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哲学
2018-04-15 作者： 胡适
杜威哲学
第一讲
刘院长、各位先生、各位同学：
今天我到这里来讲杜威先生的哲学，我感觉到有点班门弄斧。Www.Pinwenba.Com 吧在师范学院里当然有许多研究教育学说和教育哲学的专家，也有这些必修和选修的课程，想来诸位对于杜威先生的哲学一定研究过。
我在国外收到钱校长和刘院长的电报，他们邀我到台大和师院来作一种学术性的演讲，我以为他们还会写信来，给我一点详细的指示。后来一直没有信来，我看时候到了，就打了一个电报，提出两个题目；在师院的题目是“杜威哲学”。
杜威先生是我的老师。我们三十九年来，不但是师生的关系，而且还是很好的朋友。他在六十岁的时候在北平讲学；那个时候我在北京大学，我替他做翻译。以后他到太原、天津、济南各地去讲学，我也替他做翻译。我们又继续几十年的朋友关系。他在北京过六十岁生日的时候，我参加了；他过七十岁生日的时候，我没有参加，因为他在国外，我在国内。到了1939年，他八十岁的时候，我在美国做外交官，参加了他的生日庆祝；1949年，他九十岁的时候，我在纽约也参加了他的生日庆祝。他今年夏天刚过去，算起来活了九十二岁多。
今天我打算讲杜威先生的哲学思想，下一次讲他的哲学思想在技术方面的应用。
约翰·杜威(John Dewey)生于1859年10月，死于今年(1952)6月。他出生的地方是美国东北部佛蒙特州(Vermont)的柏林顿城(Burlington)。这个地方是美国最民主的一个小州，是英国宗教家最早到达的地方，也是美国保留有最早的民主风气的一个地方。我曾经到这儿参观过，看到了世界最有名的真正民主制度。这个地方的议会，不是选举的代议制，而是全体市民直接参加。每逢市(村、镇)议会开会的时候，市民不论男女老少都踊跃出席；主席把已经宣布了的本市(村、镇)的问题提出来后，人人都可以参加讨论。这是一种真正的直接民主制度，使我看了非常感动。杜威先生就是生长在这个真正民主的地方的。
杜威先生最初进本州大学。后来到巴铁摩尔市(Baltimore)的约翰霍布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研究哲学。这个大学在七八十年前是第一个新式的大学。它以研究院作中心，是以前大学所没有的制度——开美国大学风气之先。杜威先生就是这个大学研究院最早的学生当中的一个。美国有名的总统威尔逊也是从这个大学出身的。
杜威先生毕生从事教育，真正做到了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榜样。他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完成了学业以后，便在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和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任教。1894年就任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哲学系主任。同时，他和他的头一个夫人合办实验学校，提倡新的教育；这是美国新教育的创始。1904年转任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哲学系主任。1919年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做了几次讲演后，著了《哲学的改造》一书，那一年正是中国五四运动的时候，蒋梦麟先生、陶知行先生和我，代表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行知学会请他到中国来讲学。他本来预定在中国讲学几个月；后来因为对中国发生了很好的感情，继续住了两年，到处作了许多次的演讲。后来又到苏俄、土耳其、墨西哥等地。
1919年——民国八年，杜威先生到中国来讲学，我们几个他的学生，在他开讲以前，举行了几次公开的讲演，把他的思想做一些通俗的介绍。我的讲演有一部分收进了《胡适文存》。像《实验主义》和《最近五十年的世界哲学》两篇文章里，都提到杜威先生的思想。
杜威先生的教育哲学、教育学说，被公认为最新的教育理论，不但影响了全美国的学校，由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也影响了革命初期的俄国。苏俄那时的教育制度，便是依杜威先生的理论制定的，后来革命的倾向改变，整个教育制度也就改变了。中国教育界自1919年到现在，也深受他的教育思想的影响。
以上只说杜威先生在教育方面的影响。其实，他的影响并不限于教育方面。这次我所要讲的杜威先生的哲学，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讲他的哲学思想，一部分讲他的哲学思想几方面的应用。
杜威先生的思想，一般人叫它实验主义(Pragmatism)，日本翻作实际主义；我们在民国八年做通俗介绍的时候，翻作实验主义。在讲杜威先生的思想之先，不能不说几句关于实验主义的话。
