喝得很醉，然后便哭起来。团长为难地看着我：“当然也可以找别人照顾她，不过你知道你母亲的个性……”

我当然知道，她是那种头发掉光了都要高高昂起假装自己戴着王冠的人，酒醒之后，一定会对照顾自己的人恨之入骨，因为担心醉酒的不堪落在对方眼里。不会有人愿意守住醉醺醺的她，不会有人这样自讨苦吃，除了——她的亲生女儿。

那晚，她整夜都在冷笑，吟唱，低语，倒在我的怀里，一边呕吐，还不忘一边指着我咒骂：“你以为你能比我做得更好？你做梦。你永远也超不过我，最多一模一样地抄袭我，多打几个旋子有什么了不起？顶的还是我的名头。你不过是个替身儿。”

我不信自己只是替身，不信自己超不过她。除了比她多打十六个旋子之外，我还可以做到更多，更出色。我一定会做回自己，打出自己的旗号。

我在剧团里留了下来。随着他们转战一个又一个城市，从母亲的替身，到打出自己的名号，只花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母亲肯放手让我走到台前来，条件只有一个，就是我的艺名要跟她一样，只是前面加个“小”字。她说这是传统，比如“小白玉霜”，“六小龄童”，“小香玉”等等。

她吃定了我，越是我拼命要脱离她的影子，她就越要把自己的印志烙在我身上。这张脸已经是从她的模子里脱出来，如今连名字也要注明标签，惟恐世人不知道我是她的翻版，再造品。

我起初执意不肯，然而团长再三再四地调停，说无缘无故把一个老演员从头牌位置上拉下来，总要给个说法，人家师傅带徒弟还要打上标签呢，况且她毕竟是我的母亲。再说这样也好平息团里其他人的口声，不知道多少人等着母亲让位出来呢，现在好容易等到了，又杀出我这个程咬金来，若是自立门户，岂不扫光所有二排、三排演员的面子？但是叫个“小”什么就顺理成章了，因为我代替的是母亲的位置，等于还是母亲霸在位子上，别人便不好说什么了。团长几乎声泪俱下，最后说：“不看僧面看佛面，我从小看你长大，也只求你这一件事。”

一件事，定了终身。

勾脸，妆身，头戴簪缨，身披蟒靠，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心底的最爱是京剧。锣鼓点如马蹄纷沓，我不知哪里来的渴望，旋子打得如疾风落叶，怒水浮萍，恨不得死在台上才好。到这时，别说只是一个名字，便叫我献出生命，大约也是肯的。

我很快地红了，红得超过所有人的经验与预料。团里经费紧张，人手缺乏，说是来不及制作新广告牌，竟然只拿了旧的来充数，只在母亲的名字前加了一个“小”字。美工师傅说：“反正上了妆，你们娘俩长得一模一样。照片不换也罢。”在剧团，时时事事，都在提醒我最不愿意记忆的事实。

大约母亲很享受这过程，她早就把人生目标定在与我持续不绝的作对中，我越是不快乐，她便愈是强化这概念。不但每天严妆，用速效平纹笔来消除眼角皱纹，甚至连发型和衣饰都刻意模仿我，每当人们把她当作我或者把我认作她，她就会嘻嘻冷笑，正中下怀地说：“差着二十几岁呢，怎么也会认错？真是的！”人们只得顺着话头说，你看起来实在是年轻，诸如此类。我淡然一笑：“是我显得老相，不化妆像五十岁。”母亲的脸猛地一僵，整个冷下来，我转身便走。

只有练功和表演可以抚平我的伤，安慰我为这舞台做出的种种让步。但是县级小剧场渐渐不能满足我的表演欲，有一位使馆客人看过我的表演后，在后台找到我，赞叹说：“你实在应该出国表演，把我们的京剧艺术发扬光大，把你的美向全世界释放。”

这话就像一只火镰，蹭地点燃了我隐伏于胸的炽热心愿。我一直觉得自己在渴望着什么，就像一只鲸，游在金鱼缸里，觉得郁闷，却没想到究竟要什么。现在我明白了，是打破那只缸，游进大海里去——大海，就是全世界。我需要更大的舞台，更多的掌声，我不甘于只是做一个省剧团的台柱，更不甘心只在市区舞台巡演。要是国家京剧团或许机会还多一些，但论资排辈的演员长阵里，我想凭借五十二个旋子便成为国剧团台柱，这比痴人说梦更痴。

当晚，我向团长提出建议：“我们为什么不设法往国外演出？以前不是做过欧洲巡演，而且效果还不错吗？为什么不再搞一次？”团长又搓手又咳嗽的，做足了一言难尽的种种常规动作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其实团里对你母亲的态度，是有些亏心的。这些年，她也不容易。”

我似懂非懂。然而也明白那潜台词就是说“谈何容易”。但是我现在的拥趸比母亲更多，母亲可以做到的，我当然也可以做到。我开始积极设法，探求出国表演之路。

那位使馆先生十分热情，他是真心热爱京剧的，他告诉我：“其实这种事说难也不难。就是两点：一是有国外剧团的邀请函，这个通过关系可以想办法；二是有雄厚资金，拉拉赞助之类，就是慢工出细活的事儿了。”

我说：“那就一步步来吧，先设法联系那个邀请函。赞助的事，我找团长再想想办法。”

使馆先生说到做到，隔不两天就替我安排了一个饭局，对方是葡籍华人，却在英国文化交流部门任要职，挺胸叠肚，大口吃四方，破题便说：“自从有了‘地球村’的说法，全世界就都是一家人了，语言不是障碍，有些事是不需要用语言来交流的。”我有点怀疑这双关语是否是我疑心生魅影，但他频频把手错放在我大腿上的举动让我知道，这里没有误会，有的，只是明码实价的交易。

我僵着脸吃完了那顿饭，回到家，比任何一次排练或演出更累。母亲闲闲地靠在躺椅上修指甲，脸上露出一副“我什么不知道”的表情，吃吃笑：“知道这碗饭不好吃了吧？”

又是一语双关，我厌透了，顺脚踢开旁边踏脚用的小凳子，恶狠狠地说：“吃不下的饭，我宁可饿着也不会吃。”

母亲冷笑：“饿一顿容易，饿一辈子呢？别说我不帮你，我知道你要为出国巡演拉赞助，已经替你联络了几个我以前的老朋友，都是很舍得在艺术上花钱的，什么时候见个面，你自己看。”

我倒吸一口冷气。她不但要我重复她的名字，还要我重复她的路，重复那些我最不耻的勾当。她安了心要把我打造成另一个她，用我来延续她的生命，她的选择，她的错误，以及她的耻辱。我想骂她，想反驳，甚至想尖叫，但是一张口，便吐了。喝了太多酒，受了太多气，所有的委屈与无奈，让我再也无力独自背负。

我倒在母亲怀里，一边吐，一边喃喃低语：“我不想做你，我不会输给你的。”

母亲为我拍背，整发，擦脸，手势无比温柔，而声音冷若冰刀：“不输给我，就得照着我的路来，走到一百步后，再回头笑五十步。不是口口声声说愿意‘为艺术献身’吗？怎么临阵退缩起来？”

每一句话背后都藏着另一句话，难道是这一行的规矩？我想愤起反击，但吐得太厉害，连头也抬不起来。母亲忽然吃地一笑，又说了一句更加双关的话来，是《大话西游》里的经典台词：“吐吧。吐啊吐啊的就习惯了。”

我要不要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