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静什么都替秋喜打算好了，就是没有算到孩子的爹竟会是许团长。

那天晚上，她说要加夜班，临时却又改了期，回家时，正看见许团长和秋喜在床上。华静呆了，不可置信地看着这辈子最亲近的两个人，半晌蹦出来五个字：“我要揭发你！”

秋喜一骨碌翻下床，给华静跪着，哭成了一个泪人儿，还是一句话也不说。倒是许团长变得出奇的能言会道，又是打恭又是作揖，扮尽了小丑说尽了小话，只求华静饶她。

华静从没像今天这样觉得丈夫面目可憎，她满心里都是厌恶，甚至厌恶到不愿意与这样一个人计较。她拉起秋喜，叹了一口气说：“别跪着了，地上凉，对孩子不好。”又回身看了许团长一眼，冷冷地说：“等孩子生下来，我们就离婚！”

许团长不在乎离婚，但许团长很怕揭发。他想女人是信不过的，华静抓了他的这个把柄，在离婚提条件时一定会狮子大开口的，而且，敢保她以后不揭发出来吗？他决定先发制人。

一盏战争时缴获的日式台灯下，许团长从前握锄头、后来又握枪的手，如今很不习惯地握着铅笔，一字一句地写着检举材料，又一字一句地教给秋喜：“华静隐瞒了出身，她本来是资本家大小姐，父母在解放前跑到台湾去了。幸亏秋喜同志揭发出来，我才知道了真相。我没有及时地汇报组织，是怕打草惊蛇，不利于潜伏。我留在华静身边，是为了打听台湾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扑动向。我和秋喜同志之间是真诚的革命感情，不是犯错误，我们身上流着一样的劳动人民的血，我们才是真正的革命伴侣。”

秋喜听不懂，一副要哭不哭的样子，小声问：“这到底是什么嘛？”

许团长想了想，言简意赅地总结：“总之，都是为了革命。”

秋喜懂了。原来，她跟许团长在华静值班的夜里偷偷摸摸做的那些事，就是“革命”。

华静被关了禁闭，组织上要彻查她的出身问题。

而秋喜是最有力的证据。

但是秋喜实在太愚昧了，她总是弄不清“立场”问题，懞懞懂懂地说：“我们小姐，从来没有欺压过我。老爷太太去台湾的时候，小姐早就离开家‘革命’去了，他们都没通过信儿。”

虽然审查人员不断启发她，说华静是“投机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她混进革命队伍就是为了与反动派父母里应外合，阴谋推翻新中国。但是秋喜口口声声，只是坚持说：“老爷是不是反动派我不知道，但小姐是好人，她在家时就是个好小姐，‘革命’后更是好同志，她从来没欺压过我们劳动人民。”

组织人员急了，捅心窝子地来了一句：“她对你好，你还跟他男人睡了，你就是这么报答好小姐的？”

秋喜愣了，张口结舌连说了几个“我”也没有我上来，一张脸憋得通红。

审查人员发现这个方法奏效，进一步启发道：“可见你心里是明辨是非的，也是仇恨华静的，对不对？你和许团长情投意合，就因为有华静在，才不能光明正大地恋爱。所以，你要好好检举揭发，不错怪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

“小姐是好人。”秋喜执拗地说。

审查人员也火了：“华静是好人，你还偷她汉子？”

“是他强奸我！”秋喜忽然尖叫了一声。那简直不是人的声音，是一只最驯顺的小兽挨了打，被迫反咬一口时发出的哀鸣。

这一声，把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他们哗啦一下子围了过来，眼睛亮得就好像第一次看到拉洋片里的外国裸女……

许团长高估了“革命”的威力，却低估了友谊的忠诚。

他怎么也没想到平日对他予取予求千依百顺的秋喜会临阵反戈，竟然用反诬他强奸的办法，来保全了华静。

组织上的斗争策略总是打一个树一个，既然许团长夫妻在闹离婚，在互相检举，那就不可能两个都是反革命。要么华静是“奸细”，许团长在“潜伏”；要么许团长是“流氓”，而华静和秋喜才是被压迫被凌辱的“苦难姐妹”，是正在觉醒的“革命群众”。

秋喜不懂革命，但她却本能地掌握了这种复杂的围魏救赵的手段，用一个“强奸”的罪名将许团长送进劳改农场，却将华静从审查室里解救了出来。

她成了典型。不惧强权、勇于检举的新典型。孩子生下来，丢给华静养，她自己忙着做报告，到各单位各种批斗会上讲述自己受压迫和反压迫的成长经历。

她终于“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