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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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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我讲演的时候,讲了一点杜威先生的根本哲学。他写的书很多,有好几十种,重要的也在十种以上,所以不容易一下子抓住一个扼要的地方。但是我上次曾经提出了他的三点背景。大家研究他的思想,就要从这三个假定的背景着手。第一,他是生长在美国北部福蒙特州的柏林顿城。那个地方是一个没有阶级,真正民主的社会,所以他的一切著作,差不多是很自然充满着民主的气息的;第二,三百年来的科学方法,尤其是科学实验室的方法,也是他当然的背景;第三,19世纪中叶以后,生物演化的思想,注重在一点一滴的演变,一点一滴的进步;而生物之所以演变,是由于应付环境;因为随着环境的需要,不能不改变。改变不是一下子天翻地覆的改变;往往起于很细小的改变,而后一点一滴地聚集多了,就有了适应环境的能力。能够适应环境的就能生存,不能适应环境的就毁灭了、淘汰了。这个观念在杜威先生思想里面也是很重要的。

看这三种背景,我们作他的学生的和研究他的学术的,觉得他的基本观念,可说是他的经验论。

在十多年前,有一次我去看他。那时他的一部新书叫做《经验与自然》的刚出版没多久。他很高兴地对我说:“现在有许多人说它新,三十年后就成了老东西了。因为大家都接受了这理论,就不觉得新奇了。”当时他对于自己的新书也不免得意。他那个“在现在是新的,三十年后大家就不觉得新奇了”的意思,至少我们作过他的学生的人觉得是很对的。

这几十年来,他所谓“经验”,就是我在上次讲演的后半段所讲的“经验论”,在他的方法论上和应用在教育上,确实是很基本的。综合起来说,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应付四周围的环境。对付环境,适应环境,控制环境,改造环境;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经验。这并不是18世纪到19世纪一些哲学家所谈的经验主义。从英国开始的所谓经验主义的哲学家,在那时也是受了二百年来自然科学的影响,所以他们反抗旧的哲学,提出一种经验论(Empiricism)。经验主义的说法,就是说一切人的知识都起于经验。而经验是什么呢?英国一派的经验论哲学家说,经验就是感觉,就是一个一个零碎的感觉。感觉影响直接的经验。这种说法太琐碎了。大陆上理性主义派(Rationalism)的哲学家,可以德国的莱布尼兹(Leibniz)为代表。他说:前一句话“一切知识起于经验”是对的;但是我要加半句话,“除了理智本身”。我承认一切知识起于经验。这句话怎样讲呢?就是零碎的经验感觉,还需要一个超经验的理智来统制它,来归纳它,使这些零碎感觉成为一个系统,起综合的作用。大陆上理性主义者要和经验主义对抗,在零碎的感觉之外,还得有一个理性或者理智。发扬这一派的就是德国的康德哲学。他承认经验,但是还要一个理性,纯粹理性作用的范畴。

理性里面有很多范畴;某种时间是个范畴,某种空间又是一个范畴。让这种理性范畴整理它,归纳它,管理它。这许多范畴就像桌子的许多抽屉一样;这样东西放到这个抽屉,那样东西放到那个抽屉,然后才可以真正了解它。这种心与物的观念,照杜威先生的看法,都是因为时代的关系。杜威先生说:新的科学不是一天起来的,是在过去三百年中一步一步起来的:第一步是17世纪,是新的天文学,新的数学;第二步是18世纪,是物理学化学的时代;到了第三个一百年——19世纪,才兴起来了生物的科学,包括地质学。杜威先生说,前一个时期的思想,把心和物分开,把琐碎的感觉和综合的理智分开了,都是由于各个时代的科学的关系。18世纪时期也还没有到19世纪后期生物学的时代;到了19世纪实验科学时代,可以说使我们对于经验很了解,对于一切生物活动的状态也了解了,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经验看法;就是生物的经验,尤其是高等动物的人类的经验,是不分阶级的,只是程度稍有不同。达尔文的书叫做《物种由来》,就是说并不是上帝忽然在一天的工夫把各种生物都造好了。各种生物都是有来源的。怎么来的呢?是一步一步演变来的。这个观念是新的。我们现在经过了三百年的实验科学,尤其是经过百多年的生物科学,我们应该了解当前我们人的大问题,是怎样对付外面环境的变迁,才可以使这些变迁朝着对于我们将来的活动有益的方向去。一切生物动物,都是这样的,都是要适应环境。但是人要不同一点。