实验主义到现在已经有八十年的历史，共有三位大师：第一个大师是皮尔士(CSPeirce 1839—1914)，是美国的大科学家。他于1877年开始提出了实验主义这个名字；他在一个通俗的讲演里面，提出一个问题：“怎样可以叫我们的意思明白?”他的答案是：“科学实验室的态度。”那就是说，科学实验室的方法和配备，可以使我们的意思、思想明白，你无论同做科学实验的人讲什么，他总是说让我来实验一下，看这句话会发生什么效果。这个效果就是你所说的话的意义。如果照你说的话做一个实验，实验出来某种效果，你那句话就是有意思的，如果你的话没有法子实验，实验不出效果，那么，你的话就没有意思，就是瞎说，胡说。这就是“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就是说拿一样东西，一个观念或者一种思想的效果的结果，来批评某种学说或思想。
做科学实验的人，无论实验物理、化学、地质、生理或心理，都要先有一个思想(假设的理论)：照这样的设备，这样的布置，做起这样的实验来，应该产生某种效果。如果实验的结果不产生某种效果，那就证明了前面的理论是错误的，就应加以修改。另外装置起来重新再做实验，看看这个修改过后的理论对不对。科学家在实验室的态度，就是实验主义。无论什么东西，都要拿这种态度来说明，来解释，来实验。
皮尔士是实验主义三位大师中的第一位大师。他所提倡的就是“科学实验室的态度”。以这种态度应用到人生上，凡是思想、理论、概念，都得用这种态度来批评它，解释它，说明它，才可以使它的意义清楚。我们看这个思想或概念，在人生行为上发生什么效果；再拿这效果来批评，来说明这个思想或概念：这等于在实验室里面用某种器具，某种设备做实验而产生的效果，再拿效果来批评理论一样。简单地说，一切有意义的思想或概念，都会在人生行为上发生实验的效果。如果要决定这个思想或概念是不是有意义，只要看承认它时有什么效果发生，或者不承认它时又有什么效果发生。如果承认它或者不承认它时都不会发生什么效果，那么，这个思想或概念就毫无意义了。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就是用来解释说明一切思想、观念、概念，使得思想、观念、概念的意思清楚的。
实验主义的第二位大师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和皮尔士是同一个时候，同一个地区的人，也是同一个学校(哈佛大学)的朋友。他本来是学医的；后来转到心理学，在心理学上开了一条大路。他的著作有大《心理学》和小《心理学》。他的大《心理学》在世界心理学史上，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詹姆士把皮尔士的基本观念应用到各方面，拿来做科学和哲学的方法论、真理论、宇宙论。
詹姆士虽然是科学家，但是他出身于宗教家庭，富有宗教情感。他的实验主义的发生，是为求怎样使得意思、概念明白清楚。他把皮尔士的方法推广到各方面去。他以为讨论某种事体，某种概念或信念，某种宗教信仰或某种人生信仰，都可以用这个标准来批评，看它在人生行为上发生什么效果。如果发生了某种效果，就拿这个效果来决定是真的还是假的，是有价值的还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他把这个方法应用到宗教方面，他相信某种宗教的信仰能得到某种安慰和某种人格的行为上的改造，便有人批评他应用的范围太广，不免有一点危险。举例来说：二十年前左右，美国一位有名的传教士艾培先生到北京来找我。他说：“胡先生，听说你是一个实验主义者。我要同你谈谈实验主义。”我说：“好吧!”他举起左手说：“这边一种信仰，认为人生等于一只狗一只猫，没有希望，没有前途，没有天堂地狱，没有将来的生命：这是悲观主义的信仰。”又举起右手说：“这边的一种信仰，有天堂，有上帝，有将来，有死后的生命：这种信仰叫人乐观，叫人往前进。用实验主义的批判，一定放弃那边的悲观信仰，而接受这边的乐观信仰。”我说：“我这里有一块洋钱，另外有一张百万美金的支票。艾培先生，你知道我胡适决没有一百万美金，支票是空头的。以一百万美金和一块洋钱相比，支票可以说是代表乐观的。你是接受一块洋钱，还是接受一百万美金的支票呢?”他说：“我当然接受一块洋钱。”
由这个例证看来，严格的实验主义，总是用科学实验室的方法，先归纳观念的意思，把观念的真假确定之后，再来考虑那偶然发生的某种希望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滥用实验方法，便是放弃真实的洋钱，而取空头的支票了。詹姆士因为富于宗教情感，偶然不谨严一点，因此引起人家的批评(对于詹姆士，我说得太简单了，似乎有一点不公道。不过很短的讲演里，难免有过度简单化的毛病。这要向各位先生道歉的)。
第三位大师就是杜威先生。他是实验主义运动中第三个领袖，年纪比前两位轻一点，寿命又特别长，活到九十多岁，所以他的影响最大。他运用方法也比较谨严，所以他的影响也比较健全。要讲杜威先生的思想，应该先讲一点他的思想的背景。这是很重要的。
