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水浒传》是不是与其他中国古代小说一样在朝鲜士大夫和老百姓之间流传很广泛呢？我觉得，尽管现在大部分人认为《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在朝鲜的流传情形是一样的，但其中的确有值得商榷之处，我们先分析一下一部中国古代小说《水浒传》在朝鲜传播的具体过程。

5 《水浒传》在古代朝鲜的传播上与《三国演义》不同之一我们知道，朝鲜下层老百姓要想了解水浒故事，主要是通过口头传播方式，而口头传播的依据是译本，当然水浒故事只能通过懂汉文的朝鲜文人、士大夫们翻译介绍给老百姓。因此，文人和士大夫们在小说的传播环节中起着关键作用，他们的态度决定了水浒故事的传播范围。

实际上，朝鲜士大夫和文人对《水浒传》的内容其本执否定的态度，因此限制了它在民间的传播范围。朝鲜文人和士大夫虽然对《水浒传》的内容执否定态度，那么对其文辞表达，或艺术结构是什么态度呢？我觉得，他们对《水浒传》的态度具有矛盾性。对于《水浒传》的内容，经学家和理学家尖锐地批评了《水浒传》对民心的迷惑。要求政府把国内的“稗官杂书”“聚而焚之”，把从燕京买回“稗官杂书”之人“断以重律”，但是，大部分文人、士大夫们的观点都不是如此极端。一方面，他们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非常反对《水浒传》宣扬暴力造反的内容。另一方面，他们极为欣赏《水浒传》的文采。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李德懋（1741~1793）和许筠（1569~1618）。李德懋在《青庄馆全书》中写道：

余当闻明末流贼，多水浒传中强盗名字，是亦感激人心之一助哉，其写人情物态处，文心巧妙，可为小说之魁，合乎缘林董狐，然士大夫一向沉湎。

我对这段话从三个方面来考虑。首先，全盘的角度来看，他坚持批评的态度，在他的语气上看，还离不开封建时代统治阶层的观点，他说“明末流贼，多《水浒传》中强盗名字，……合乎绿林董狐”，这是否定其内容的态度；其次说“其写人情物态处，文心巧妙，可为小说之魁”，在艺术方面坚持很肯定的态度；最后，“然士大夫一向沉湎”，介绍传入朝鲜以后在文人、士大夫之间很流行的情况。其他古代朝鲜人的记录颇多出现对《水浒传》的褒贬，但大部分都不超越李德懋的三个观点。根据古代朝鲜人的有关记录，有李晚秀者“平生不知稗说为何书”，但他读了金圣叹批注的《水浒传》和《西厢记》后，才知道了“文字的变幻”，而有人把它们作为“文章机轴”，甚至李晚秀是在朝鲜正·纯朝做官作为文衡，可以想象到文人、士大夫对《水浒传》文辞方面的支持和欣赏。这表明了李德懋等一批士大夫对待《水浒传》的基本态度，通过文字记录，他们一方面批评《水浒传》对社会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又欣赏它的写作技巧以及构思的精彩，因而“士大夫一向沉湎”。可是我们把这句话从全盘的角度来看，他坚持批评的态度，在他的语气上看，一方面还离不开封建时代统治阶层的观点，一方面坚持欣赏《水浒传》的态度，所以他说“水浒传中强盗名字”、“可为小说之魁”。许筠也对《水浒传》持有不同的两个观点，他在《惺所覆瓿稿·十掌之故》中借用明代袁宏道的有关文字说：“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为逸传（典）”，他又借用田汝成的文字在该书卷十三写到：“《水浒》则奸骗技巧，皆不足训，……宜罗氏之三世哑也”。他对《水浒传》的观念上表露二重性的态度。但是他读《水浒传》达一百次后，写成在韩国第一部韩文小说《洪吉童传》。《洪吉童传》是许筠的代表作，也是朝鲜最早的韩文长篇小说，作品写洪吉童不堪忍受封建家庭的压迫（主要是嫡庶差别）出走，参加农民起义，因武艺高强，被推为首领，组织“活贫党”。他劫富济贫，反贪官污吏，与官府作对，后在海外建立一个“理想国”《中外文学系年要览》，陈志强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第299页。。可见他一直对父母和朝廷忠孝，他也一次受招安，他很像《水浒传》里的宋江形象。那么，一个对《水浒传》丝毫没有兴趣的文人怎么能读一百次后，模仿而写成另外一个作品呢？许筠的行为说明他很敬佩《水浒传》的文采，甚至有李晚秀者“平生不知稗书是何物”，但他读了金圣叹批注的《水浒传》和《西厢记》后，才知道了文字的变幻《林下笔记》，李裕元（1814~1888）。。因此完全推崇《水浒传》的人也不少。如沈（朝鲜正祖时人）在他的《松泉笔谭》写道：