人类的活动,全靠我们有知识、有思想;能够用知识和思想来管理环境,控制环境,改变环境,改造环境。什么叫“改造”?改造就是要使有害的势力,变成无害的势力;使无害的势力变成有利的势力。这种不断的生活就是经验。从物类到人类都是一样。不过人的思想智慧高,改造环境、应付环境的能力也就大些。这种观念,我们认为是杜威先生哲学的基本观念。他根据科学的实验方法,尤其根据近百多年的生物学的进步:由生物学进到生理学,由生理学进到心理学,从实验的心理学到儿童心理学、动物心理学、变态心理学(这些学科,当然难有一个严格的次序的):这都是使我们了解人类生活是怎样的。我们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可看出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适应环境。到了人类在这种适应环境的生活里面,人类的知识思想,都是很重要的,都变成很重要的工具。所以人同物类不同。人类能够充分地用这种自觉的思想作用,来指挥生活;能够运用人的这种能力,运用一切过去的经验,过去所得到的知识,来利用环境——征服它,统制它,支配它:使生活的内容格外丰富,使生活的能力格外自由发展,使生活的意味格外提高。这种思想经验作用,到了为人类运用时,杜威先生叫作“创造的智慧”。这种智慧,只有人才会有。而生活经验并不是琐碎的感觉,并不是感觉之外另有一个理智(或者叫作智力)来指挥的。主宰的乃是人的脑筋——人的身体的一部分,人本来有的官能,就是我们的神经系统,神经中枢,也就是脑子。这个神经中枢指挥的神经的作用,能够因为应付环境,而不断地努力,不断地改造,不断地进步,使创造的智慧加多。到了那个时候,就能够随时随地改造环境,应付环境。这时候,人的脑袋就够得上叫做“创造的智慧”。

杜威先生的基本观念,具体地说,是把经验用于哲学的各方面。他有很多著作。最重要而销路最广的,是《我们怎样思想》。在美国学校里,无论是中等学校或是大学,都拿这本书作教科书。在教育方法上、论理学和知识论上最有影响的,就是这本书。杜威先生说,“经验就是生活”。人的经验,就是充分运用思想的能力来应付环境,改造环境,使将来应付环境更好,更容易,更适当,更满意。所以杜威先生把基本观念用在思想上。当然,思想有简单的思想,复杂的思想,胡思乱想的思想,没有条理的思想,有条有理的思想。杜威先生以为有条理的思想的发生,大概可以分为五个步骤。这是他的一个很大地贡献,我现在简单地叙述一下。

第一步:思想的来源,或者说,思想的起点。思想不是悬空的。胡思乱想,不算思想。凡是真正有条理的思想,一定是有来源,有背景,有一个起点的。这个起点是什么呢?思想都起源于困难的问题。人生的动作碰了壁,碰了钉子,碰到一个困难的环境,行动发生了障碍,要想打破这个困难,因而才有思想。譬如呼吸:大家都要呼吸的,差不多是一个自动的动作,用不着思想的作用。但是有许多动作是没有那么自然自动,没有像呼吸、睡觉那么容易。真正的思想,是动作碰了壁才发生。比方我要找我的朋友张先生,我一个人走到三岔路口,不知是去第一条路、还是第二条路或者第三条路。这时候才想起:我是来过的么?找找看有什么记号使我可以找到路;或者路旁有一家戏园子,有一块广告牌,是绿色的或者是红色的:这时候才用思考。如果一直走去,就用不着思考了。杜威先生说:“凡是一个思想都起于一个三岔路口的境界;凡是一个思想都起于一个大的疑问号。”从前讲逻辑和知识论的,都比较容易错误,就是因为没有想到很简单的“一个思想起于三岔路口”这一句话。

