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电影概观

2018-04-15 作者： 虞吉

一日本电影概观

（一） 日本电影的兴起

1899年这一年间，日本人渐渐开始由自己来摄制影片。Www.Pinwenba.Com 吧照相师柴田常吉自发地拍摄艺妓的舞蹈，胶片的洗印难题经过店员浅野四郎的苦心研究最终得以解决。日本电影企业先由“作坊形式”演变为日本活动照相股份有限公司（日活1912年）这样初具规模的大型企业，被后人尊为“日本电影之父”的牧野省三以《本能寺会战》、《菅原的车夫》等故事短片的拍摄，打造出雏形阶段的日本电影：历史传统题材、辩士的幕后解说、舞台戏剧式的幕表制度以及男扮女装的旦角等形态。这在电影艺术层面上显然是简单、粗糙的。

针对这种情况，新派人物归山教正、田中荣三等人成立了“电影艺术协会”，并发起“纯电影剧运动”。他们以西方国家的电影发展为借鉴，对日本电影的观念和创作进行了一次大力的提升和改造。归山教正是日本电影理论的创始人，他不仅和别人一起创办了《电影纪录》杂志，而且还写了《活动照相剧的创作和摄影法》一书。在这本书中，归山明确提出“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电影是和戏剧完全不同的，它的本质是通过胶片映出的形象的活动”等全新的观点。归山教正将他的理论主张转化为实践行动，于1918年拍摄了处女作《生的光辉》和《深山少女》。这两部影片是第一次采用国际技术制作的“纯电影剧”。以小山内薰为首的“松竹电影研究所”则是“纯电影剧运动”力量最为雄厚的大本营。这一团队有一批热爱电影的青年人：岛津保次郎、伊藤大辅、牛原虚彦、村田宪、小谷亨利等。他们在1921年拍摄了《问君知否》、《山中暮色》、《路上的灵魂》三部影片。这些电影革新者力求摆脱“新派剧”的影响，追求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早期日本电影的发展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

（二） 日本制片业的初步发展

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前期，日本电影业的格局基本上是由“日活”和“松竹”两大制片机构组成的。成立于1920年的“松竹”（全称松竹电影公司），自1924年由城户四郎担任蒲田制片厂厂长之后，着力开拓“现实题材”和“女性电影”两大题材领域。以原有的“小调电影”为风格基础，明确地将“抒情的美”作为蒲田总的创作风格。在城户四郎的主导下，“松竹”蒲田的导演五所平之助、岛津保次郎、成濑已喜男、清水宏、牛原虚彦、小津安二郎等人纷纷在各自精擅的领域内摄制出不少佳作来。牛原虚彦拍出了日本第一部体育片《陆上之王》和以青春成长为主题的“他”三部曲（《他和东京》、《他和田园》、《他和人生》）。五所平之助摄制了经典的“女性电影”《乡村姑娘》、《木偶姑娘》。而日后成为日本电影巨匠的小津安二郎，则以小市民的日常生活为素材，拍出了代表日本无声电影最高成就的《东京的合唱》、《虽然大学毕业了》、《生为第一次看到》等片。

“日活”在资深的老导演村田实的领导下，显现出硬朗的“男性电影”风格。从国外回来的森岩雄同村田实一起组织了诸如“星期五会”这样的题材规划会议。“日活”旗下人才济济，伊藤大辅、沟口健二、内田吐梦、田中荣山、阿部丰纷纷推出作品。沟口健二拍摄了《狂恋的女艺师》、《日本桥》等影片。阿部丰、田中荣山和沟口健二合作了《纸人在春天的私语》、《他周围的五个女人》。内田吐梦的《复仇选手》、《活的玩偶》等影片粗线条勾勒出“男性电影”的豪迈奔放。伊藤大辅的“剑戟片”主要讲述日本古代流浪武士行侠仗义的故事。伊藤大辅由于自己的独立公司“伊藤电影研究所”经营不善而导致失败，只得重新加入“日活”。他将失败的苦闷倾泻于“剑戟片”的创作之中，除《仆人》、《斩人斩马剑》、《幕府警备队的兴衰》之外，大型系列电影《忠次旅行记》（《甲州战斗》、《信州战斗》、《被捕》）是其最优秀之作。伊藤大辅发挥电影表现手段的独特功能，成功地塑造了武侠英雄忠次的形象。《忠次旅行记》因其浓厚的传统文化特色和娴熟的技巧运用，成为日本电影史上默片艺术的杰出代表。