按《西游记》、《水浒传》，文章机轴，稗书中大家数也。先辈或有发迹，于是书而成文章者云。

概括地说，朝鲜文人和士大夫对《水浒传》的内容和形式有着截然相反的看法，这就是导致了他们对《水浒传》态度的矛盾性。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对《水浒传》内容上的否定占了上风，此使得《水浒传》在朝鲜士大夫和文人中间虽有流传，但广大老百姓之间全然不一样。因为当时古代韩国人没有几本遗下来《水浒传》的译本，有关《水浒传》译本的记录也几乎没有（请参考后面附录一、二），证明这与《三国演义》流传的范围差距很大。那么，如果士大夫和文人与当时社会形势对《水浒传》的内容和形式都持有肯定的态度的话，他们就会像对待《三国演义》一样，将《水浒传》介绍给广大老百姓，使其广泛流传，但事实并非如此。士大夫和文人对水浒故事在下层老百姓之间传播没有起什么作用，其原因在于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水浒传》在朝鲜民间的传播并不像《三国演义》那样广泛。

6 《水浒传》在古代朝鲜的传播上与《三国演义》不同之二另外，文体上《水浒传》是白话体，《三国演义》是文言文，此也是所以《水浒传》在文人、士大夫之间没有《三国演义》广泛流行的客观原因之一。因为，传入中国小说的朝鲜第一桥梁是文人、士大夫，他们都是认识汉字的人，他们的认识和支持之下，从口头、翻译、翻刻、手抄等方式来传给下面之间流行。当时朝鲜士大夫比较熟悉文言文性质的文章，所以《水浒传》传入不久，连文人、士大夫受到还没习惯白话体《水浒传》中的有些语辞，传入朝鲜以后最先接受的文人、士大夫受到一些文字上的障碍，所以在朝鲜朝后期出版《水浒志语录》、《西游记语录》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他们阅读《西游记》、《水浒传》等白话文中国通俗小说以后，认识其“文字之变幻”而称赞为“文章机轴”。这种认识对后来的小说观念带来很大的变化，所以对朝鲜朝后期文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7 结语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相比较，两者在文采上各有所长。但前者的内容较易为统治阶级所赞。因此，朝鲜士大夫和文人积极推动《三国演义》的传播。这使得三国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而歌颂农民起义的《水浒传》就只能流传于某些士大夫中间，整修封建统治期间的情形基本如此。一直到韩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以后，才出现了一部可以算说韩国真正的《水浒传》的《林巨正传》。这部作品的内容和《水浒传》很像。作者洪命熹在历史人物林巨正《中国文学在朝鲜》，韦旭升，花城出版社，1990.3，第364页。（？~1562）造反事迹的基础上，模仿《水浒传》作了一些虚构而写成。这和当时的社会要求恰恰相合。所以我觉得文学作品是社会的产物，应社会的要求而产生，反映其社会，终于归属于其社会。