第二步:认清困难障碍在那一点;把困难加以分析,知道困难究竟在那一点。我平常的活动为什么发生障碍?吃饭忽然吃不下,睡觉睡不着,或者头痛发烧:究竟困难在那一点?障碍是什么性质?有时候事情很简单:第一步和第二步就连在一块。不过复杂的问题,就要分为两步,如果第二步弄不清楚,下面的方法步骤就错了。普通问题要在三岔路口去找一条路走比较简单;但是有许多科学问题,如医学、物理学、化学的问题,都很复杂。在这些问题里,我们要小心地做这个第二步工作。

第三步叫作提示,或者称为暗示。凡遇到了三岔路口的问题,有大困难的时候,第三步就不是自动而是被动。你过去的知识、学问、经验,到今天都发生作用了!你的脑子里这边一个假设,那边一个假设。这些提示的东西哪里来的呢?都是不自觉地涌上来的。所以第三步往往是不自觉的。假如你没有学问知识和好的活的经验,看到三岔路口的问题,就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下手;没有主意,没有法子。如果你的知识是死的,学问是从书本上得来的,经验是贫乏的,那你还是没有主意,没有法子,看不出道理来。所以第三步是很重要的。不过,有时候有些人经验太多了,知识太丰富了,往往东一个意见,西一个意见,前一个意见,后一个意见:就要发生第四步。

第四步就是批评、评判;判断这许多提示,暗示当中,哪一个意见比较最能解决所碰到的困难问题。记得在我父亲的诗集子里面有一首诗,讲他在东三省吉林的时候,奉命办一件公事,连人带马都在大森林里迷失了路,三天三夜都没有方法走出来。这个问题就是思想,因为当前的行动发生了障碍。我父亲在诗里面就说他怎样想法子找路出去:有人爬到树上去看,只见四周茫茫无边的树木;在地上也找不出路来;也找不出牛马的蹄痕。这两个办法都不行。这时候,我父亲想到古书上讲过:在山林中迷了路时可以找水;跟着水去找,必定可以出山的。大家就四下去听;听到有水流的声音,果然找到了一条水;跟着水走,居然出险。他诗里面有一句“水必出山无可疑”,就是指的这回事。爬上树看,找牛马蹄痕,想了许多办法都走不出来。那时候知识中有一个知识“找水”。这是在许多提示中决定的一个解决困难的办法。所以这第四步工作,就是要判断许多提示当中,哪个最适于解决当前的困难。在许多主意中怎样批评判断哪个主意适用或不适用呢?这又得回到第一步去:感觉到需要思想,就是因为有困难问题。再认清楚了困难问题,看困难究竟在什么地方。再从推出来的许多暗示、意见当中,看看哪一条可以找出结果来。水是可以向山下流的,朝着它走可以得到一条出路:这个结论是不是可以解决当前的困难。拿这个困难作一个标准,作一个尺度,来量这些提出来的暗示,挑一个作假定的姑且的解决方案:这是第四步。不过这还是一个假设,还没有证实。

第五步是思想的最后一点,思想的终点,就是证实。要问提出来的这个假定的解决方案是不是可以解决困难问题?是不是满意?是不是最满意?要证实它!我刚才讲我父亲在吉林的这个“找水”的经验,就是证实。假如复杂的科学问题,有时候就需要假定应该有某种结果,我们要选择许多假定,使用人造的器械,人造的条件来试验它。所谓科学的实验,就是证实某种条件完备的时候,可以发生某种结果的假定。如某种条件完备而不发生某种结果,这个假定或理论就错了;要再来第二个,第三个……的假定,一直到最后可以得到证实为止。到了最后证实,这个思想才算解决了问题。结果是假设变成了真理,悬想变成满意适用的工具。这是思想的最后终点。