第一，就是方才所讲的，他生长的区域是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没有阶级，绝对自由，不是间接的代理民主，而是直接实行民权的真正民主社会。所以他从小就有民主的习惯。最能代表他思想的著述，有《学校与社会》和《民主与教育》二书。后一本书在中国有译本。
第二，两三百年来的科学方法——皮尔士大师所提倡的科学方法，就是应用到自然科学方面的，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这一类实验科学的方法。
第三，19世纪后半叶产生“生物演化论”，也就是所谓“生物进化论”，中国严复先生译为《天演论》。在杜威先生出生的那一年(1859年)，就是达尔文名著《物种由来》出版的那一年。这本书出版后轰动全世界的生物学界。当时就引起了宗教家和哲学家的反对。后来(1871)达尔文又出版了一本《人类的由来》。这本书里面就不客气地继续“物种由来”而说人类是由下等动物，经过几十万年的进化演变，由和猴子相似的动物变成人猿，由人猿再演进成为人的。达尔文花了三十年的苦工，才敢提出这个研究的结果。所有物类的演变，开始都是很微细的，而后逐渐变异。在某种环境之下，旧的生物感觉到不适于这一个环境，或者过热，或者过冷，或者过于潮湿，或者过于干燥，而其中有一部分偶然起了小小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比较更能适合于环境一点，这一部分就继续生存下来。其余没有变化的慢慢就淘汰了，灭亡了。于是这一部分的微细变化，就更加地向适于生存在某种环境中的那种特性格外发展。因为坏的已经死光了，结果，存在的慢慢就成了新的物类。所以《物种由来》的根本说法，就是说物类都是由于很微的变异因为适于生存而不被淘汰而来的。这就是所谓“自然选择”或“物竞天择”。所谓进步，所谓演化，并不是整个笼统忽然而来的；是由一点、一滴、一尺、一寸、一分的很微细的变迁来的。并不是猴子一类的动物一跳就变成人猿；人猿再一跳便变成了人的。例如人的两手，由于我们的老祖宗偶然用后面两条腿站起来，久而久之的结果，成了习惯慢慢的前面两条腿变成手了。在比较解剖上可看出：人类的手，鸟类的翅膀与许多动物的前肢，都是由于这种变异而来。但是这种变异都是经过了几十万年的过程，由一点一滴的聚积而成的。
达尔文的进化论，不同于马克思的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根据黑格尔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与天然演进的科学方法是不符合的。
总之，杜威先生的哲学思想，就是由这三个背景产生出来的，而最要紧的是他注重科学方法，也就是继承皮尔士、詹姆士实验主义的传统，以科学实验室的方法做基础来讲真理问题、哲学问题、知识问题、道德问题以及教育问题。所以第二个背景是很重要的。他不满意詹姆士的那种广泛的引用实验主义的方法，所以他不大喜欢这个名词，把实验主义改名“试验主义”(Experimentalism)。因为实验主义未免太注重效果；像方才我讲的那个传教士的说法，拿宗教的效果来标榜或滥用。所以与其叫实验主义，不如叫试验主义。后来他又说：一切的思想、知识、经验，都是生活的工具，生活的基础。每一个人所有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经验，都是为帮助将来生活的工具。天地间一切真理、一切学术、一切教育，以及什么圣人贤人的话，天经地义的金科玉律，都不过是工具。这都是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帮助我们提一个暗示、一个假设的工具，所以便有人说杜威是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的一派。
方才我说，两三百年来，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地质学家们给我们建立了一个可用的科学方法。杜威先生这样想：我们为什么不拿这个方法来普遍地应用，而只限制在物理、化学、生物、地质方面?为什么不应用到改善精神方面?杜威先生以为这一种科学方法，在实验室内应用了二三百年，并没有流弊，的确是一种可以建立起的最好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自己本身批评自己与纠正自己错误的作用。在试验以前，一切先要有假定。比如假定有甲、乙、丙三个条件，在这三个条件具备的时候，就产生丁、戊、己的结果；那么，我们就把甲、乙、丙三个条件设备起来，看是不是产生丁、戊、己。如果产生，就是对了；如果不产生，就是错了。这个方法是：自己批评自己，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随时修正，随时发明。所以科学方法根本的观念，不单是求知识，还可以处处发明和发现错误。发现错误与发明正确是同样重要的，是同样可以增加知识。求知与发明，和发现错误联合一贯，再看效果，就是实验的方法——科学的方法。这一种方法为什么二三百年来，不应用到所有精神的领域，所有道德、教育、政治、社会方面去呢?最重要的尤其是宗教、道德方面，为什么不应用呢?