以上从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传播的情况下，分析而得到《水浒传》在韩国古代民间难以广泛流传的结论，事实上也有证据佐之。从下面附录一、二两则资料，大家知道，《水浒传》在韩国传播以后，翻印出来的版本连一本也没有。《水浒传》韩文翻译本也很少，其中最早出来的活字版译本是1913年，而在这之前，《三国演义》和有关故事的译本不少，有几十种。译本是老百姓接触中国小说的主要途径。译本很少，这说明这部小说在民间流传不广。因此，《水浒传》在民间并不像《三国演义》那样，一从引进韩国就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总的来说，《水浒传》在老百姓之间没什么广泛流行，其理由是文人、士大夫等当时统治阶层对《水浒传》的态度的二重性，《三国演义》的广泛流行很可能对《水浒传》的流行引起了一定的负面作用。其主要传播范围是部分士大夫之间，特别是两班阶层里面的部分疏外阶层则庶孽和中人阶层之间很流行《正始文程》中正祖的一文写到：“更有余意之搀及者，有才而等于蔑如，斋志而无以自炫，甘与草木同腐者，俗谓一名是已。俗识人伦之常，礼则反慕千里，不同俗之俗，自知征之莫混，则嗜看十七子发愤之谭。至于咳唾挥弄之味，而动相摸画，惚惚窃窃，鲜有能超然，耸拨于那里，斯亦朝廷之责，非渠之罪也。”可看，从许筠以后，再过一百七、八十年，《水浒传》还在庶孽之间很流行。于是正祖一边命令禁输唐板书，一边废止嫡庶差别制度。正祖以后，到十九世纪初受前代北学派的影响而开始很流行所谓委巷文学，是比士大夫下一层的中人阶层（医生、译官等）和庶孽、吏胥等组织‘诗社’等而展开文学活动的一种新的文学潮流。可推测在朝鲜后期《水浒传》等中国小说在中人阶层和庶孽、吏胥等疏外阶层之间更广泛流行。。许筠晚年主要交流的是沼阳江上的竹林七贤；朴应犀、徐羊甲、沈友英、李耕俊、朴致仁、朴致义、金庆孙等，他们很喜欢《水浒传》内容，“以其贼将别各占为外号”参见《泽堂杂著散录》。。许筠虽然不是庶孽，可是很同情他们而谋义造反，被发觉而同归于死，他们的行动和《洪吉童传》里的洪吉童的行动很有相似之处。在作品里描写洪吉童是庶孽，而被迫出走，洪吉童离家出走以后和《水浒传》里的宋江逼上梁山以后的形象也很有相似之处，这很能说明朝鲜的当时社会风气和《水浒传》、《洪吉童传》的关系，即是许筠、当时朝鲜社会形势、《水浒传》，就是作者、社会环境启发作用对出现韩国第一部韩文长篇小说《洪吉童传》提供必要充分条件，所以我在这里可以说虽然《水浒传》在韩国当时老百姓之间流行的范围不是很广，可是通过《洪吉童传》等受到《水浒传》的影响而写成的一些作品，在当时韩国作品创作或老百姓生活方面上，也间接地受到较大的影响。我前面提出为什么《水浒传》传入韩国要比《三国演义》迟得多的问题，那么这能不能算是回答呢？

最后，《水浒传》在韩国文人、士大夫之间很流行，但一般老百姓之间没有那么流行，其原因是内容、文体和当时朝鲜社会的感受和交流问题。《水浒传》在朝鲜受到和《三国演义》不同待遇，主要是前70回的内容不符合当时朝鲜统治阶层忠义为主的教化政策，所以未能在民间很广泛流行。在韩国1607年出现了受《水浒传》的影响而写成的韩国第一部韩文长篇小说《洪吉童传》，这部小说反映当时社会黑暗形势，反抗当时统治集团残酷压迫人民，可以说是所谓韩国社会小说中的“义贼”小说的开山之作。到了日占时期，洪命熹受《水浒传》的影响写了巨大规模的《林巨正传》（1928年11月21日—1937年12月12日连载于《朝鲜日报》），被称为韩国的《水浒传》。该书描写林巨正为首领的农民起义，反对贪官污吏，反抗朝廷的故事。它实际上描写历史上的事实来反映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鼓吹民族精神，激励义兵的出现。到了本世纪七十、八十年代，黄晳暎在《韩国日报》连载《张吉山传》，小说连载的时间十年之久，反映了七十、八十年代反抗独裁的精神。在历代义贼小说当中，我们把这三部作品称为韩国三大“义贼”小说。这三部小说都是受《水浒传》的影响而来的。所以《水浒传》非但在古代朝鲜，而且在现代韩国社会上颇有意义的作品。《水浒传》在文人、士大夫之间很流行，而在民间方面不太流行的原因，当然起因于其作品的内容带来的某些问题，我们在这里不讨论《水浒传》的思想内容的好坏，但是当时朝鲜社会上流阶层文人、士大夫以为《水浒传》是“诲盗”的作品。许筠在《水浒传》传入朝鲜后不久，受它的影响而写成《洪吉童传》以外，又参加推翻光海朝的活动，人家都以为这次活动是受《水浒传》的影响。因此，这种情况之下，无论是翻译这部小说，还是宣传、传播方面都有害怕之处，所以现在在韩国所看见的中国小说目录当中，连一本韩国刊印本也看不到，就翻译本来说1884年左右朝鲜朝廷组织译官们翻译近一百种中国小说时，才出来韩国第一个《水浒传》翻译本，这可以证明这种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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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韩国《中国学论丛》第六辑，作者为韩国东义大学教授)