杜威先生的这种思想观念,对他的许多学生,无论在教育上,哲学上,都有了很大的影响。他的哲学特别注重在活的思想,创造的智慧;特别注重拿知识思想来解决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应付环境,改造环境。这种思想应用到各方面去,都可以发生很重要的效果。比方在逻辑(Logic)方面:杜威先生在八十岁的时候,出版了一本大著作《逻辑学》,它的副题目叫做“研求真理的理论”(A Theory of Inquiry);他以为逻辑不过是研求真理的方法的一种的理论。所以他的逻辑并不像从前的逻辑。从前的逻辑讲演绎法、归纳法、大前提、小前提、求同、求异、求互同互异:所谓形式的逻辑。这种逻辑完全是用在论证(proof)方面,变成一种论证的形式,所以杜威先生叫做“论理学”。这是形式的、论理的。比方说:凡人都会死,胡适之是一个人,胡适之当然是会死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形式的论证,不能引导出真理。从19世纪以后,哲学家注意到逻辑归纳法。杜威先生说:这也不行;思想的方法,不是形式的方法;人生要时时刻刻应付真的困难,活的问题,不能拘于刻板的形式。

思想的五个步骤,其实包括了归纳法和演绎法。比如我刚才讲的第一步和第二步就是归纳的方法:注重事实,从事实中找出困难,发现问题。第三个步骤是很多暗示涌上来,就好像许多大前提。照这个前提作会产生什么结果?从具体的事实得到一个结论。所以从第三步到第五步都是演绎法:凡是这样作的,必发生什么结果。试验的时候,有了A的现状,当然产生B的结果:凡是A都会产生B,看看A是不是会产生B!试验就是演绎。第四步就来批评思想提出来的假设;第五步就来证实它。在生活的活动上,证实或是实验室的证实方法都是演绎法。比方我父亲的诗“水必出山无可疑”:现在找到水看看是不是可以出山。这就是演绎法。所以人的思想是活的。在解决困难的时候,随时演绎,随时归纳;归纳之后有演绎,演绎之后有归纳。

杜威先生的逻辑,注重在思想的起点。思想必须以困难为起点;时时刻刻,思想都不能离开困难。这样思想才有效果。英国穆勒(JSMill)的逻辑学注重归纳。其实讲到真正的科学思想在作用活动的时候,并不是那种形式的归纳法所能应付。所有的归纳、演绎、三段论法,求同求异的方法,都不过是要证明某种思想是否错误,错误的时候可以用某种方法来矫正。所以杜威先生的逻辑也可以叫作实验的逻辑、工具的逻辑、历史的逻辑。“历史的逻辑”这个名词太不好解释;我也叫它作祖孙的逻辑。这种逻辑先注重来源;有来源,有出路,有归宿;根据人生,应付环境,改造环境,创造智慧。这种思想的方法,也可以说是一切科学的实验。真正科学实验室的方法,不完全是归纳,也不完全是演绎,而是时时刻刻有归纳、时时刻刻有演绎的。把形式去掉来解决问题;拿发生困难作来源,拿解决问题作归宿:这是新的逻辑。

最后,我感觉到胆怯,把杜威先生的哲学应用到知识论和教育学上。今天在座的有好几位都是教育专家,我实在不敢班门弄斧。所以只好简单地讲讲。他这种思想应用在知识论和教育学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从前的知识论者,往往分作内面的心和外面的物。所谓感觉和综合的理智,这是知识论里面很重要的部门。当时社会上分阶级:有劳心,有劳力;有君子,有小人;有资产阶级,有无产阶级;有统治者,有被统治者;有一种人看到没有法子参加许多社会的事,许多事都不在他们手里,就取悲观、旁观或乐天的态度。从前社会上这种分阶层的情形,就影响到哲学思想上。杜威先生以为,这都是历史的关系。因为那时科学发达还没有影响到整个哲学,哲学家还不能接受实验室的方法来改造他们的思想。杜威先生这一派,则整个接受三百年来的科学方法,尤其是近百年来生物科学的方法。所以他们的知识论是说:生物学和新的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实验心理学都指示我们,思想并不是有一个叫做理智(或者是心)的特殊官能;一切心理的作用,都是脑子。脑子就是如吴稚晖先生所说的“十万八千根神经”的中心(我们当然不能把这当作一个准确的数目字!)。神经系统使我们的心和身通力合作。这是新的心理学的贡献。外来的刺激,都是受神经系统的支配统制。外面碰到刺激的时候,它立刻发生反应发布命令来应付。这不但高等的动物这样,连最下等的动物也是这样。神经系统不但是主持应付环境的作用,还能够使前一次的经验在后一次的适应环境上发生重要的影响。前面成功了,后面的格外成功,格外满意。前一次的经验,影响后一次的活动;时时刻刻是新的。心就是身体里面的神经中枢。每次的生活经验能够把旧的经验改组一遍,作为后来活动的准备,使后来的活动比前次更满意。比如雕刻家每一刀下去都是活动;如果能够用心的话,后一刀自然比前一刀的雕刻要见进步。写字、绘画、作工,无论什么事,可以说都是这样。一笔有一笔的进步,一分有一分的进步,一寸有一寸的进步。有思想的生活,都是改善环境,改善我们自己作为后来更满意应付环境的准备。这就是步步思想,步步是知,步步是行。知是从行里得来,知就在行的里面;行也是从知里得来,行就是知的本身。知分不开行,行也分不开知。