要说明这个历史，就要回到方才所说的三个思想背景。杜威先生说：现在的民主社会，是没有阶级，而古代的社会是分阶级的。所以古代有劳心者，有劳力者；有统治者，有被统治者；有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古代社会分有阶层：因职业上、生活上的各种关系而分了阶层。因此，在新的科学出来以后，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危险的；认为如果这种思想推行广了，就要影响并且动摇社会的基本思想了；认为古久传下来的宗教、伦理、道德的思想都要动摇了；所以由于社会有阶层的关系，就使思想也分了区域。新的科学是没有方法驳倒的；新的化学、物理等知识一天天地加多，就得想出一个调和的办法，才可以使科学方法不影响到宗教、道德方面。这个就是分区而治。这是杜威从历史上看出来的。你们的新思想只能限于某一区域，不要到精神的领域来；不然，就要受统治者的制裁。结果大家为了避免统治者的干涉或宗教的审判，怕在火上被烧死，于是就愿意，只要你们让我们研究物理、化学，我就不来麻烦道德和宗教。道德、宗教方面也就表示只要你们不来麻烦道德、宗教，我们也就允许你们研究自然科学。你们研究的是物，我们研究的是心；我们分区而治，各不侵犯。所以在这个社会有阶层的情形下，思想在不知不觉中就分成了唯心和唯物两派。我们是物质的，你们是精神的；你们是形而上的，我们是形而下的，大家分区而治。
可是现在我们不同了。杜威先生说：现在到了民治时代；民主制度下是没有阶级的，没有阶层的。我们应该打破从前反映社会阶层的分区而治和各不侵犯的观念。要进到“下学而上达”的地步，要打破精神与物质的区划，打破心与物的分别。所以杜威根本的哲学，就是要反映无阶级的民主思想，没有心与物的区分，没有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方法只是一个；没有界限没有阶层。
三十多年前，杜威在日本讲学时，讲“哲学的改造”，说改造那是客气；实际上他要革命，要推翻二三百年来唯心唯物的划分。他说：古代思想的最大错误，就是没有懂得所谓“经验”(Experience)。从前的学者，把经验分成主观的和客观的。但真正讲起来，什么叫做经验呢?杜威先生曾经说：“经验就是生活。”生活是什么呢?“生活就是应付环境”。人生在这个物质的客观环境里面，就要对付这一个环境。对付它，就是我对物、物对我。这种对付环境的生活，就是经验。应付环境，不是敷衍，而是要天天接触环境来得到新的知识。应付环境就是时时刻刻，在增加新知识和新经验，新技能和新思想。人在这环境之中，时时刻刻免不了有困难发生。因为要解决这种困难，就引起了思想的捉摸与觉悟。因为思想的作用，就逼得你不仅是无意识地应付环境，而且应付环境的方法，其内容更加强更丰富了。新的知识与新的经验加上思考力的结果，应付环境觉得更满意了，格外成功了。所以经验是时时刻刻在增加应付将来新环境的力量。这就是与方才所说生物的进化一样，也是由一点一滴而来的。我们在那一点钟一分钟之中，今天这一部分人，应付这一个环境，需要某种的应付方法，还要有怎样的改善方法：这决不是笼统一下子可以得到的。人的知识、经验和生活，与生物的进化一样，是从一点一滴的解决问题，解决环境的困难而成的。我们看小姐们颈项上挂的珍珠是怎样来的呢?海里的老蚌，在张开蚌壳的时候，有沙粒跑了进去；因为它没有手，不能把沙粒拿掉，又感觉到剧痛，于是它就本能地应付环境，从自己身上分泌出一种汁液来包围，这粒沙慢慢地裹大了，久而久之，就成为一粒珍珠。这是老蚌本能的应付环境：没有知识，没有思想，很老实地不断的在应付环境，逐渐地分泌汁液，将沙粒包围，结果就成为珍珠。人类是所谓“万物之灵”，当然与蚌不同。在他遭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用思想，能够用过去的经验；祖宗积下来的和学校、社会以及书本中得到的经验、知识、学问，都可以活用，都可以拿来应付环境。所以杜威先生说：“教育是要人用知识、用思想的方法；用最好最稳当的方法来思想，来帮助经验，来控制和改善经验，使将来的经验比现在的经验更满意、更能够应付环境。”比起老蚌糊涂无知的、本能地应付环境，解决困难，我们人类是好得多了。因为我们有前人留下来的知识经验，学校给我们的知识经验，和三百多年来的科学家们给我们方法，帮助我们实验应付环境。我们所得到的结果，虽然没有像珍珠那样漂亮好看，但是照杜威先生的意思，这结果却是真的知识，却是活的经验，一点一滴都是珍珠。人的整个经验，一点一滴都是真理，都是宝贝。那宝贝是看不见的；但是在脑子里，在心灵里，一天一天地积累，就愈来愈灵活了。这个经验，就是教育。这种教育哲学，就是杜威先生的基本思想。
第二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