在“松竹”和“日活”两大机构之外，“牧野制片社”、“衣笠电影联盟”等中小独立机构也有一些优秀作品。牧野正博拍摄的《崇祥寺马场》、《断头台》等都是描写底层生活困顿和宣扬抗争、侠义的“剑戟片”。衣笠贞之助的《十字路》、《疯狂的一页》等电影则明显受到欧洲艺术电影的影响，呈现出“表现主义”的色彩。

（三） 有声电影出现以后的日本电影制作

日本电影有声片的尝试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就已开始。20世纪30年代初（1931年），“松竹”和“日活”分别推出了五所平之助导演的《太太和妻子》与沟口健二导演的《故乡》两部有声片，反应均为良好。此后，“日活”的田坂具隆又创作了喜剧片《春天和少女》，把有声技术的运用提高了一个层次，而“松竹”也以衣笠贞之助的《忠臣谱》（上、下）实现了有声电影艺术质的跨越。

伴随着有声片的出现，一个新的电影大公司“东宝集团”——东宝电影公司在日本电影业的版图上渐显出来。“东宝”是一个新型的电影托拉斯。在森岩雄、佐生正三郎等人的主持下，“东宝”实施了“预算制度”、“制片人制度”，建立了完善的发行体系，极大地促进了电影企业的现代化进程，使得“东宝”成为继“松竹”、“日活”之后的又一大电影企业。成濑已喜男是“东宝”的主力导演。《愿妻如蔷薇》一片为他赢得1935年的《电影旬报》大奖，而《鹤八鹤次郎》等影片则标志成濑已喜男艺术上的成熟。1936年1月，“松竹”为适应有声片摄制搬迁至大船制片厂，“大船格调”遂取代“蒲田格调”，成为“松竹”的创作特色。五所平之助的《花篮之歌》，岛津保次郎的《隔壁的八重子》、《家庭会议》等影片将原有的“女性电影”和抒情风格发扬光大，而沟口健二，这位“松竹”卫星公司“第一电影社”的主力导演，则将“女性电影”的创作推向了巅峰。他的《爱怨峡》、《青楼姐妹》将女性悲剧命运的审视和男权社会中的种种不平相联系，在平实细腻的叙写中呈现了女性形象的光辉。小津安二郎仍迷恋他的“小市民日常生活”。他的“喜八故事集”（《浮草物语》、《千金小姐》、《东京的旅店》等），显现出高超的默片艺术造诣。“喜八故事集”主要关注的是温馨的家庭伦理亲情，而他的第一部有声片《独生子》（1936）则表达了母子之间爱恨交织的人生酸楚。

“日活”的影片产量和质量略有下滑，在“东宝”和“松竹”的挤压下步履维艰。这一情况随着根岸宽一入主多摩川新厂才有所改变，“日活”由此进入了“多摩川时代”，这首先应该归功于内田吐梦、田坂具隆和熊谷久虎三人。尤其是内田的《人生剧场》，这是部最有成就的电影作品。这部电影既有中国古调的慷慨悲歌，也有说唱曲艺情调的风俗人情。田坂具隆也拍摄出《五个侦察兵》、《路旁之石》等战争题材影片。

伊藤大辅、衣笠贞之助这两位历史剧影片大师陆续拍出很多的经典影片，伊藤的《丹下左膳》、衣笠的《妖魔雪之丞》都在商业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衣笠的《大阪夏之战》更是以宏大的战争场面和对政治人物相互倾轧的深刻描写，具备了史诗的气魄和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