这就是“知行合一”。生物学告诉我们,就是低等动物也有这种本能。拿老鼠来说罢:无论怎么难找的门,第一次找不到的时候,第二次再找;不断地试验,经验就可以叫它找到门。老鼠如此,狗和猫也如此。概括地说,下等的动物和人,对于应付环境的作用是一样的,目标是一致的,其中只有程度的高低。

从前的人说知识是超于经验在经验之外的,是一个“超然物外”的旁观者。杜威先生说:知识是智力,智力是一种参加战斗的工具,是一种作战的活动,不是一个超然物外的旁观者。从前讲知识论的人,往往离开了科学实验室,所以没有结果。如果他们用新的科学方法,就知道所谓知识论必须具有两个条件:

第一,教人怎样求得知识,教人怎样得到知识。我们知道,要求得真正知识,只有科学实验室的方法才有效果。这是第一点;还不够,还有第二点。

第二,教人如何证实所得的知识是否是真知识。凡是真正的知识论,必须要教人家怎样证实哪种知识是真的,哪种知识是假的。如果单教人求知识,而不教人家证实真假,那是不够的。

所以真正的知识论,必须根据新的科学方法,教人求知识,并证实知识的真假及其价值。

把知识论应用到教育上,就是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讲到教育学,我完全是外行。真正讲起来,我没有学过教育学。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院,当中只隔了一条一百二十号街。我们在研究院中的学生常彼此笑谈说:“他们在那边,我们在这边!”我差不多没有过过这条一百二十号街,所以对于教育学我完全是外行。不过现在并不是谈我的学问,而是替我的老师讲话。说错的地方,请各专家指教。

杜威先生的知识论用于教育哲学上,有所谓“教育就是生活,并不是生活的预备”,“教育是人生的经验的继续改造”。刚才我讲到知识论时,说人与物一样,他的应付环境就是生活;随时应付环境,改造环境,一点一滴继续不断地改造;经验本身也改造。这就是说,教育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当前的生活就是学校,就是教材。所以教育的目的和教育的历程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人的生活是经验,是继续不断地重新组织经验。刚才我讲的,写字时后一笔就是改善前一笔;雕刻时也是后一刀改善前一刀:这就是教育。所以生活是不断的,教育也是不断的。每种继续不断的经验,都是教育的功用。民主国家(杜威先生最相信民主主义)的教育,最低限度必须要做到两件事:

第一,用活的生活经验作教材,养成一个创造的智慧,以应付困难,解决困难,满意地解决困难,更满意地解决困难。教育应该使每个人都有一点创造的智慧。《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曾有了观音菩萨给他的三根救命的毫毛。创造的智慧,就是要每个人都有这三根救命的毫毛。

第二,就是要养成共同生活的合作习惯(Cooperation in activity)。杜威先生以为要做到这点,书本上的文字教育、记诵、教条,是不够的;只有把“生活就是教育,生活就是经验”这个原则拿到学校里去,才可以做得到。即使不能完全做到,至少也可以朝这个方向走。

关于教育方面,在师范学院里我不敢多讲。总括起来说,我用的名词好像很新,其实在六十多年前,詹姆士就说过,“实验主义不过是几种老法子的一个新名字”。这种思想所以能够站得住,能够觉得有根据,就是因为他并不完全是新的,还是根据人生的经验,合乎人生的经验。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先生的许多思想,并不完全是新的;他们有许多思想古代哲人也曾有过。

杜威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明了中国过去的一些思想,譬如教育方面:朱子的教育方法也有一部分是讲实验主义的。三百年前,中国北方起了一个“颜李学派”(颜元和他的学生李塨)。颜元的思想注重在动——行动、活动。他的斋名叫“习斋”,就是所谓“学而时习之”的意思。他说:学弹琴的,不是拿书本子学的,要天天弹,越弹才越有进步。这和我刚才所讲的“时时刻刻改善你的经验”意义很相近。我国古时关于教育的学说,像这种例子的很多。

最后我要讲两个故事。在北宋时,有一个禅宗和尚,名叫法演;他是与王安石、苏东坡同时代的人物,死于1104年。他讲禅理非常怪;第一个原则就是“不说破”,要你自已去找答案。弟子们若有人对他有质疑的,他不但不答复,还要打你一个嘴巴;假使再要问他,就把你赶出庙去。就好像说你在台湾师范学院不行了,要到广州师范学院、福州师范学院、江西师范学院一个一个地去跑。要你到每座名山自己去寻访,去募化。当时和尚出门不像我们现在可以坐飞机、乘轮船;既不能住旅馆,又不许住在人家家里;只有一根打狗的棍子,一个讨饭的碗和一双要换的草鞋。冬天受冷,夏天受热,受尽了风霜雨露;经历苦痛,增加经验。也许到了三年、五年、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年。在这个时间中,他或许偶然闻到了什么花香,听到了一声鸟鸣,或者村里人唱的小曲,豁然通了,悟了道。于是他朝老师那个方向叩头,感谢当年不说破的恩;他现在终于找到了。如果师傅那时候还在人世,他就一步一步地赶回去,眼里含着眼泪给师傅叩头谢恩。自己去找;自己经验丰富的时候,才得到一种觉悟。这种方法也可以说是实验主义。

有一天,这个法演和尚忽然问他的学生们说:“你们来学禅,我这里的禅像什么东西呢?我要讲一个故事来解释。”现在就借他讲的这个故事作为我两次讲演的结论。

有一个做贼的人,他是专门靠偷东西混饭吃的。有一天,他的小儿子对他说:“爸爸,你年纪大了,你不能去‘作工’了。我得养活你。现在请你教我一门行业,教我一种本事。”他爸爸说:“好!今天晚上跟我走!”到了晚上,老贼牵着小贼走到一个很高大的房子前,在墙上挖了一个大洞,两个人先后钻进去。等到两个人都到了屋子里,一看,见有一个大柜;老贼就用百宝钥匙把柜子打开了,要他的儿子爬进去。等他儿子进去以后,这个老贼就把柜子锁了,向外走去,口里一面喊:“捉贼呀!你们家里有贼啊!”他自己就跑回家去了。这一家人被他叫醒,起来一看,东西都没有丢,就是墙上有一个洞,正在感觉到怀疑的时候,柜子里的小贼还在低声说:“爸爸,怎么把我锁在柜子里呢?”后来他一想这不是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出去?”同时,他听到前面有人说话,他就学老鼠咬衣服的声音。于是前面太太听见了,就喊丫头赶快拿灯来看看柜子里的东西别被老鼠咬坏了。柜子的门刚一打开,小贼就冲出来,把丫头和蜡烛都推倒了,从墙洞里逃了出去。这家的人就跟在后面追。这个小贼一跑跑到了水池旁边,连忙拾一块大石头丢进水里去;追的人听到扑通一声,以为他跳水了。而他却另外换了一条小路跑回家去。这时候,老贼正在家里一边喝酒,一边等他的儿子。这个小贼就问他的爸爸说:“你怎么把我锁在柜子里呢?”老贼说:“你别说这些蠢话——你告诉我怎样出来的。”他的儿子就告诉他怎样学老鼠咬衣服,怎样丢石头。老贼听了以后。就对他的儿子说:“你已经学到行业了!”

本文为1952年12月3日、8日胡适在台湾省立

师范学院的演讲,原载1952年12月4日、9日台北《中央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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